罕见的中央军校扣式校长像章

　　在藏品交流会上，一张黄埔第10期学生（图一1)的半身照片格外引人注目，欣赏之余，笔者发现此照不同以往，学生除缝缀“军校、学生”圆牌领章外，第一钮扣竟然缀饰校长像章，而且是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登记证（图二)之“校长近影”为蓝本所制。“校长近影”是1932年校长着上将领衔军服半身免冠照。这一醒目细节，令笔者怦然心动，决心寻找校长像章一探究竟；因为只有找到实物，通过分析其工艺制作方法，才能弄明白校长像章是如何缀饰上去的。在收藏网搜寻数月，先后看到两种样式（正面相同，背面差异）校长像章。第一种：背面平整，配有别针，常见佩于左胸前；第二种：背面呈圆形空心，内配有环形插针。当时虽推断为后者，且不知佩法并无把握，但此种像章当下只见一枚，先买下再说。不久便收到卖家寄来的校长像章（图三)，此章为圆形，直径3厘米（大于铜钮扣直径），校长照（材质皮革）附着于章模表面，背面内配环形插针，由一根钢丝制成，插针部分是在边缘处弯成直状，环形部分卡在章模内可以转动。为了验证，又买来几枚民国军服铜扣，经反复试验悟得缀章方法，即先将军服铜扣系好，再将像章插针从铜扣根部孔中穿过并套在铜扣上成为一体，然后对镜正像（钢丝插针部分起固定作用，不致脱落，环形部分用手指可使像章左右转动，以达对镜正像目的）。藏界云：老照片是凝固的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无疑黄埔老照片及校长像章是研究黄埔校史的珍贵物证。

　　纪念周会 树立权威

　　中央军校政训处为了宣扬“以校长意志为统一意志”，别出心裁地制作了扣式校长像章，让学生缀饰于第一钮扣。这种崇拜心理的表现形式，其狂热度导致校程内外军政人员（图一2)纷纷效仿，直至发生西安事变后，此现象便消失了。这起因还要先从“总理纪念周”（注释①）说起。

　　中央军校每个星期一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一般由教育长或教育处长主持。蒋介石两次下野受挫之后，觉得要树立个人权威，必须借助“总理纪念周”这个平台，显现其领袖地位。所以，每当蒋介石在南京时，则不时举行扩大的“总理纪念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训话”的主要内容：一是表明他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坚决实行总理遗教，救国救民，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二是表明抗日的愿望，但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为现行的国民政府政策辩护；三是宣扬孔孟之道，以及“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新生活运动”等。在南京的党政军要人除林森外大都参加，有时陆军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察学校和其他军事专科学校也间或参加。“纪念周”除例行仪式外，还有汪精卫、孙科、戴传贤、冯玉祥等间或作专题的讲话。另外一些地方军政要员以被请到军校来训一次话为荣，像刘湘、何键都被请来军校训过话。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拉拢这些人，一方面也使学生见识一下大人物，也增加学生对校长的崇敬，因他们讲话必然是歌颂蒋介石的。有一次“纪念周”，蒋介石号召学生要熟读步兵操典，要像何部长（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一样能反复背诵，然后当场令何应钦背一两条给学生听，给学生造成印象是：只有像何部长一样顺从校长，自己才有前途。还有一次“纪念周”，教育长张治中正向学生训话，蒋介石突然从休息室里出来，张治中马上请蒋介石训话，蒋介石让张治中继续讲完，自己坐在椅子上，频频以手帕拭面，似乎很焦急。这是他才回南京，一下飞机就先赶往军校，以示他对军校学生的重视。

　　自黄埔军校创立之始，校长一职便由蒋介石长期担任，凡黄埔毕业生皆称他做“校长”。至1932年3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而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合作局面。此后，常按其当时职务称“蒋委员长”，委员长遂成为蒋介石最著名的称谓之一。1933年4月，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曾在意大利和德国住了一个时期。张学良看到德、意法西斯党徒对“领袖”表示敬意的立正做法，便想到中国也应该拥戴“领袖”，加以训治。张学良回国后在武汉任行营主任时，也作了规定：凡提到“蒋委员长”要立正。一次，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到武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纪念周”，看到这一情况，回南京后在军校的“纪念周”上说，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对“领袖”都有这样的表示，我们是校长的学生岂能落后。从此，军校就要求学生坐而言、起而行，做到书写“领袖”时，另起一行顶格写；听到称呼“领袖”时，站着要马上立正，坐着的要挺胸抬头。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领袖”的尊敬。除了蒋介石亲自参加的“纪念周”是全时间立正外，其他人训话的“纪念周”只在提到“校长”、“委员长”时才立正一次。当时讲话的人总是尽量避免提及蒋介石的名字。1930至1937年，蒋介石在军校训话达百次之多，通过反复灌输效忠“校长”的思想，确实使学生对他产生一定的崇敬。

　　心腹著书 崇蒋至尊

　　1929年5月，张治中接何应钦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日常工作。年余，张治中接到一封学生的信说：“我们快要毕业离校了，许久没有听到校长的教训，想于离校之前，对于校长伟大的人格和功绩，多知道一点，以为将来效法。这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意思，也是全校同学的切望。”为此，1932年10月7日，张治中在“总理纪念周”对本校全体官生讲了《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内容分引论、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怎样去拥护革命领袖、结论四部分。之后，又接了一封学生的信说：“学生对于《拥护革命领袖的要义》，很有领会，同时拟请将校长的言行，多多灌输给大家，以供大家效法。”张治中自接了这两封信之后，本来就想给大家一个答案。但是觉得有两种困难：一则，本校如有此种演讲，外面明瞭的人，知道是对学生讲述校长的言行，以便学生效法；不明瞭的人，或以为我们对于长官有什么用意，反而引起误会。再则，凡是描写或讲述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创造伟大功业的革命领袖的事迹，必须详悉他一生的言行，钜细靡遗，而且耳闻目睹，透彻明了，然后讲述得方不含糊，才无遗憾，这不是轻易做得到的。因此，他把这两封信搁置了许久，没有答复。不过，张治中认为这些来信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至诚希望，假如置之不答，心殊不安，便决定以《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注释②）为题目，将自己所知道校长人格上和修养上的十个要点：（一）富于情感、（二）善于培育、（三）勇于牺牲、（四）邃于哲理、（五）英明果断、（六）气度宏大、（七）厉行校训、（八）昭示国训、（九）知人善任、（十）律己惟严，在“纪念周”对本校全体官生试述一下，并举出一些事例：

　　（1）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总理在广州蒙难，那时校长正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广东，冒险登总理所乘的永丰军舰，侍总理侧，昼夜不倦，前后五十多天。所以总理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文里面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2）民国十四年第二次东征之时，有一次战事异常激烈，至夜未休。那晚，校长和一个俄国顾问暂住在一个小山之下，随侍的勤务兵，只带了一张毯子和一件风衣，别的都没有。夜间天气颇寒，校长和那俄国顾问就睡在山下。勤务兵看见校长穿的衣服不多，遂把风衣替校长盖上。但是，到了翌晨起来，这件风衣不是盖在校长身上，而是盖在顾问的身上了。因为校长恐怕顾问受寒，已将自己的风衣，盖在他的身上。这件事，是那俄国顾问亲自告诉我们，而且在一班俄国顾问中称颂不已。

　　（3）当民国十六年校长下野的时候，正是本校第5期学生由黄埔被调到南京来，南京本校还在筹备中。学生虽是毕了业，还有许多没有地方分发。我因在总司令部服务，所以对于学校事情没有过问。校长下野后，即刻回到奉化，临行匆促，不及顾虑到学校。及回到奉化之后，才想到关于学校的事情，没有指示办法，当即发一电报给何部长，另写一封信，叫鄷悌同志带来给我，叫我不要走，仍留南京维持学校。恰巧，鄷悌同志由沪来京，我已由京赴沪，因之两不相值。随后我接到校长电召，便即赴奉化谒见。校长见面后，首先就问：“学生怎样呀？”我说：“自校长离南京后，学生情况实在可怜，差不多等于无母之儿了！”校长听了这“无母之儿”的一句话，非常悲伤，当时几乎掉下眼泪来。

　　（4）校长对于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部下，都有培育的善法。官长有不勇敢的，在校长督率下，便能勇敢起来；学生有浪漫的、骄傲的、懒散的，在校长训练下，便能变成不浪漫，不骄傲，而且用功的良好学生。前几年有些学生犯了浪漫骄傲的毛病，一经校长注意矫正，风气为之一变；现在讲到浪漫骄傲的学生，就算很少很少的了。

　　（5）北伐期间，在攻武昌的时候，总司令部是设在李家桥火车上，指挥部设在南湖，校长在总攻击之前夕，要亲自到城墙的附近，向部下训话。当时有许多人和俄国顾问都劝阻说：总司令不须如此冒险，请就在车上指挥，不必亲自到火线上去，因为总司令是负全军总责，关系至大。校长不听，终归亲自到前线，对围城的部队说：“明天一点钟总攻击，你们一定要攻进武昌，假使明天攻不下来，你们不要见我，我也不愿再见你们。我今晚不走，就在此地等着。”

　　（6）攻击南昌之时，校长亲到前线，命令我们预备两点钟总攻。哪知突如其来的敌人从城的水闸冲出来，我们第5团适当其冲，因为没有十分预备，受了很大的牺牲。那时校长正在巡视部署，几乎为敌人所乘，实在危险之至！幸得他们是偷袭的性质，冲不破就退了。

　　（7）校长从前做了一幅对联，上联说：“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下联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这两句话不是凭空捏造，是根据很深奥的哲理而得来的。是根据什么哲理呢？就是牺牲小我而实现大我，牺牲个人的力量和生命，去改良全体人类的生活，延长全体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校长的革命人生观。据校长告诉我们，这种革命人生观，是从总理所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几句话领悟出来的。又有一副对联，是校长撰句，总理亲书的。上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是做事的方法；下联“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是修身的方法。关于做事与修身这两种方法，我们如能透彻领悟，如能彻底奉行，便能发展我们的才能，培养我们的德性了。

　　（8）民国十四年第二次东征成功之后，校长回到广州，看见当时情势，必须提师北伐，扩大革命势力，乃向军事委员会提案，准备北伐。但是，俄国总顾问吉善嘉将军不赞成。起初俄国总顾问本是加伦将军，那时已经换吉善嘉将军来做总顾问了，他在俄国地位比加伦将军还要高。吉善嘉将军说，彼时不应该北伐，如必欲北伐，就应该拿海轮把广东军队输送到北方，同国民军联合起来，再行进取。这是他所拟的计划。试问，那时哪有许多海轮送五万余的军队？而且在未北伐之前，除广东以外，各处口岸都非革命势力所能及，我们把这五万余人，送到什么地方登陆呢？他明知道这是不能行的计划，故意提出来，企图打消校长北伐的提议。那时，这位顾问势力很大，要是别人，定为其所阻挠，而不能竟其北伐之初心。但校长认定，那时是北伐最好机会，非北伐不能解决当前与将来的困难，革命事业亦必中途停顿，所以坚决要实行北伐，校长就勇敢地请俄国把他调回去，再派加伦将军回来。结局，举行了北伐。

　　（9）校长把用人的权衡看得很重，掌得很紧。他无论用什么人，绝对不许别人参加意见，绝对不许别人加以阻挠，你要是妄参意见，妄加阻挠，他立刻就要纠正你，甚至要斥责你。从前在黄埔的时候，组织教导团，无论营长连长，都是校长亲自选择委任。当时军制是采用三三制。教导团有个团长想自己选用几个人，他说：“营长位置重要，当然是校长自己委任了，但是连长，我想保荐几个，不知道校长意思如何，我且试一试。”到了后来，他保了九个连长，提请校长核委，结果，校长只圈了两个人，这个团长看到名单，非常高兴地说：“校长真是给我面子不小了。”又有一次，本校一学生充任团长，校长委任一个团附下去，本来这个团附是有些浪漫，而这个团长好胜心很切，他听人说这个团附不行，就拒绝团附不要他到差。后来被校长知道了，马上就把这个团长免职了。直到现在，校长用人权衡还是不许别人侵犯的。

　　（10）校长怎样严格律己呢？现在拿一二件小事来讲。校长每天早起用冷水洗脸，差不多数十年如一日。他常说，这就是他锻炼自己的恒心，保持自己的良好习惯。这便是严格律己的功夫。

　　再把校长日常生活习惯说一说。每天早晨，在天将亮或在天尚未亮的时候，他就起床了。起床以后，就开始办事，这时所办的事，都是很要用思想用脑筋的事。譬如：重要的电报，重要的文稿，都是在这个清爽的时候做的。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就吃早饭，但是吃得很少。早饭后，就会客，这时会的都是特别的客，或是主要干部有紧要事件来请示的，或是校长召来主要干部指示机宜的。到了十点钟以后，客会完了，就到中央党部或其他的地方去开会。十二点至一点，是午饭的时候。但是，在未吃午饭以前，假如没有会开，而有重要的客来，还是会的。不过这种情形很少，多半还是批阅重要的电报。重要的电报，总是随到随阅，随阅随复。比方：去年淞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早晨发的电报，下午两三点钟就可以得到他的复电。为什么这样快呢？因为重要电报，他看了以后，立刻自己起稿答复，所以很快。我们当他部下的人，接到校长的回电，哪一件稿子是他自己起的，哪一件稿子是他的秘书参谋拟的，我们一看都可以明白的。同时，我们遇到重要电报，也是自己起稿。大家都要记着：凡是重要文电，总宜自己起稿。因为自己起稿，来得快当，不致耽误时机。校长常常讲：我们军人最要紧的，就是时间。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你要迟一次时间，就要失掉一个机会。校长遇到重要文件，都是自己起稿，也就是这个道理。午饭以后，自一点至三点钟，是他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任何客是不会，任何事是不办的。但如真正遇到外面有会要开，也可破例一往。三点钟以后，如果没有会议，还是会客。这时会的客，大半都是部下的将领。要是没有客来，就看书报，或者临时批阅重要文件。下午六时左右，或在野外散步，或在街市巡查。他常常指责南京警察不好，军人服装不整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自己出去巡查看到的。可见校长在这个公余之暇，出去散步休息，尚含有重大的意义。吃晚饭，大概是在下午七点半钟左右，每星期至少有四五天是宴客的。这种宴客，并不是正式酒席，大概都因话没说完，利用晚饭的时候来谈谈。校长吃的饭菜非常简单，是人人都知道的。吃过晚饭以后，还是他的重要时间，或者看书，或者请到有专门学问的人研究，或者找到有特别见识的人谈话。直到十一点钟左右，才去就寝。校长日常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是很有秩序的，非遇特别事故，决不肯轻易改变。

　　1934年4月，值纪念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之际，张治中给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图四）作序以便付梓，戴传贤唯恐耽误，借机捧蒋，其序言：“总理一生阅人多少，为什么到得晚年，独从群众当中认出一个蒋先生。用尽平生之力扶植提携，保育鼓励，使他得成就近十年中的大事业。为什么断然把党国的重任，独放在蒋先生的肩头上。总理眼中所看出的，明明就是一个至至诚诚、行忠行孝的蒋先生。只这至诚是可以挑得起万斤担子。只这忠孝是可以托得住万人的性命。负担起千万年的历史，在电光石火中寻生活，不是至诚不息的铁汉，如何靠得住。我和蒋先生二十多年患难相共，我所认识的蒋先生只是如此。”此书一出，即被军事委员会颁令为军校学员生必修政治教程并面向社会，发行数以万计，一时洛阳纸贵。其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刘健群所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也被列入军校政治教程，推行蒋介石之训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以“一个政党（中国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为训练纲领。

　　注释：

　　①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议决公布《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对“纪念周”的组织、程序和纪律要求做出具体规定。其内容如下：“第一条、本会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特决定凡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一律于每周内举行纪念周一次。第二条、纪念周以每周之月曜日（星期一）上午九时至十二时行之，其每次之时间，以不超过一小时为度。关于上项之时刻，得因特别情形变更之。第三条、举行纪念周时，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以其所在地之最高长官为主席。第四条、纪念周之程序：（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四）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五）演说或政治报告；（六）礼成。第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仿党证式样，颁发手折，上印总理遗像、遗嘱、格言及本条例，俾资遵循。第六条、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第七条、凡中国国民党党员依据其职业或其它之关系，有应出席于某党部或某机关或某军部之纪念周者，须于纪念周举行以前齐集，并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第八条、本条例自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后公布之日施行。”

　　②张治中之《校长蒋先生之人格与修养》，一共讲了五次。引言及本论之第一、二、三各项系1932年11月8日讲；第四、五、六各项系12月2日讲；第七项系1933年1月30日讲；第八项系2月6日讲；第九、十各项及结论系2月20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