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射击比赛徽章

　　藏品拍卖会上标的成交后，常见几种情况，一是买受人为文博部门，经鉴定藏品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可作展品之用，就不再流通；二是买受人以收藏为乐，对藏品极为珍视而终不出售；三是买受人以投资为目的，持藏品待行情看好再出手，从中获利。

　　黄埔军校在大陆时期，本分各校都曾制作过冲压金属毕业纪念徽章，材料一般采用铜（黄铜、紫铜、红铜）、锌合金、铝等，其中因为铜最软，冲压出来的徽章，图案线条清晰，所以最适合制作徽章，故而铜压徽章的价格也是最高。锌合金徽章次之。毕业纪念徽章数量以学生多少而变化，抗战前学生总队一般只有一至两个，每总队千人左右，至抗战中一个期别学生总队高达30个。如此推算，毕业纪念徽章一期数量由千枚猛增3万之多，尽管岁月沧桑，但是民间还是有量存世，特殊徽章除外。

　　2014年夏，收藏网拍卖一枚黄埔军校徽章（图一ab），材质为黄铜，直径36MM，厚1.4MM。徽章上部有两行隶书“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射击比赛”12个繁体文字，以其敦厚雄放、不可犯之势，给人一种端庄凝重感。徽章中部为国民党党徽，其左右两支步枪对称，枪托之间为方形环靶，线条清晰，图案精美。此章古朴厚重，品相为佳，民间罕见。以徽章文字查黄埔校史，得知1938年1月，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奉命改称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裁撤。徽章具有标志（中央军校第四分校）、荣誉（射击比赛）、纪念（抗战时期）三大特征，为此，笔者曾参与竞拍，面对竞价一路飙升，无奈中间出局，失之交臂，以为无缘再见。孰料事隔两年，此章又在网店标价出售，良机不可错过，立刻与卖家商议收购之。

　　有关徽章考证一事，笔者还拜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的黄埔老人符国仟。符老1920年生人，今年96岁。符国仟原是泰国青年华侨，抗战爆发后，符国仟的父亲（当时泰国著名的爱国华侨）不顾妻子的反对，坚决送子归国，参加抗战。1939年，19岁的符国仟从泰国返回祖国，以泰国青年华侨的身份先入学兵营受训，期满如愿以偿考入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17期华侨总队（后改番号第26总队），成为一名黄埔军人。当笔者拿出徽章向符老请教，他认真看后兴奋地说：“我就是四分校毕业的，在校每次实弹射击试验成绩，都记录在《步兵射击手簿》上（图二abc），因为我射击成绩好，后来又选送特警训练班、谍报参谋班受训，结业后派到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当教官，主要讲授射击课目，督导学员打靶训练。”符老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握枪击发前，瞄靶必须精力集中，才能在‘人枪合一’的境界中，实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击发’的自然感觉。射击是我的强项，50米左右的移动目标，无论是老鼠还是小鸟都能一枪命中。虽然我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但遗憾的是未能奔赴战场亲自杀敌。”

　　中央军校第四分校记事

　　一、元老心系军校

　　林森是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国民党德高望重的元老之一，1932年元旦，他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此后国民政府虽多次改组，他都一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可谓位高权重。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极为关心中央军校教育。在中央军校同学录上常见其肖像及题词，如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同学录题词 “袍泽同赋”（图三）、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同学录题词 “矢志精忠”（图四a）、为第17期同学录题词：“共励忠勇”（图四b）及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题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题写校匾等。

　　1936年8月15日，蒋介石明令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即派第3路军总司令陈诚，第4路军副军长陈芝馨接收该校，并分任校主任、副主任。10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古稀之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不辞辛劳，亲临致训，强调抗战必胜。阅兵时，他乘坐美国福特敞篷轿车，主任陈诚、副主任陈芝馨等步行紧随车后，谦恭有加（图五）。全校学生全副武装，列队接受检阅。在队列前，林森座驾缓慢行进，阅兵指挥官发出敬礼口令，学生一致向林主席注目行持枪礼，场面隆重，振奋人心。

　　二、硝烟中的考场

　　1938年2月，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招考14期学生，考场设在广州市区中山大学附中。那时日寇已占领沪宁等重要城市，正窥伺华中、华南等地，抗战已步入艰苦阶段。据14期学生回忆：“广州市每天都有敌机来轰炸，市民惊惶万状。而我们的考场设在中山大学附中，位于市中心惠爱东路中山大学东北部，随时有受敌机轰炸的危险。在考试那天，敌机轰炸广州，我们在课室每答一道题，都受到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干扰，虽然心情非常紧张，但是同学们都能沉着坚持，直至考试完毕。之后，听从监考官命令，一出考场便赶紧跑回住地。”

　　14期学生在广州遭敌机轰炸中入伍，然后从广州水陆兼程开往广西桂平接受军事训练。一天上午10时许，有12架敌机轰炸桂平，所幸那天学生正在野外演习，但不幸的是总队部驻地桂平中学校舍被敌机炸成废墟，当时上校战术教官陈寿昌和几位生病同学及两位炊事员遇难。在追悼会上，总队长白兆琮眼泪盈眶，以沉痛的语调对同学们说：“从这次敌机的轰炸中，同学们亲眼看到敌人对我们军校同学是恨之入骨的，由此，可以认识我们同学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作用，否则，为什么凶恶的敌人千方百计想扼杀我们在摇篮之中！”接着，他又带领同学们高呼口号，要为“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同学报仇雪恨，化悲痛为力量，学好本领，早日上战场打败日本侵略者。

　　三、大家长殉职

　　校长蒋介石一向把用人的权力看得很重并掌得很紧，主官人事都是亲自选定不许别人干涉的。善以允文允武任用考察干部的方法，比如资历中凡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主任者，均可调任本校、分校、干训班主官及部队军师长。如徐培根任陆军大学校教育长；康泽历任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陈继承历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川鄂陕甘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李忍涛任中央军校特种兵干训班主任；江煌任中央军校总办公厅主任；范汉杰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刘仲荻历任中央军校第一分校主任、第23军军长；钟彬历任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青年军204师师长；李明灏历任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第97军军长；孙元良任第16兵团总司令等。

　　1938年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改称第四分校，陈诚兼任分校主任，因公务繁忙，实际主持校务工作为中将副主任陈芝馨（广东罗定人），因他廉洁奉公，为人正直，视官生如兄弟，誉称大家长。陈芝馨出身于保定军校6期步科，与邓演达、叶挺、顾祝同、郝梦龄、余汉谋、许志锐等为同期同学。其在南京任中央军校高教班第4期班主任时，500学员中有龙天武、刘玉章等人，此期学员毕业分掌军政要职，可谓桃李天下。日寇入侵，广州频受敌机轰炸，校舍大都被毁，分校乃奉命由广州燕塘迁至西江德庆、悦城、郁南及广西桂平等地施教，校部设于德庆。同年4月，陈芝馨到桂平14期7总队视察，他穿着一套淡黄色布料的军装，举止庄重，随从人不多。他一到总队部，就深入到两个大队去察看，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14期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中一些人是先到陕北延安，后才跑到这里来的……不管怎样，现在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抗战的目标而到军校来，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望诸位遵循校训‘亲爱精诚’，成为栋梁之材。”将军的讲话深受同学们的赞同。

　　陈芝馨每天都到练兵场检查学生们操练，只要发现学生动作不合操典规范，立即上前纠正，要求学生的动作一丝不苟，可见其治军之严。同时他还关心学生生活，查看校舍内务环境卫生，连伙房的膳食都要过问，真是无微不至。5月6日，陈芝馨奉命调任某军军长，乘军校电船由桂平赴广州第4路军总部，途经广东三水马口时，发生沉船事故，陈芝馨和校政治部主任邵令江等4人不幸遇难，陈芝馨当时42岁。噩耗传来，全校官生无不为失去爱戴的大家长而流泪惋惜。

　　四、独树华侨队

　　第四分校为开拓学生来源，为国储备人才，并鉴于海外侨胞青年子弟热爱祖国，同仇敌忾，但请缨无路，乃建议中央招考有志青年回国受训，请侨务委员会及战时驻东南亚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计招学生254人，成立华侨大队，以黄百强（黄埔3期，广东琼州人）为大队长。1940年奉命扩充华侨入伍生团，从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欧美各地，总共招收了1000余人。侨生中学识水准高低不齐，均一律由入伍生团接训，施以相当之普通学科教育，以期程度一致，升学后易于接受教育；黄百强升任代团长。旋改为第17期学生第26总队（亦称华侨总队），仍以黄百强任总队长，计有学生837人。1942年10月中旬，第17期第26总队学生毕业（图六）。该总队学生毕业之时，正值抗战中期，战争进行激烈之际，前线部队急需基层干部补充，大部分同学分发到各战区部队，在对日作战中，阵地的攻击，据点的争夺，夜间的奇袭，最后都是白刃相交，其壮烈牺牲的情景，令生者记忆犹新。

　　另有百余名同学被选送到贵州省息烽县，在以中央警官学校名义所设的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或息烽班），及四川省重庆市之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南训班）接受特种训练。结业后，大都潜入南洋各自侨居地，在日本占领区进行搜集情报、刺杀爆破活动。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次年，日军大肆南进，东南亚各地多为日军控制，这种深入虎穴的工作，必须胆大心细才可以担当，这批同学有些作了无名英雄，有些作了殉难的烈士。

　　华侨总队学生为数逾千人，抗战胜利后生还者仅200余人，大部分沙场洒血捐躯，表现了黄埔军人的本色及华侨爱国的情操，成为抗战史上的英雄。

　　五、空降黄埔生

　　国民政府为储备华侨优秀青年军官，以备与盟军配合在东南亚南洋各地机动作战。17期华侨总队部分毕业生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罗致，奉召至四川重庆之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南训班），接受南洋敌情之研究，结业后随即分发到印度。盟军统帅蒙巴顿将军深知侨生受黄埔精神之感召，英勇牺牲之奋斗意志至为坚强，而且对南洋概况熟悉，所以派侨生入中英军事特别训练班继续受训，在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及锡兰科伦坡等地，进行空降跳伞、划船潜水、森林作战、枪炮射击、电讯情报、刺杀爆破训练及各种技能知识学习。经过半年严格特别训练后，即分派各敌占区从事特殊任务。

　　1943年，泰国已被日军占领，泰国人民亦成立了自由泰人运动，坚决抗日救国。自由泰人重要人物由国外先后潜返泰国，从事敌后地下工作。盟军为准备尔后军事战略行动的配合，首次以空降方式，特派一组情报人员空降泰国，该组全为泰国华侨之黄埔军校华侨总队学生，即云刚、吴瑜、林剑鸿、何成彤、文汉武5位上尉组员。至于空降的地点却是极大的关键，因为是第一次空降，地面又没有接应人员，一切得靠组员自己的判断与运气，行动是冒险的。而他们是黄埔军人，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任何危险早已置之度外。经几番考虑后，决定将降落地点选在位于湄南河下游西岸之曼谷郊区吞武里府打粦仓车站附近。该地河流纵横，必要时可利用水路逃遁，如空降顺利，则可沿火车路线潜入曼谷市区。他们每人带有手枪一支，子弹数十发，万余铢泰币，此外还有约10铢重碎金缚在身上，并有伪造的身份证，穿着当时曼谷普通市民的衣服。那夜适值下弦月，月光微弱，盟军特派遣空军B-24轰炸机一小队在曼谷市区施行猛烈轰炸，借以分散敌人对空降的注意力。同时，另有一架B-24轰炸机载着5位组员从印度经西太平洋到目的地降落，空降时间是在晚上9时许，降落次序是云刚第一名，接着是吴瑜、林剑鸿、何成彤，最后一位是文汉武，至于电报机则于各人降落后随着降落。

　　他们甫抵地面，尚未来得及集合，便遭到地面敌人围攻，密集的机关枪、步枪声响成一片，间或还有手枪还击声。当时有几个敌人朝吴瑜开枪，他以手枪还击，并利用地形掩护拼命向前急奔，约两小时后，才听不到后面的枪声。这时横在吴瑜前头的是一条小河，正在思索如何渡河之际，发现远处有一条小船，船上一个渔夫模样的中年汉子正在捕鱼，吴瑜隐蔽在岸边等那小船靠近时，便叫渔夫将船靠岸，看样子他还不知道几小时前空降所发生枪战的事。交谈之下，知道此河可到距离较近的打粦仓火车站，早上6时有一班火车经过，直通曼谷莲火车站（位于呑府）。吴瑜跳上小船叫渔夫将船划向打粦仓火车站，如果在天亮之前未能逃离出事地点，则必定被敌人发现行踪，无法逃脱险境，便以手枪指着他说：“服从我的命令，卖力划船会多给你酬劳，送我上岸以后立刻远离。”上岸后，目送渔夫划着小船远去，才转身到车站买票上车。幸好车厢内十分拥挤，虽然日本宪兵到处巡查，亦未发现吴瑜异样。在火车上乘客议论纷纷说：“昨夜从盟军飞机空降5人，其中两人当场阵亡，两人重伤被捕，只一人逃脱，正在到处搜查追捕。”吴瑜闻言如雷轰顶，顿感悲伤，难过极了。为了不暴露自己，即刻找上一位行李较多且带两位小孩的泰妇，和她攀谈起来，并买些零食给小孩。从打粦仓车站到曼谷莲火车站，中间仅三四站，约早上9时许，火车到达曼谷莲车站，吴瑜替那位妇人抱小孩、提行李，在两排虎视眈眈的日本宪兵眼皮底下通过，登上渡轮到塔拍赞码头上岸进入曼谷市区。在茫茫的曼谷人海中，寻找住宿是一大问题，倘不谨慎被日军宪兵发现，肯定会遭毒手。若投宿旅店将更不安全，所有旅店早已布满日军宪兵与汉奸和泰奸，轮番盘查过往旅客，搜捕空降逃脱人。吴瑜在此险境下，只好先买票躲进电影院找地方歇脚睡觉，待天黑便转去妓院“打茶围”，以一位有私人寓所的独身妓女为对象，假称自己是泰南技师来曼谷公干，要待上一两个星期，因而想找个游伴。就这样，足智多谋的吴瑜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住宿地方。十日有余，吴瑜与自由泰人取得联络，这才知道当时牺牲的是林剑鸿和何成彤同学，被捕的是云刚和文汉武同学，嗣后他俩被自由泰人暗中营救脱险。吴瑜完成任务后，亦在自由泰人协助下返国报到。

　　华侨总队先后来泰进行敌后工作诸同学，除由泰国廊开带自由泰人成员经寮国（老挝）永珍（万象）、云南十二（西双）版纳回到车里（景洪）飞机场，往返数次外，尚在泰国北榄坡府大湖边设置临时空降接应场地，除联络当地区长、保长卫护外，并在地上设明显目标，使空降人员能获正确着落和安全保障。

图二a 中央军校步兵射击手簿

图二b-中央军校射击手簿

图二c-中央军校射击手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