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抗战期间在黔办学二三事

　　四分校原为广州分校，是在广州燕塘地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1927年，因黄埔军校官生日聚，校址偏小，于是在广州燕塘训练军校第7期入伍生，后粤系军阀陈济堂设教导队于此，再扩充教导队为第1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不久易名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7年，时为第4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接管该校，自任校长。同年秋，中央命令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蒋介石令陈诚、陈芝馨分任正、副主任，并于8月15日正式接收，10月12日正式开学。1938年1月，广州分校奉命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址也先后由广州迁往德庆、桂平，再迁广西宜山，后迁贵州三合、独山，最后迁往贵州湄潭办学一年，直至1945年底奉命裁撤。陈诚辞去四分校主任后，由韩汉英继任至分校裁撤，副主任则后由谢婴白、陈联壁、张振镛先后担任。

　　1940年初，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日军继续向西、向北进犯，在广西宜山的四分校全体师生，在校主任韩汉英的率领下，与时在桂林办学的六分校全体官生编为第160军，赴广西红水河忻城一带对日作战。完成昆仑关战役作战任务后，四分校全体师生不得不再次面临迁址。因此，1939年至1940年冬春之际，四分校由宜山迁址贵州,历经数次迁址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开始了在贵州长达6年的办学历程，先后在三合(后为三都)、独山、湄潭等地办学，以独山办学时间最久达5年时间，于抗战胜利后在黔北湄潭裁撤。在黔期间,共招收第17期(第8、9、23、24、26总队)、第18期(独立4大队)、第19期(第8、9总队)学生,还招收军官训练班、政训研究班、战术研究班、重兵器训练班、经理人员训练班、司书特务长训练班等。军校在黔期间共培养毕业生近万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基层军官。

　　时值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黄埔军校同学会开展《黄埔军校分校概览》项目编撰工作，因承担搜集撰写贵州时期的四分校概况的工作任务，笔者查询了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曾就读四分校的健在黄埔同学，对四分校抗战期间在贵州的办学情况有了较明确的了解，也搜集到部分难得的历史资料。其中，既有反映抗战期间四分校在黔办学艰难历程的史料，也有体现四分校贵州时期办学特点的轶事。当时的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同时又曾是抗战一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与黄埔军校结缘。为展示和回顾四分校在黔办学的情况，现将其中突出的几个事例概述如下。

　　刈茅伐木垒土，师生自建校舍

　　初到贵州办学的四分校,几乎是白手起家。军校经过数次迁址,设备散落殆尽,加上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初到贵州的四分校，办学条件几乎一片空白，尤其严重缺乏校舍等硬件设施。

　　进入黔境后，四分校或借助民舍办学，或就地取材，发挥师生自身力量修建校舍。于是，初到黔南的四分校师生，首要任务就是自建营房校舍。由于师生来自各地,动手能力强,其中还有不少当过木匠、泥水匠,于是全体总动员,大家动手开荒,先平整河滩、荒地,用田土烧制成砖,再拌以稀泥、牛粪等砌成墙,或直接用土夯墙,就近到山上伐松木、杉木和割茅草编织屋顶,凭肩挑背扛手筑,历经数月艰辛劳动,硬是在独山县城东北郊的铜鼓井,独山县基长镇,平塘县,三都县的大河、丰乐等地建成了校本部办公楼、各总队部、校舍、营房、饭厅、伙房、厕所、洗澡间等。虽然多是土墙草房,亦有少数木板青瓦房,但军校环境已有了很大改观。此外,还修建了操场,自制和安装了木马、单双杠等运动训练器械。军校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和训练，均有了初步保障。其间,军校学生专门开辟了一条从校本部铜鼓井直通独山县城的公路,取名“黄埔路”并保存至今。同时，还贯通了校本部到总队部、大队部和队伍之间的道路。

　　1940年6月，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等到独山参加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对四分校师生自力更生办校的事迹表示赞赏。同年，苏联军事顾问团由军训部人员陪同到独山参访，对中央军校四分校在贵州大山深处有如此美好的校舍亦大为赞叹，对军校受训的爱国青年亲自动手修建校舍之举深表敬佩。

　　招收海外青年，成立华侨总队

　　分校迁驻贵州独山之后，一方面，招生地区缩小，生源减少。另一方面，广大海外侨胞青年子弟热爱祖国，同仇敌忾，纷纷请缨回国抗日救国。于是，为拓展学生来源，为国储备人才，四分校建议中央招考侨生，鼓励有志青年回国受训，并请侨务委员会及战时驻东南亚各国领事馆负责招生。

　　学校先期计划招学生254人，并于1940至1941年初，从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欧美各地招生，成立华侨大队，接受入伍生教育，并以黄百强（黄埔3期）为大队长。随后，分校奉命扩充为华侨入伍生团，以黄百强任代团长。入伍期满后，华侨入伍生团改为中央军校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计学生1000余人，少将总队长黄百强，副总队长丁希孔上校，政训室主任孙洁黄上校。后来为了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1941年又将华侨总队改称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17期26总队，仍以黄百强为总队长。

　　1942年10月中旬，第17期26总队（华侨总队）与23、24总队毕业。当时，正值抗战中期，战事激烈，部队急需干部补充，于是，大部分同学分发到陆军各野战部队，马上投入到抗战战场。另有约200名同学被选到贵州息烽所设的训练班接受特种训练，期满后大都潜入南洋各自侨居地去做敌后工作，在东南亚各地为抗战流血流汗，做出贡献。此后，分校继续在第18、19期中招收侨生。

　　招收侨生这一工作，成为在黔办学的四分校招生的一大特色，为广大有志抗日报国的海外侨胞青年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也成就了侨生就读黄埔军校、请缨报国的一段佳话。

　　行走在黔山深处的

　　一支特别运粮队伍

　　四分校迁驻贵州期间，因适逢抗战攻坚阶段，加上地处山区，物资匮乏，军校学生生活相当艰苦。军校学生常年打绑腿、穿草鞋，衣单被薄。学生一日两餐，定量吃饭，每人每天24两（相当于750克），清汤寡水且品种少，仅有黄豆芽、土豆、冬瓜、西红柿等。用餐时6人一桌，铁皮盒盛菜，几筷子后便盒底朝天，学生们只得用墨水瓶装了食盐、辣椒粉代菜。只有月底伙食结余，才能偶有猪肉改善。

　　尽管粮食定量供应，但军校也常常出现缺粮的状况，只得到各地调拨、借用粮食。当时交通不便，多地公路不通，调拨粮食的地方又远，因此，军校学生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又要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远的上司、下司、三合（三都）、平塘等地搬运粮食。于是，军校每隔一段时间，便组织学生步行运粮。由于缺少运粮工具，学生便自创运粮器具，把裤子脱下，用裤腿当米袋装上粮食，将裤子两端打上结后挎在肩上，便成了当时军校学生自创且实用的运粮工具。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在黔山深处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便常常出现一支肩扛黄色“裤腿米袋”行走的特别运粮队伍。这一奇特的风景，常被亲历四分校生活的学生忆起，也成为抗战艰难时期四分校师生在黔生活的生动写照。

　　《新军日报》与“攻心剧团”

　　四分校在黔办学时，曾设立特别党部综理全校党务活动（宣传、组织）及文娱活动等事宜。机构下设新军日报社、励志社两个机构主持宣传和文娱、体育活动事宜。在贵州办学期间，励志社曾在1941年双十节（或其他节日）演出《魔窟》等剧。《新军日报》则由军校国文教官丘良任、林运铭、王燮君、邱梦彤、汪静之等担任编辑，刊载军校教育、训练的要求和情况、宣传为国抗战的文章，还刊发学生诗歌等作品，刊印后发各队学生传阅。这份军校内部刊物，对于当时条件艰苦的军校学生，的确是难得的读物。

　　如果说《新军日报》是当时四分校师生难得的学习宣传刊物，那么第17期23总队自创的“攻心剧团”，则成为学生艰苦学习训练之余的调节剂，并享誉校内外。当时，校本部设在独山城东北郊的铜鼓井，第17期23总队驻独山基长镇（独山县城南约20公里），该总队学生自发建成了“攻心剧团”，剧团由各队爱好文娱活动并有一定基础的同学组成。由于总队官佐勤务人员多为广东籍，因此主要有粤剧和京剧两个剧种。每逢假日庆典活动，剧团就在基长镇演出，成为当地军民共乐的大喜事，有时也到独山县城演出。演出剧目有《追韩信》《徐策跑城》《四郎探母》《三岔口》《打渔杀家》《九更天》等。“攻心剧团”的创建和演出活动的开展，丰富和调剂了军校学生的业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