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征战几人回——忆北伐

　　张治中记述“从广州到武汉”

　　1925年东征胜利以后，回师广州讨平杨、刘，已经把广东的反革命势力肃清，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继此而后，便是出师北伐。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组织完成，蒋介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为第1军军长，谭延闿为第2军军长，朱培德为第3军军长，李济深为第4军军长，李福林为第5军军长，程潜为第6军军长，李宗仁为第7军军长，唐生智为第8军军长。那时蒋急于成立总司令部，要我暂时担任副官长一职，并且把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交给我们副官处。蒋的意思，本来是要我带兵的，副官长原定张群，因为当时张群在上海，所以蒋要我暂时代理，将来还是由张担任。哪里知道，一直打到武汉，张群始终没有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是一个崭新庞大的机构，关于整个机构的组织工作，都是交给我商同各处办理的。虽然这是一个繁重事务，但为着北伐，我兴奋地参加负起责任来。

　　北伐誓师的日子定了7月9日。当举行这一个盛大的空前的典礼时，蒋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是在总司令就职的宣言里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如我全国军人，有能以救国爱民为职责，不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者，中正必视为革命之友军；如能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者，中正尤引为吾党之同志，决无南北界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若有依恃武力，甘冒不韪，谋危我革命根据地，抗犯我各省国民革命军，乐为帝国主义者效忠，不惜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则必将为全国人民之公敌，誓当摧陷而廓清之！”

　　这一天，蒋以总司令的地位又发表了誓师词，激励三军牺牲奋斗。

　　蒋就职誓师以后，先命驻在衡阳的唐生智发动最初的进攻，打下了长沙。7月27日，蒋命李济深留守广州，他就率领各军出发，乘粤汉南段车到韶关，8月10日到衡阳，12日到达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总攻。

　　北伐军进展神速，9月7日（有说5日、6日）克汉阳、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11月10日克南昌（有说8日、9日）；至第二年——1927年2月中旬克杭州，3月中旬（应为下旬）克上海、南京。于是建都南京。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苏联顾问记述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

　　国民革命军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北伐的：气候酷热，霍乱猖獗。加上道路——灌满水的稻田中的狭窄小路——非常泥泞难走。

　　北伐是1926年7月9日正式开始的，可是早在5月20日,第7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湘粤边界。第4军于6月11日接到出发指示，7月3日就已经通过了铁路的最后一站——韶关。

　　7月12日，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说：“如果最近一周内广州军和唐生智联合起来确实占领了长沙和长沙以北湖南全省，那么在这里、在北方将产生异常巨大的后果，这将是对吴佩孚新的沉重打击，可能使吴佩孚全军覆没。”

　　7月9、10日，第4军的部队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在醴陵、株洲地区粉碎了大批敌军，缴获步枪5000支、炮18门、机枪64挺、重机枪5挺，在当时这些战利品是很不少了。胜利后，第4军在醴陵集结。尽管取得了巨大胜利，第4军的顾问戈列夫仍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指出战役中的薄弱方面：对撤退的军阀部队没有组织追击；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力量，认为敌人在醴陵有可观的预备队；像往常一样，缺乏周密的侦察。

　　叶挺的那个共产党的团在战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个团在夜袭中拿下了株洲，然后又出其不意地从西边进攻，占领了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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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军的顾问戈列夫对战役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的主张是，8月19日以该军右翼攻打平江，由第10师担任主攻。叶挺独立团应把敌人牵制在汨罗江南的据点上。

　　第10师同防守汨罗江北岸的军阀部队两个营纠缠了3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叶挺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有力地牵制住了敌人（为增援该团又调去了两个营）。此后，叶挺把一支小部队留下来对抗敌军据点，自己率主力在平江城东渡过河，从北面绕过城，进入了团山地区。独立团会同已到达的第10师各部队和从西面绕过平江的第36团，包围了敌军，俘虏敌军士兵6000多名。由于第12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团长的指挥艺术和主动精神，汨罗江上的战斗取得了胜利。

　　第4军继续进攻时，遇到了拼死的抵抗。这时，第7军没有在西北方发动进攻，反而缓慢地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向北穿过九岭山支脉，希望在第4军前头占领汀泗桥。孙传芳在江西突然开始令人怀疑地调动部队，这牵制了第6军的注意力，因而不可能加以支援。8月26日，第4军在汀泗桥孤军奋战。

　　多次的白刃冲锋造成了重大伤亡。例如，第12师的一个营伤亡一半。但战绩也是辉煌的。在汀泗桥作战的敌军有9至11个团，计1万至1.1万人，其中仓皇撤退的敌军只有三分之一。有2000多名士兵或跑散了，或溺死湖中。第4军缴获了步枪4000支和其他战利品。国民革命军的两个团（内有叶挺独立团）在追击吴军时，占领了咸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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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昌城下，指挥部同湘军第3师的一个团长取得了“相互谅解”，并答应反正后给他旅长衔。敌人应当在10月10日打开南门，但是结果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看来是由于在门口构筑了坚固的街垒，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然而，该段城墙的守卫者允许第4军一个团爬云梯进武昌城，其他分队便随他们之后冲进城去，有爬梯子翻过城墙的，有通过打开的要塞大门冲进去的。

　　第4军和第8军遇到了相当顽强的抵抗。第4军的行动十分坚决有力，比第8军主动得多，甚至完成了第8军的部分任务。

　　于是，华中最强大的要塞攻克了。国民革命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步枪1万至1.1万支、机枪30至40挺、炮10至20门。战利品的75%～80%归了第4军。那时要准确确定战利品的数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军官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对缴获的武器弹药或者闭口不提，或者缩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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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给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由于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在军队中获得了可靠的声望。但是中国共产党充其量只控制了著名的叶挺团。作为国民革命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北上的正是这个团。

　　叶挺5月19日离开广州，其任务是掩护军队的集结，并从江西方面掩护第8军的右翼。该团有2000人，其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和支持共产党员的革命青年。不久，在江口——渌田——黄茅铺地区，吴佩孚的4个团向第8军各部队发起进攻。第8军抵挡不住，开始溃逃。唐生智发出急电，请求立即给予援助。叶挺团向前猛扑，于7月2日在一场遭遇战中击溃了敌人。这实际上就是北伐的开始。

　　宋希濂记述“出师北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令军队伙同上海流氓袭击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屠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公开背叛革命后，紧接着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与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到7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议与共产党分裂，遂使“第一次国内革命”宣告失败。汪等反共后，坚持其正统地位，与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对立，到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重要军事会议，蒋提出对武汉用兵，暂停北伐，白崇禧则力持异议，坚主与武汉和解，继续北伐。争论正激烈，蒋忿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暂时离开一下也好。”蒋问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遂愤而去职，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奉化去了。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先是国民革命军的势力进到江苏浙江地区后，蒋介石便迅即扩充他的军事势力，下令成立7个补充团，所有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学生，当时有关麟徵、李园、刘保定等。蒋介石那时向外国购买了一批武器，主要是步枪、重机关枪、驳壳枪等。蒋介石派其亲信蒋鼎文为宁波警备司令，买来的武器，就存放在宁波附近，预备装备这7个补充团。这7个补充团当时大部分都驻在浙江境内。蒋介石离职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完全由桂系的李、白操纵一切，他们首先要求何应钦解散新成立的7个补充团，何即遵从他们的意旨，下令解散。蒋介石在奉化闻悉此事，大为愤懑，痛骂何应钦愚蠢，误大事……并大骂黄埔同学会（当时主要负责人为曾扩情）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在职的同学加以抗拒，甚至说：“万不得已时，上山当土匪都可以，也应把力量保持下来。”

　　紧接着，桂系又要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一带由黄埔学生带领的军队一律开往江北，防堵孙传芳军队再次渡江反攻，所遗京沪一带的防地，统交广西部队接防。蒋介石得悉此事，认为桂系阴谋是要置他的嫡系部队于死地，如不抗拒，有被歼灭的危险，这样，他也就没有政治资本了。于是蒋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黄埔同学会会长为蒋介石，曾为秘书，实际负责），立即通知团长以上的同学到上海朱绍良的家里开会，筹商对策。那时我是黄埔同学会的交通股长，曾扩情便把这一秘密任务交给我办理，此事必须避免使何应钦知道，不能用电报通知，所以我就昼夜在沪杭、京沪两线上奔波，几乎所有大站都下来去通告。

　　朱绍良和何应钦为日本士官学校第9期同学，并同在贵州王文华下面共过事，听说那时彼此就不大融洽。1927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下野后，朱便到上海闲住。住的地名我记不得了，房子不怎样宽敞，20多个人在他家的会客室开会，挤得满满的。会议形式上由朱绍良主持，而胡宗南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他发言最多，态度慷慨激昂，对问题较能分析，获得了到会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当时他的地位是第1师副师长（不久便调充第22师师长），其余大多是团长。他当时发言的主要意思，大略如下：

　　1.校长（指蒋介石）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李（宗仁）、白（崇禧）阴险，敬公（指何应钦）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李、白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呀！

　　胡宗南这一段话，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并表示决心，如何应钦要强迫的话，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使李、白的目的和何应钦的命令不能实现。

　　这个会议，给何应钦一个重大打击，决定了他不能领导黄埔系的军队。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得蒋介石对他的重视，这是胡宗南以后一直被蒋介石信任和寄以重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士第记述攻打武昌

　　独立团接受攻城任务后，以第1营为奋勇队，第2营为拥进队，第3营和特别大队为预备队。党支部进行了政治动员，全团官兵战斗情绪很高。

　　第1营接受了奋勇队任务，全营官兵都很高兴。该营某连一个党员班长，拿着一封信、一包衣服和几元钱，到营部交给营长曹渊说：“昨天第2师、第10师、第7军离城1000多米就停止了，他们是怕死。怕死是攻不下武昌城的。我们明天攻城，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曹渊说：“你为完成党给的任务，不怕死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同你一样的不怕死，去完成党给我的任务。你的家信和东西不要交给我，可以交给周廷恩书记代你保管。”曹渊叫来营部书记周廷恩，让他接受这个班长的家信和东西。周廷恩说：“我要同你一起去攻城，怎么可以保管东西呢！”曹渊说：“你不要去。”周廷恩说：“没有营副，我去了能帮你做很多事。”曹渊说：“后面的工作和前面的战斗是有关系的，把你留下来处理后面的事情。”周廷恩还是坚持要同曹渊去攻城，经过曹渊再三解释，他才将这个班长给母亲的信和东西收下。这个班长给母亲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恳求母亲保重，勿过悲哀……”第1营大部分官兵都和这个班长一样，自动地写了家信和留下给家里的东西。第3连连长高超也把一封家信、几件衣服和几十元钱交给周廷恩，他是寄给武昌城里他的妻子的。周廷恩说：“还是你自己送回家好。”高超说：“我不一定送得到，留在你这里才有保证。”独立团第1营官兵留家书攻武昌城的动人事迹，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和武汉人民中都传开了，有些人说：“古有抬棺出阵的故事，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

　　1926年9月5日零时左右，独立团由驻地出发，进到博文书院以西，奋勇队第1营就向宾阳门与通湘门之间前进。第1连、第2连、第3连同时展开，分别向其登城地点肃静前进。临近城壕，敌人发觉，以猛烈火力向各连射击。各连都很勇猛地冲过战壕，到达城边，竖起了梯子。战士们攀援登城，在城墙上与敌人肉搏，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是其他攻城奋勇队，有的离城很远就停止了，有的在城壕外停止，不敢靠近城墙。敌人预备队不断地向战斗最激烈的第1营登上城的地点增援。第1营陆续登上城的官兵，无比英勇地与敌人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进到城下的官兵也遭到很大伤亡。第1连连长莫奇标进到城壕时已负伤，但他继续指挥战士竖起梯子登城，后来又中弹在城下牺牲。第3连连长高超是武昌城里人，他率第3连攻到城边，就随先头班登城，在上梯子时牺牲。他牺牲的地点，与他的家仅隔一道城墙。

　　天快亮时，陈可钰由洪山宝通寺军部打电话给叶挺，说据刘峙（第2师师长）报告，第2师在鸡叫前已经攻进城了，要叶挺赶快率全团进城，叶挺即遵军部命令，率第3营、特别大队（第2营是拥进队，已随第1营前进）向宾阳门方向前进，途中发现城墙上的人好像是敌人，同时城内没有枪声。武胜门方面和中和门、望山门方面也都没有什么枪声，仅第1营方面有零星枪声。此时接到曹渊的报告说：“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是曹渊亲笔写的，渊字的最后一竖划得很长，原来是他写完这个报告，最后写到渊字时，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光荣牺牲了。根据以上情况，叶挺判定第2师进城是假的，即将情况报告陈可钰。陈可钰遂令独立团停止进城，撤回宾阳门以东之博文书院附近宿营。

　　叶挺对第2师假造进城消息非常气愤，请陈可钰给他们处分。他对陈可钰说：“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第2师）还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后来经调查，第2师假造进城的原因是：第2师从广东出发以来，都是留在后面，没有打过仗。贺胜桥战斗胜利后，蒋介石以为吴佩孚的主力已被消灭，武昌城唾手可得，所以叫第2师赶上来给陈可钰指挥，阴谋在占领武昌城后，要刘峙任武汉卫戍司令，以占据武汉为反革命据点。9月3日攻城没有成功，刘峙要当武汉卫戍司令的阴谋没有得逞。9月5日攻城时，第2师听到独立团攻城方面的战斗很激烈，城墙上和城内都有枪声、手榴弹声，以为独立团已经攻进城了，便捏造他们在鸡叫前就已经攻进城，说明比独立团攻进城的时间更早，以窃取先攻进城的功劳，作为刘峙当武汉卫戍司令的资本。

　　9月5日攻城没有成功，遂改为围困。独立团被调到南湖，担任通湘门方面的围城任务。

　　我们攻占武昌后，独立团收殓9月5日阵亡在城边的一部分我军官兵尸体（因为尸体靠近城边，阵亡时无法收回），与原来葬在洪山的曹渊的墓和其他同志的墓合并埋葬。为着表彰烈士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毫无吝惜地付出自己的生命的英勇事迹和高贵品质，修建了规模较为宏大的烈士墓。墓前立一座碑坊，上面横额刻着：“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两旁立着一对石狮子。墓近前竖立一个用巨大、优质的石板制成的墓碑，碑上端横刻“精神不死”四个字，正中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左边刻曹渊同志等191位烈士的芳名，右边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四句语。头三句没有什么风波，但是，“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这句话，是经过许多斗争才刻上墓碑的。

　　朱其华记述蒋先云之牺牲

　　他（指蒋先云）的名字，我在黄埔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27年1月间在南昌的时候，后来我和他先后来了武汉，在武汉也见过几次面。在出发以前，在武昌中山大学的山上最后看见了他一次，这次我们谈话谈得特别多，那时他的夫人刚才去世，他对我说，他现在一无挂累，这次到河南，或许是不能回来了。果然，他现在死了，在他，当然是没有什么遗憾，每个革命战士都应该是视死如归的。

　　他是湖南人，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大约在中学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在学校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是全校学生的领袖。他的确有特赋的天才，无论在一个什么群众中间，他总可必做他们的核心。1922年就加入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在安源矿山里做工，也做了矿山工人的领袖。1924年到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是黄埔生中最有声誉与最有才华的一位，校长蒋介石特别器重他，视他如弟，所以在广州时，一班朋友都戏呼他为蒋少帅。廖仲恺也很器重他，说他是黄埔生中最可造就的人才。1925年秋二次东征的时候，他被任为连长，这连人是这一团中最坏的一连，而且他是在阵地受命去做连长的，在别人，到这连上都要感觉棘手，但是蒋先云去了不久，就把这连人整理得非常之好，在打惠州的时候，作战很勇敢，他也受了伤。1926年中山舰事变后，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后来随蒋北伐，任蒋的机要秘书。当时一班人对蒋的观察已经很坏，以致说先云甘心做蒋的走狗，先云自己也极不愿意跟了校长走，但他在校长左右做事是CP（共产党）派去的，所以他向CP请求调工作，CP不准，他只得任劳任怨地做下去，直至宁汉分裂时止。曾一度在武汉训练纠察队，在北伐军出发河南前不久，才被任为77团团长。77团是隶属于11军26师的，可说是张发奎系统下最坏的部队，但经过先云短期的训练以后，很有成绩。这次在十里头作战，77团担任正面，支持30小时以上，3个营长死了两个，一个带了花（受伤）；9个连长死了6个，参谋长也带了花，但先云还在支持着，以待25师援军的到来。77团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77团一退，则我们军队无疑地只有完全溃败，所以先云总是支持着。27日中午的时候，他带花了，伤口是在左臂，不很重，所以他还是带伤指挥。4点过后，第二次带花，伤在腿上，团附请他避往后方休养，他不肯，仍在指挥抵抗，夜里9点钟的时候，第三次带花，这次伤得很重，因为是伤在胸口，仆地不能起立，把他从阵地上拖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张发奎知道先云受了重伤，立刻异常惊惶地找军医处长亲自妥为看护，抬往黄埠后方医院，死在路上了。张发奎知道了他的死耗，为之挥泪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