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立群与武汉抗战

拒当日伪汉口特别市长，抗战期间举家避难四川时的卢立群及家人。

　　武昌城近现代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卢立群，不仅学以致用，规划、设计了武昌城区的格局，充满爱国热忱的他，还积极投身革命。抗战时期，卢立群协助董必武筹建“汤池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并亲自设计建造训练班校舍；武汉沦陷前夕，日本人邀请他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闻此，卢立群严词拒绝：我宁可饿死，也绝不做顺民和亡国奴！

　　　筹建汤池训练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湖北，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当时，大批由华北、东北等地流亡到武汉的大学毕业、肄业生遍布武汉三镇街头巷尾。为安置好这些流浪在武汉街头的大学生，同时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干部，董必武找到国民党上层人士，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和时任省政务委员、建设厅汤池农村试验区主任李范一，希望国共合作，能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董必武与石瑛经过数次促膝长谈、仔细商榷，决定以建设厅的名义、国共合作开办干部训练班。时任湖北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的卢立群，受董必武委托，协助董必武派来的陶铸等同志培训新四军高级干部及游击队骨干。

　　20世纪30年代前期，卢立群为鄂西公路、襄阳老龙堤、光化老河口护岸滑坡的整治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建设厅长李范一对卢立群十分倚重，他俩常于黄昏上山散步，共同探索科学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李范一的率领下，卢立群常和其一起坐车，前往全省各地，调查工矿资源，筹划建设蓝图，开辟“汤池农村合作实验区”。这个实验区开设有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等，在当地有一定群众基础，于是，训练班就定在汤池开设，卢立群亲自设计建造了训练班校舍。

　　1937年12月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在汤池正式开学了。师生们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每天黎明就起床跑步做操，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日常教学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办得红红火火，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和“江南抗大”，后成为新四军和中共南方游击区干部的摇篮。

　　至1938年5月，训练班正式创办4期，后又继续举办临时学校直至武汉沦陷前夕停办，共培训干部、学员600余人。学员毕业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将他们派往全省32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如今，这座当年由卢立群设计建造的训练班校舍，现已成为由李先念题名的革命历史纪念馆。李先念对此的评价是：汤池训练班成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拒当汉口伪市长

　　汉口日租界设立于1898年，是日本在中国开辟的5个专管租界之一，长期为日本侵略华中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据点之一。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退出日租界。1938年8月13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振奋抗战士气，国民政府决定收回日租界，改为汉口市第四特别区。可惜两个多月后，武汉沦陷，大批日本侨民复又来汉，日租界得以重新恢复，直到1943年日伪导演的“交还”汉口日租界双簧为止。此时期，地处汉口城区下游的日租界，独立于日伪汉奸傀儡政权统治之外，重新成为日本“侨民”在汉的“自治区域”。

　　武汉沦陷前，潜伏在此的日本特务和汉奸势力极力拉拢在日本留过学、有一定声望和市政管理能力的人士留下合作，比如与冈村宁茨年轻时期为朋友的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与东条英机在日本士官学校同过学的李书城等。曾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工程建筑学科、任湖北省建筑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的卢立群也是日方收买、拉拢的重要人物。为与卢立群合作，日方许以汉口特别市市长或中央职位。对此，卢立群凛然回绝：“我绝对不会做顺民和亡国奴，宁可饿死，绝不留下！”

　　在武汉即将失守的漫天烽火中，拒当汉口日伪市长的卢立群举家避难四川，辗转流离，任教于国立万县中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他以宣传抗日救国、保护进步学生为己任，时常鼓励学生：“今夜迎来溪里水，明朝应逐大江波，休自恋淘河！”

　　抵制卖矿失爱侄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开始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大别山（今武汉市龟山）开始动工兴建湖北铁厂。同年5月17日，张之洞致电李鸿章，决定开办大冶铁矿。1893年初，大冶铁矿基建工程完竣。同年9月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企业诞生的汉阳铁厂亦竣工投产。1908年，时任经理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商人早有贸易往来，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公司早有吞并之心。盛宣怀向日本大量借款，并将大冶铁山的冶矿作为抵押，使之沦为日本制铁所控制的供矿单位。另有象鼻山铁矿虽然归湖北省建设厅经营，但日本人窥伺已久，一方面蛮横越界偷采，与省建设厅纠纷不断，另一方面通过一批日本浪人勾结卖国商人和亲日派政学系官僚，挂牌“六合公司”做外壳，向省建设厅套购象山铁砂。对此，卢立群和建设厅内的爱国人士予以坚决抵制，强烈反对并阻挠象鼻山铁砂售予六合公司。然而，卢立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侄儿，具有爱国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卢伯泉被日本特务杀害于汉阳江边……

　　参加游行蹲日狱

　　卢立群的革命生涯受董必武影响至深。他从13岁起就师从董必武的父亲董采臣、叔父董素怀和董必武本人，常年居住董家。“五四”以来，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卢立群与启黄中学同学胡风、彭年，武汉中学杨仆，省甲种工业学校郑位三等是其中的活跃人物，并参加董必武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考取“庚款五校官费”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学习工程建筑学科。1926年6月，卢立群学成归来，由日返国，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国，满怀忧愤，登上黄鹄矶头，写下《黄鹤楼头？登临有感》一诗：“中国的命运是泰还是否？人们的心儿是欲还是理？望前头茫无际，抓心头只是一把辛酸泪。休怪浦上杨花巧做临风媚，嘲笑隔岸青桑空作可怜低”。作为向往光明的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他受命于董必武，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卢立群时任北伐军15军政治部负责人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党代表为共产党员耿丹。15军在强渡汉水、夺取汉口吴佩孚总司令部的战斗中牺牲巨大，血染沧浪，卢立群与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一起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压制旧势力的反动气焰及加强总工会和民众团体的工作。1927年1月，卢立群又受董必武手令为鄂东及黄安县农运特派员，并任《农工日报》执行委员。“七一五”汪精卫政变直至桂系胡宗铎、陶军大屠杀，一时间满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通缉黑名单上董必武赫然第一名，卢立群名列第四。一天深夜，卢立群在友人催促下乘舟东下，西辞黄鹤楼，流亡上海与日本。 卢立群继续学习研究建筑美学，探索大都市的建设规划，著译“马克思艺术论？建筑学部分”“产业革命史”等，并在上海出版。

　　20世纪30年代， 一群怀抱科学和工业救国理想，负笈东瀛的中国留学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们中有在东京工业大学学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卢立群(黄安)、学化学工程的葛汝楠(通城)、学纺织的雷震磅，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林业的干铎(广济，中国水杉发现者)、 学物理的马登融，还有日本法政大学的彭年等，留学生经常开会讨论中日关系，卢立群在专业研究之余还关注中日情势和日本的侵略动向，在上海大型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将来中亚新形势的观测”等译文和评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激愤的留日学生在东京银座举行反侵略示威游行，在东京工业大学留学的卢立群遭东京警视厅拘捕，经过多方营救出狱，布衣忧国，留日学生发起全体归国救亡运动，“我们已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祖国、为民族的生存、为全人类的正义和和平而反抗侵略”。

　　满载归国学生的海轮在上海港口受到社会各界及大批民众的热情欢迎，部分尚未完成学业的被分配至上海公学等校继续学业，已学成归来的则纷纷投入救亡事业。那年长江水势暴涨，饿殍遍野，沿江死亡达20万，董必武的知交、时任湖北省水利局长的辛亥老人蓝文蔚力邀卢立群任长江上中游河工督察。他奔走于武汉沿江堤岸修堤引水，给荆沙洪湖送去救灾抢险物资，遂投入抢救1931年大水灾情和建设大武汉的计划，开展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规模城市近代化建设。卢立群参与规划建设的蛇山省图老馆成为武汉抗战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曾在报冰堂向抗日学生军演讲，他整修的蛇山头奥略楼及临汉阳门江边的新建百级台阶和山脊干道成为大型抗日画展和冼星海指挥的抗日歌咏大会及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大会的场所。

　　卢立群简介

　　1904年3月26日出生于湖北黄安（红安）县八里湾礼家田一个读书人家。从小师从董必武及其父亲董采臣、叔父董素怀，并寄住董家。1920年代进入武昌循道岭胭脂山下的启黄中学，董必武在启黄中学教授英文，并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4年考“庚款五校官费”，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学工程建筑学科。1926年6月归国后，受命于董必武投身北伐，任北伐15军政治部负责人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32年任湖北省建筑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开始改造武昌旧城区，建设蛇山大首义公园，筹备重建黄鹤楼。抗战爆发后，卢立群受董必武的委托，开办抗日“汤池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培训新四军干部和游击队骨干。抗战胜利后致力实业建设，与地质学家、湖北黄冈李四光一道探查湖北的矿产和燃料资源。解放后，因患结核，未奉董必武之邀赴京任中央工业部长，而在中南工业部、长江中游工程局从事恢复工业生产和建设工作。晚年潜心研究历史和哲学。1976年病逝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