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黄埔老人的幸福晚年

——访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符丕盛

　　

2016年，符丕盛和两个女儿在乌镇。

　　2016年3月28日下午，我们来到符丕盛先生寓所——位于温州市中心信河街的一幢公寓大楼，访问了这位颇为儒雅的黄埔老人。

　　符先生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十分健谈，我们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仍觉意犹未尽。以下就是符先生的讲述。

　　　我的青少年与黄埔军校

　　我1925年生于沈阳，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人，自小家里生活比较苦，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因为穷，我一直到11岁才进入小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东北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搞了一个“大东亚共荣圈”，我在小学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学的是日语。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熊岳城（在沈阳南）。不过，到了五年级，家里生活困难，不得不辍学，到抚顺一家小药店当学徒。

　　当年，东北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居民分为三等，最上等是日本人，其次是韩国人，第三等才是我们这些东北人。日本人耀武扬威，无缘无故欺负中国人，经常跑到药店里来买东西，却不付钱。

　　那些年，我一边在药铺做工，一边自学文化知识。

　　抗战胜利以后，我决定继续求学，一个人跑到沈阳报考高中。

　　随即，进入沈阳国立第三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多。时至1947年，陆军军官学校在东北招生。此时，大批国军进驻沈阳。在马路上，我看到军人穿着漂亮的制服，一律美式装备，十分神气。由此，萌生了报考军校的念头，一考就考上了（黄埔22期）。进入军校后，我们由教官带领，先坐火车到葫芦岛，然后乘船到上海，再辗转到成都双流的军校所在地。

　　6个月军训结束以后，学员们转到成都军校本部继续读书。

　　本来，黄埔军校招生广告写的是4年学制，可是只读了两年，到了1949年，形势变了，国民党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

　　因此，我们提前毕业。学校派我和其他3名学员到衢州的军队报到。当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交通非常不便。从成都到衢州没有交通工具，我们4个学员只好徒步前往衢州，不过，刚走到了江西境内，大军南下，当地已经解放了。

　　由此，衢州也就不用去了。我想，我还年轻，应该多读点书。当时我的哥哥在北平做事，于是，我一个人跑到北平去找哥哥。

　　　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

　　我到北平哥哥的家里，报考了辅仁大学（以下称“辅大”）的教育系，那时读大学不仅不要钱，还有生活费。我在辅大只读了3年，到了1952年，国家对全国的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大的一些院系调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称“北师大”）。于是，我又在北师大继续读书。

　　在学校的一次“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那段历史问题交代得一清二楚。领导调查了以后，鼓励我说：“你的问题，我们都查清了，只是‘一般政历（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轻，今后好好干。”

　　可以说，当年学校对我很重视。

　　1953年，我们在北师大教育系本科毕业。那时，国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实行的是全套苏式教学方法。北师大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办了一个研究生院。每个系推荐4名学生继续深造，读研究生课程。

　　我与刘好兰(后成为我的妻子)同时被校方推荐为研究生。因此，又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到了1955年，我们在研究生院毕业。

　　我的爱人刘好兰，既是我在北师大本科的同学，也是我读研究生的同学，比我小五岁。毕业以后，我们俩在天津结婚。

　　当年，学校将我们一起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下称“上师院”）工作。于是，我们夫妻一起来到上师院报到。

　　虽说我们俩人只是刚毕业的普通讲师，但是上海生活条件比较好，初到上师院，学校就给我们分配了一套住房，有两个卧室，还有客厅、卫生设备，一个小间供保姆住。我的大女儿就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们在上师院只教了3年书，教的是“教育心理学”。

　　在温州师范学院工作

　　到了1958年，组织上决定将我们夫妻调到温州师范学院（以下称“温师院”）工作。温师院即1956年成立的“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只是一个初级师范学校。到了1958年，领导上决定将“师专”升格为师范学院，但是作为一所大学，校方感到师资不足，他们向上级要人。由此，上海师范学院领导决定将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调到温师院工作，我们夫妻俩人名列其中。

　　当年的温州，地处偏僻，去温州交通非常不方便，只有水路较为通畅，由此，我们购买了8月底从上海开往温州的船票，准备9月1日开学前赶到学校报到。未料，开船的那天，海上刮起了台风，轮船停运（上海到温州的客轮每周只有一个班次），我们只好等下个星期的那个班轮了。

　　这样一来，等我们到了学校，已经迟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将一家老小（我的父母及两个女儿）全搬迁到了温州。

　　领导对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教师非常客气，刚到校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将我们安排在大礼堂楼上的化妆室住，条件不怎么好，与上海师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温师院看来，对我们一家人已经相当优待了。

　　那些年，温师院教师少，工作多，事务杂，教师并不单纯教书，每个人都兼差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我每周除了8节大课外，还兼一些行政职务，诸如实习办公室副主任等。

　　1960年，有一次上级派我到杭州开会。会上批判了杭州大学陈立教授的心理学理论。从那次杭州会议回来以后，温师院的心理学课程也就撤消了。我这个心理学教师被派到校办工厂工作，负责为校办工厂采购材料。

　　时至1963年，温州地区原有的6所大专院校一下子撤掉了4个，只保留了两所，即医学院与我所在的温师院。

　　到了1964年，温师院也撤消了，不再对外招生，改称“温州教研函授站”（以下称“教函站”），主要工作是培训在职教师以及对地区“农业中学”（以下称“农中”）的教研工作。

　　那些年，在市教办领导下，温师院的教师们上山下乡，许多教师被派到各个县去做调研。各地办了不少农中，上级就派我们（教函站的人）到下面去了解各地农中的情况，然后，写出报告，向上级汇报。

　　我们到了温州地区下属的各县，大家成为市教委派下来的干部，住在农民家里，在老乡家搭伙，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但是，每个农中只住2至3天，接下来，又到下一个农中做调研。由此，我们在温州各个县城跑了不少地方，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

　　在教函站工作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

　　“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温师院也同时复校，开始招收新生了。全省各个师范院校的“心理学课程”作为各系的公共课程亦同时恢复。

　　自此，我又重新走上讲台，担任心理学教师。

　　20世纪的80年代，全国恢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我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了，而浙江地区师范院校的职称评审工作尚未进行。所以，院校希望编写一本教材为以后评审职称提供条件。

　　在一次省研究教学的会议上，大家要我带头。我答应后，着手撰写提纲、分工、审稿，最后统稿。

　　半年后，我们在富阳开了全书的审稿、定稿会，并通过出版。在会上，省教委副主任邵宗杰对书稿给予肯定并提出要求。

　　1987年10月，正式出版（《心理学教程》邵宗杰主编）。

　　1988年，教育部统一部署各科编写目录，在《心理学科》目录上有韩永昌（时烟台师院副教授）和我的名字。

　　我们汇同三个师范院校教师用了8个月时间完成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心理学》，该书由韩永昌主编，我是副主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有规定，每所大专院校图书馆应由教授担任馆长，馆长要参加校务委员会。所以，我从1984年至1994年的10年间，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

　　80年代，市里决定选派一批人到日本去。由于当时会日语的人很少，温州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小学时就学过日语，口语了得，于是，我就被上级指派为日语教师。

　　那些年，政府还聘请我担任温州地区教委的督学，还担任温州市民盟的领导人。由于我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在市政协又担任文教办主任职务。

　　成为温州市黄埔同学会的会长

　　1998年退休以后，我继续担任着各种社会职务，除了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委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

　　当时的民盟主委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教师，兼任着市人大副主任这个行政职务，公务繁忙，疲于奔走，由此，民盟的工作由我实际主持。

　　有一次，我参加政协在太佬山举行的学习班，恰巧与温州黄埔同学会的会长卓立文住在一个房间。他是温州市民革主委，也是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当时他的身体状态不太好，很想退下来，一时找不到替代的人。

　　那天会后我与他聊天，无意中说到我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他听到我的话，记在了心上。

　　其实，我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那段历史只有组织上知道，只有档案袋里有记载，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谈起过此事。

　　实际上，我在温州工作有两大缺憾，一是我没有在部队里待过；二是不会讲温州话，与别人沟通不够。一直到今天，我的两个女儿及孩子们都能讲地道的温州话，可是，我仍然不会，也听不懂温州话。由此，我的黄埔军校那段历史，除了领导以外，几乎无人知晓。

　　不久，卓会长就向上级推荐，让我担任下一届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得到市委统战部同意，经过同学会代表大会选举，我成为会长，从1996年11月1日开始直至今天，已经20多年了。

　　成为会长后，我们做了一些事，除了向同学们宣讲政策，希望同学们“放下包袱，解开顾虑”，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以外，还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学进行补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例如，有一位不久前加入黄埔同学会的温州人，是黄埔军校学生，今年90岁了，贫病交加，生活无依。我们将这个情况向统战部反映，他的待遇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处理，这个老人非常感激国家对他的关怀。

　　时至今天，每逢传统节日，我们都要给海内外的黄埔同学发贺卡。过年过节，我们要组织慰问黄埔同学的活动，如果同学生病，我们也要去慰问，送去慰问品。每年还要组织几次黄埔同学的团聚活动。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黄埔同学越来越少了。由此，我们十分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两岸同胞的情谊。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燕燕（符燕燕），另一个叫申申（符申申）。她们一个出生在北京，一个出生在上海，故而以北京的简称“燕”、上海的简称“申”来取名。她们都非常听话。我现在与小女儿（申申）住在一起。不过，每星期我都要去燕燕家两次，并在那儿吃饭。

　　20年来，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到黄埔同学会上班。我想，自行车是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骑车也可以让我身体得到运动。不过，孩子们怕我出事，常常劝我别骑自行车了。

　　申申仍在上班，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就回家，为家人做晚餐。我特别喜欢女儿做的菜，尤其是她的拿手好菜——鱼饼，一款正宗的温州名肴，成为我的最爱。

　　我身体健康，起居有规律。早上起床较早，吃过早点，就到外面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回来以后，看看电视，读读书报。

　　平时，我们在黄埔同学会办公室开会，读报与学习相关文件。

　　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四套的“海峡两岸”是我必看的节目。同时，我也喜欢看香港凤凰电视台，主要是为了了解台湾的情况。如果有海外或港澳台同胞回乡探亲，或到访旅游，我们就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家乡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我衷心地希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为我们民族带来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