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出生入死尽忠报国 晚年儿孙绕膝福喜临门

——访衡阳保卫战亲历者陈瑞璋

　　

2016年3月，陈瑞璋一家合影

　　2016年3月17日，笔者有幸在绍兴严家潭寻访了抗战老兵陈瑞璋老人。

　　陈瑞璋，1922年农历12月25日生于浙江象山石浦，在徐锡麟小学与稽山中学读书，黄埔军校3分校17期毕业。衡阳保卫战期间任陆军第10军第3师参谋。

　　这些日子来，老人可说福喜临门，孙女从美国学成归国，即将完婚。另一件大事，陈老去年（2015年11月9日）前往衡阳抗战故地，参加了衡阳市举办的“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缅怀先烈，关爱老兵”活动，凭吊了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战友。

　　回想起一生的经历，老人感慨万分。以下就是陈瑞璋老人的讲述。

　　衡阳保卫战

　　1944年，抗战进入后期，欧洲战场上，盟国军队进入了大反攻阶段，德意轴心国节节败退，胜利在望。

　　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围剿盘踞在太平洋各岛屿上的日军，并对日本本土的军事目标实行大规模的轰炸，日寇实际上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但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并未感受到即将灭亡的命运。在占领了我国沿海地带的主要城市以后，意在打通平粤、湘桂铁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陪都重庆，以期迅速结束侵华战争（衡阳是平粤、湘桂铁路枢纽，也是沿海与内陆相通的咽喉）。由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4年5月在汉口设立前进司令部，制定了“一号方案”（即豫中战役、长衡战役和桂柳战役）。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一号方案”，调集军力达51万之众（占侵华兵力的40%），从4月17日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日军很快攻陷了河南中牟、密县、许昌、郑州、洛阳等地。

　　6月14日，日军到达长沙，仅4天，攻陷长沙。

　　6月18日，日寇兵临衡阳城外，凭其占优势的兵力与武器装备，志在必得，以为中国军队一触即溃，衡阳唾手可得，叫嚣“只要一日就能占领衡阳”。

　　未料，就在衡阳城下，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劲抵抗，双方殊死拼搏长达47天（6月23日至8月8日）之久，衡阳才告失守，写下了抗战史上历时最长、最悲壮，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血战。

　　衡阳失守，死里逃生

　　那时我在第10军3师参谋处当参谋。我们参谋处几个人——我和姜亚勋（参谋主任）、罗世霖（参谋）、王鉴开（参谋）等忙着绘制战图，策应前线战事。到了8月7日，对外通讯突然中断，消息传来，主阵地易赖庙、青山街、天马山、五桂岭等先后被敌军占领。

　　次日（8日），敌人从演武坪一线逼近市中心，部队失去指挥。

　　当天夜幕降临，我和参谋王鉴开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我们在尸体交错，血流成河地带，摸着血肉模糊的战友遗体，趁着漆黑天色艰难地行进着，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潜出敌军包围圈。东方呈现鱼肚白时，突然听到有操广东口音的警戒哨，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意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友军阵地。

　　脱离了火线后，沿湘桂铁路到达永福县（隶属广西），向留守在那里负责第3师后勤的张琨参谋报到。时有《大公报》记者闻讯前来，在8月中旬，桂林版《大公报》做了“衡阳陷落后，有两位3师参谋突围出来”的报导。

　　时至1948年，我与妻子在济南结婚。于是，就离开了部队，因为我母亲住在绍兴，于是，我们两人就步行回家了。

　　开了家小店

　　回到绍兴时，那里已经解放，当时的军管会接收了我。他们见我为人忠厚老实，同意我与妻子在绍兴街上摆一个小摊，卖烟酒食品维持生计，还给我发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证书”。

　　到了1956年，政府给我发了一张“预备役军士证明书”，上面有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名，以肯定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家所做的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都有选民证，能与别的市民一样享有公民权，参与地方上的选举活动。

　　到了1958年，国家对个体户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那家小店合并到绍兴烟酒公司钢铁厂分店，我就在厂里的分店工作。我的妻子则在绍兴钢铁厂的服装厂做工。

　　成为裁缝师傅

　　1961年，绍兴钢铁厂遣散。我再次回到家里，好在我的妻子裁缝手艺相当了得，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裁缝师傅。当年踏洋车（缝纫机）还是一件稀罕事，多数人不会摆弄这种新式机器。我妻子有文化，一学就通。由此，我跟着她学裁剪衣服。

　　我们两人就在街上开了一家裁缝铺，门面极小，我拿着尺子量体裁衣，妻子踏缝纫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得相当滋润。我们做衣服的手艺好，且价钱公道，待人和蔼，街坊乡亲都喜欢拿着布料到我家做衣服。我们夫妻就是依靠这台缝纫机将4个儿女拉扯大的。我的4个儿女都能体谅大人辛苦，个个都非常勤快孝顺。

　　到了1970年，我们全家大小（除大儿子一人外）到了农村。

　　那时，我已经快50岁了，从前没有做过农业劳动。开始时，我与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后来，社员看我们实在吃不消，听说我们两个人在城里是当裁缝师傅的，有人希望我们继续为大伙做衣服，于是，就打了报告，请求在村里摆了个裁缝摊，为社员做衣服。由此，我们就是用做衣服的收入到生产队里去买工分、买口粮，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

　　1978年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城里。夫妻仍然摆裁缝摊，继续为四邻八舍做衣服。

　　此时我的4个儿女都已经长大，出去工作了，能赚钱养活这个家了。儿女见我们二老为他们操劳了半生，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常常劝我们：“该歇歇了，不要再起早落夜地辛苦了！”

　　　我的妻子儿女

　　我们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非常孝顺，在学校读书时，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尤其是大儿子陈洪鸣，1950年出生，数学成绩在班里常是第一二名，可惜只读到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了。1978年回城后，在一家国企上班，90年代企业改制后下岗，在一个单位传达室工作直到退休。

　　我的大女儿丽敏，初中毕业后下乡，1978年回城。70年代末，绍兴举行招工考试，成绩好的人进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绩差一点的人进集体所有制工厂。大女儿以特别优秀的成绩考进一家国营大商场，不久就做到了柜台的班组长。

　　小女儿丽盈也是“知青”，考取了一家进出口企业，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多次被评为企业的先进工作者。

　　小儿子陈洪伟，1960年出生，1970年时只有10岁就跟着全家下乡去了。虽然只有初中毕业，80年代进入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刻苦耐劳，从普通员工做起一直到科长。90年代这家单位改制，他就出来与人合伙开了公司。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企业，由国内贸易做起，后又做进出口生意，在外贸业务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这家公司做面料外销业务，生意做得十分火红。

　　我能够有今天的日子，全靠老伴的体贴。“文革”时，有很多人骂我是“反革命分子”，当年为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而闹离婚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我爱人自始至终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不离不弃伴随着我。对于我这一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妻子没有任何抱憾的地方！

　　这些年来，不管外界怎么说，我的儿女都始终不渝地认为，父亲是好人。我要他们长大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规规矩矩的公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坚信，父亲是个好人，一个抗日士兵。

　　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到了1986年，绍兴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筹备组（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浙江省分会绍兴联络组），大家推选我当绍兴黄埔联络组的副组长。此时，我觉得生活有盼头了，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那些年，我在绍兴城里、城外到处联络昔日的同学，忙得不可开交。我找到了十几位当年黄埔的同学。1987年，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绍兴分会，大家推举我当绍兴分会的副会长，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副会长以后，裁缝师傅的工作也就不做了。

　　时至今日，我的“医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待遇”，如果病重住院，医药费就可以报销了。

　　我的儿女都对我们非常好，他们大多退休了，常常回来看望我们。每到节假日，我们的儿女、儿孙、外孙全都回来。他们用车子推着我到各处走走。

　　前几年，我的腿脚还利索时，儿女们陪我到风景区去旅游。现在，只要儿女有空都会回来，一家人团聚，日子过得圆满幸福。

　　　参加“衡阳保卫战老兵 重返故地”活动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15年11月，衡阳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特地举办了一次“衡阳保卫战老兵陈瑞璋重返故地凭吊战友活动”，邀请我们全家到衡阳去参加。

　　这次活动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民革衡阳市委邀请了当年衡阳保卫战健在的老兵参加活动，并拍摄了纪录片《从血火中走来的英雄》。

　　那天，我们一家人从杭州坐高铁抵达衡阳车站。刚出站口，就见到许多衡阳民革的工作人员以及关爱老兵的义工举着“欢迎抗战老兵陈瑞璋先生重返故地凭吊战友”字样的大幅标语迎接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先到岳屏山衡阳抗战纪念碑，祭奠当年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战友，凭吊了张家山衡阳保卫战烈士墓。后又前往南岳忠烈祠凭吊抗战烈士，还参观了南岳大庙以及中正图书馆。

　　那次活动全程均有衡阳市义工协会的志愿者陪同，多家媒体对我做了采访，我还向青少年们讲述了当年衡阳保卫战的惨烈场面，告诫大家要珍爱和平，珍爱生命。这次活动令我们全家深刻地感受到全国人民对抗战老兵的敬重和对抗战中牺牲将士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