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峰上夕阳红

——访浙江省绍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郑以淼

　　

郑以淼（左）与作者在宅前合影

　　2016年3月22日，我们到访地处绍兴市中心的鲁迅街，访问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绍兴分会会长郑以淼同志。虽说郑会长已经98岁高龄了，依然身体硬朗，不仅神情爽朗，而且，侃侃而谈。

　　郑老一生的故事，甜酸苦辣，跌宕起伏，令人感慨万千。以下是他的讲述。

　　青少年时代

　　我1918年农历12月17日生于绍兴城里，父亲开着一家黄酒作坊，生产的老酒在地方上有点名气，由此，父亲跑到南京又开了一家出售黄酒的店面，将家制的老酒推销到了京城。我家酿造的黄酒质量好，饮者有口皆碑，在京城有些销路。因此，积累了一点资金。

　　那些年，父亲希望我长大后，能传承家业，继续经营那家店铺。听了父亲的话，初中毕业以后，我考进了绍兴的稽山中学（以下称“稽中”），读的是商科。当时稽中商科采用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原套课本，有《薄记学》《货币概论》《银行会计》等科目。

　　不过，到稽中去读书只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我个人喜欢文学历史。在中学时就常常给当时绍兴的《国民日报》的副刊投稿，由此，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绍兴的作家协会。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战争，或许，我不仅成为一位出色的黄酒厂经营者，还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报考黄埔军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闻讯，义愤填膺，纷纷上街抗议，市民中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虽然我那时只是一名学生，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

　　日寇虎视眈眈，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许多同学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走上前线，保家守土。

　　1935年，我跑到了南京报考黄埔军校，记得当年考场就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内，在第一轮考试中，笔试通过了，但是在后来体检时，视力不行，没有被军校的步科录取。不过，考官老师见到我失落的情绪，便说：“国家现在需要特种兵，按照你的成绩，不如改读通讯训练班罢？”听了他的话，我就上了通讯训练班（黄埔14期）。

　　当年通讯兵学校设在镇江。在那所学校里，我结识了不少同学，其中有一个人叫蒋仲苓，他是通信器材管理员的儿子，比我小4岁，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一起外出郊游。

　　经过两年的学习与训练，我于1937年7月30日毕业，被分派到通信1团3营当见习官。

　　　参加沪淞战役

　　按规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半个月的休假，然后到所在部队报到。于是，我便回到了老家绍兴。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到了8月10日，就收到部队的急电，命我即速归队。我接到电报后，马上乘船离开绍兴，准备到杭州乘火车北上，然后归队。

　　此时，沪淞战争已经爆发。由于战火的蔓延，由上海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车厢里几无立足之地。火车顶上，甚至在火车头旁的高热地方也坐着人，还有人用弹簧上的夹块板将自己紧紧地梆在火车底下逃难。

　　不过，从杭州北去上海的车子倒是空荡荡的。我穿着军装，一个人坐着一节车厢，逆人潮而动，返回部队报到。

　　在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难民们知道我是赶往前线参战的士兵，不少人见了，就对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人给我送来鲜花，让我激动万分！我向他们敬礼致谢，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士兵，保家卫国，沙场杀敌，乃是军人的天职！

　　回到部队，我被指派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冯玉祥将军的办公室工作，那里是中国军队淞沪战役的指挥中枢，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司令部电话的畅通无阻。

　　我守在电话机旁边，凡有电话打进来，由我先接，然后，再让楼上的冯玉祥接听。如果冯将军要向外打电话，也是由我先摇通话机，再将话筒交给冯先生。外面还有一个电话班，如果线路发生了故障则由他们负责，以保证司令部与前线、后方通讯的畅通。

　　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无锡华大房庄及梅园等地，为便于指挥沪淞地区的战事，曾经一度将指挥部放在一辆装甲战车（防弹火车）上，火车行驶在无锡、苏州、上海之间。

　　记得8月23日，为了动摇中国人的抗战决心，日本空军首次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轰炸，他们除了轰炸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以外，还炸了上海、苏州、无锡的火车站。此时，指挥部就设在苏州火车站停着的一辆铁甲车上，虽然我军在火车周边架设了高射炮，日机还是俯冲下来轰炸。那时，我刚好穿着马靴站在苏州站的月台上，一颗炸弹呼呼地飞来，躲闪不及，在我的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我的脚上突然感到震得厉害，原来一块弹片将我马靴上的马刺击碎了，靴子后跟霎间破裂了，幸好未伤及到我。我想，当时如果没有那块厚实的马刺，我的一条腿也许就没有了，真是万幸！

　　　在西南抗战前线

　　1939年，我被调到黄埔军校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

　　开始时，学校的地址设在湖南沅江浦市，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学校先转移到长沙，后又撤退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我从通信科教育班毕业，调任26集团军通信3团1营3连，担任有线电排上尉排长。我们排跟随司令部驻扎湖北兴山县。

　　就在兴山，我又一次遇到了老同学蒋仲苓。他担任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我们俩个人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生死与共的战争岁月。

　　未久，宜昌失守，南津关成了江防重镇，时有“小宜昌”之称的南津关一时成为战略要地。如果南津关守不住，日本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进逼重庆，危及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因此，南津关的攻防倍受中外媒体以及全国老百姓的关注。

　　日军步步紧逼，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军将士殊死激战，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日寇的野蛮进攻，南津关始终处于我方军队的牢牢控制之下。未料，日军在南津关久攻不下，耍起花招。1941年1月21日，敌军利用他们掌控的宣传工具，向国内外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谎称日军已经攻陷南津关，直逼重庆，以动摇我方的抗战决心。

　　重庆大本营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大为震怒，了解到南津关依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责令前线立即对外做出报道，以正视听。由此，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岩、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立即将我叫到指挥部。

　　吴仲直对我说，我们必须迅速反驳敌军的谎言，草稿已经拟好，通讯参谋正在编码。编好后交给你，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同时，他命令我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督促，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论处。

　　接着，通讯参谋蒋仲苓将一份加密电报交给我，向我透露说，美联社随军记者发出的报导是，我军最近在宜昌外围歼敌捷报。因此，我们将此电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向全世界公布。

　　我接过电文，只见那是一份有810个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只有500多个字。当年我军仍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拍发电报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转接，由此，电讯信号会明显减损，如果速度一快，符号就有可能有漏点，造成差错。因而，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不能有一丝一毫疏忽。于是，我选择了我排的曹守康担负这个重任，他是黄埔17期学员，素有办事稳健干练之称。由于他的熟练技术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次日，美联社就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战场前线的真实状况》的新闻，驳斥了日本媒体的谎言，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由此，我与曹守康同时受到了总司令的嘉奖。自此以后，这个“810个字”成了我们的外号。

　　记得前几年我到台湾，那时已经深夜，我打电话给曹守康。他的家人回说：“他干了一天工作，已经睡着了，不便去打扰。”

　　我说：“你只要告诉他，‘810个字’打电话来了，他肯定会接。”

　　他在睡梦中听到“810个字”这句话，果真心领神会，一跃而起，过来接电话了。后来我们见面时，还不断地说：“你果真厉害，不简单！”

　　1942年，重庆军委会军训部招考8名少校督训官，我被送到中央集训团训练。结束学习之后，接到上级通知调任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

　　几个月以后，我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担任少校教官。此后，我就在通信兵学校任教官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初，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全国面临着解放。当时我对蒋介石的统治已经非常厌恶，决定不去台湾，回到了原籍绍兴。

　　在专员公署财粮科

　　回到绍兴后，因为父亲在绍兴有一家黄酒厂，生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在家里钻研酿酒技术。

　　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有400多平方米，绍兴军管区的一个委员正好住在我家。他见我赋闲在家，便说：“现在国家需要人，你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于是，他们先派我到绍兴地区财经干校学习，虽说我是学员，其实，我是既当学员，又当教员。因为我读过财经专科，对于财务会计的课程了如指掌，那时，我是一边学习马列理论，一边教书。

　　1950年年初，财经干部学校结业以后，在全体学员中，我是唯一被分配到地区专员公署财粮科工作的人。那些日子，虽说我在绍兴城里有老有小，但是上级有规定，专署工作人员一律寄住在公署内（为供给制待遇）。当时，宁波以东的岛屿及舟山地区尚未完全解放，从绍兴过境的大军非常频繁，由此，筹集、运送军粮成为财粮科的头等大事。

　　科长虽然忙得不可交开，常常彻夜不归，但是为了解我这个新科员的情况，仍然腾出时间到公署档案室调阅了我的档案。

　　他坦诚地说：“你在财经干校已经将历史问题交代清楚，成绩优秀。我们急需财经人才，专署介绍你去萧山粮食局当主办会计（时萧山属绍兴地区管辖）。”

　　在萧山义蓬

　　次日，我背起铺盖，跟随人事干部步行到绍兴西郭汽车站（时萧山与绍兴不通火车），他替我买了车票，连同一张介绍信，我便上车了。

　　到了萧山粮食局，局长周兰玉似乎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道：“我们县局的主办会计已经有人了，你还是到区里去工作吧。那里有发挥你专长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你的锻炼与学习。目前义蓬区粮库正缺少一个主办会计。”

　　于是，我又拿起背包，到船埠头乘船去了瓜沥镇义蓬区粮库，见到了粮库主任戴谷文。当时，萧山政府正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作为粮食干部，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工作队的一名成员。

　　瓜沥，地处钱塘江南岸，当年南岸大坝的防洪堤主要在瓜沥一带，因塘堤突出于江面，又称“塘头”。早年钱塘江主流北移，南岸大坝以外的地方不时受到大潮涨落的侵袭，成为一片旷无边际的沙滩。由于受到潮水的冲击，泥沙愈积越厚，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涨潮退，渐成一些零散的旱地。

　　早年，在“谁垦属谁”政策的鼓励下，许多乡民迁徙到此，在无主沙地上垦荒落户。他们在垦地四周筑起了一些简易的土堤坝，以防江潮侵袭，还稍事水利疏导，栽些旱地作物。然而，那里土咸地瘠，只能广种薄收，生活极其困苦。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土质逐渐改善，产量也在不断增长。但是，由垦民零散所筑的堤坝过于简陋矮小，根本无力阻挡稍大一点的潮汐，大潮一来，垦地即被潮水冲垮淹没，农地时常颗粒无收。

　　为了防范钱塘江大潮的侵袭，垦民只是在垦区筑了一些极为简易的临时茅草屋，用以避风御寒。由此，垦民生活、生产艰难困苦。垦区人民的收入大大不如里畈地区的居民，因而，其衣食住行各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萧山其他地方。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有少数较为富裕的乡民造起了砖瓦平屋，但是，大多数垦民仍住在早年开荒时盖的那种草棚内，这些草舍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其中不少茅屋依然停留在原始的“稻桶舍”状态（形似稻桶倒置的茅屋）。遇到狂风暴雨之时，草蓬漏水进风，甚至，大风将草舍揭顶而去，由此，水灾、旱灾、风灾，时有所闻，居民极易染病。

　　当时，瓜沥的交通状况较差，堪可代步的只有一人推的独轮车。水路交通，人与货多用“牛拖船”，就是一艘用一头或两头水牛在水中拖着走的船。我们有时要到杭州去办事，虽有钱塘江大桥，但离瓜沥太远，于是，大家多在瓜沥渡口摆渡到杭州的九堡、七堡。

　　由于南岸滩高水浅，渡船不能靠岸，须先由“牛拖车”将人、货从岸上载到停在远处深水中的手划渡船。然后，船工费大力气逆水行舟，划到上游，再迎着激流，顺水划下，到达北岸渡口上岸。这样的过渡方式，可说又费时又惊险，时有“渡过钱塘江，跨越阎罗堂”之说。

　　说到吃饭问题，我们下乡干部流动性大，均须步行往返于村落之间。当时采用的是供给制，就餐只能在基本群众家搭伙。定额付给县府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农户可以凭券向政府兑换粮食。

　　瓜沥多为沙地，不能种植水稻，也就没有大米。我们吃的是杂粮，以六谷为主。沙地土质贫瘠，收成差，灾害多。我们到群众家去就餐时，掀开锅盖，往往见菜不见粮，只有用勺子一舀，才能看清拌有少量六谷糊。不过，瓜沥特产的梅干菜与萝卜干倒是十分美味可口。

　　1953年11月，义蓬粮库获得萧山县颁发的“劳动红旗竞赛优胜”奖。我们小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合影。

　　在钱江农场

　　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年左右，到了1959年4月，接到萧山县粮食局的通知，调我到钱江农场工作，自此，脱离了公务员的队伍。

　　为什么要将我调到钱江农场呢?领导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发给我一张用萧山县粮食局信笺写的介绍信，上书：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本局工作人员郑以碌（淼）同志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特给此证。1959年4月24日。

　　钱江农场原来叫做“乔司劳改农场盈丰分场”，到了1959年更名为钱江农场，接受各地的下放人员。

　　这样算起来，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1959年到钱江农场，在粮食局差不多工作了10年。

　　我有5个儿女，妻子没有工作，除了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外，一家大小全靠我一个人抚养。好在我在农场劳动，发的粮票比别人多，当年我一个月有40多斤粮票。于是，我千方百计省下钱与粮票，寄回家。

　　“文革”时期，钱江农场改称浙江建设兵团。我在农场一线，参加生产劳动，会计也就不做了。当年农场职工参加钱塘江大塘的围垦，将沿江滩涂围垦成良田，劳动非常辛苦。

　　1979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与72岁的同事成为首批农场退休人员。

　　1984年，钱江农场的一个干部送来了“平反证明书”。我见了，有点诧异，说道：“你们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需要‘平反’吗？”

　　他们说，你原来在粮食局工作，一个国家干部，下放到我们农场，现在给你平反，可以恢复国家干部待遇。

　　我的“平反”，只是将原来“农场职工”的退休待遇，改为“干部”退休待遇，而且，也与其他农场退休干部一样，有了书报费、资料费。

　　在社区工作

　　从钱江农场回来以后，一家企业听说我已经退休，回到绍兴城里，主动找上门来，请我去当会计，提出给我每月92元的工资。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白衙弄居委会（今社区）也知道我退休回家，马上找上门来。居民区此时正缺一名会计，急着到处寻人。为此，居民干部们三番五次登门，有时，一天里早上、晚上都跑来。

　　我的老伴说：“还是到居民区去做，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不好意思回绝人家，况且，你多年在外地做事，现在离家近，也好有个照顾。”

　　于是，我到了居委会，应承了下来。不过，居委会只能给我每月11块的工资，也就是补足原有工资的差额。我想，工资多少不是问题，我已经退休了，单位里已有一份退休工资。在这里能为大伙做事，就是尽义务工作我也心甘情愿，这也是一份荣誉。在居民区上班，虽说工资低一点，不过，感觉相当愉快。我与居民干部在一起，相处和谐，心里特别踏实。

　　街坊邻里经常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小事，找到居委会说理。我在一旁听了，常常帮他们调解，不知不觉，我除了本职的会计工作以外，又多了一份差使——人民调解员。不管是做会计，还是做人民调解员，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

　　几年下来，我在街坊邻里中赢得了口碑，大家心里有什么疙瘩，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等，都喜欢找我，我也乐意为大家服务，为乡亲排忧解难。

　　到了1985年，有一次，街道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上级规定必须“差额选举”，也就是提名三个人，只有二人可以当选，有人就提名我当候选人。我心里想，我人也老了，大概只一个陪衬的角色而已，肯定当选不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竟然高票当选了。听到消息，我不觉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你们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人民代表吗？”旁边的人听了，哈哈大笑，说道：“现在政策变了，你也该换换脑筋啦！大家信任你，才选举你当代表的。”

　　当了人民代表以后，我工作更积极了，更尽心竭力地为居民服务，成了民情上递、政策下传的中转站，也成为政府的好帮手。

　　成为绍兴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到了1986年，绍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家推选我当会长。

　　由此，我由居民区调到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对于这项任务，我可说是得心应手。因为我早就知道，绍兴地区散布着不少黄埔同学，有的同学在乡间，生活状态不好，于是，在政协会议上，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诸暨地区有不少黄埔同学，许多人年事已高，生活很是不便。有个孤身老人，多年来病卧在床。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市委统战部做了反映。过了几天，我们由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带队，来到那个同学所在的村庄。寻找那位同学的家时，邻居说：“这个人两天前就搬到外面去住了。”

　　根据村民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这位黄埔同学，果然，他已经住进了较新的房屋，室内的家具、铺盖等也焕然一新。原来在我们到来前，村里就为这位黄埔同学落实了政策，改善了这位同学的生活条件。

　　跨越海峡，探亲访友

　　那些年，我不仅当选为人民代表，也成为市、区二级政协委员。

　　在绍兴越城区人大、市政协会议上，我多次做专题发言，对民生政策献计献策，并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同时，还在《中国统一战线》《黄埔》《情系中华》《联谊报》《黄埔浙校友通讯》《海峡情》《浙江民革》《绍兴统战》《绍兴广播报》《绍兴统战信息》《绍兴黄埔简讯》《绍兴市文史资料》等报刊杂志上撰文，内容包括两岸交流、台情分析、往事回眸、绍兴物产等。

　　在此期间，我四次跨越海峡，探望在台的亲友。记得1990年冬天，我第一次到访台湾，那时我的许多故旧亲朋仍健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就见到了70多位亲友。

　　2002年，我第四次去台湾，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副主席蒋仲苓先生。老友相隔60多年，又一次重逢，不禁感慨万分。当时正值陈水扁执政时期，抛出了“一边一国论”。老同事见面，不免谈到两岸问题，蒋仲苓爽直地说:“国民党一致反对‘一边一国论’，主张改善两岸关系，只有迅速实现‘三通’，才能双赢。”老朋友、老同事，开怀畅谈，话投机、心相通，又回忆起当年战争岁月所建立起来的感情。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共同心愿激发下，大家变得越发情深谊厚。两岸中国人，血浓于水，割不断，化不开！

　　我也到访了埔里酒厂，见到了厂长洪新河（黄埔24期同学）。洪厂长告诉我：“埔里酒厂生产的任何食品均冠名‘绍兴’，原因很简单，虽然我们人在台湾，但是我们用产品的名称表达了对大陆的感情，对故乡的眷恋！”

　　1994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如今，我虚岁已经99了，依然身体健康。儿女们均已搬出去住了，身边有一个阿姨照顾起居。我长寿的秘诀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心情愉快，宠辱不惊，随遇而安；二是勤于运动。今年，我只花了两小时就攀登了绍兴的一座名山——香炉峰。此举足以佐证我的健康体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我一生的经历虽然坎坎坷坷，但我依然相信未来的美好，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终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