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碎片之军校家书

　　民国军校家书

　　家书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家书是写给最亲近人的信，而信文又是写信人真情实感的流露，最不可能说假话，所以有人称它是“不会说谎的历史文件”，由此成为一些研究者最喜爱的参考资料。

　　有一名为鱼笺雁书的网店，店主钱先生是广西桂林人，开店十年，专营清代信札、民国家书。在其店民国军人家书中，有几页冠名“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用笺”的家书，为同一人所寄出，时间为1948年5月至9月间，可见当时家人接信阅后刻意保存了下来，一直盼望写信人归来，如今却不知何因流入店家出售。家书沧桑，信封已失，信瓤幸存，虽纸皱破损，鼠啮虫穿，但字迹可辨，内容大概。店主通晓尺牍，为招揽生意，还对家书进行梳理并按时间先后排列，使人一目了然。

　　从信件内容得知，写信人叫刘亚七，广西平乐人，1948年5月自广西平乐应征入伍到桂林师管区受训，6月又从桂林师管区出发到汉口，编入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勤务连。有关军校生活情况，他写道：“现在我们住的是高大洋房，这里生活虽然很高，但我们每天吃的仍是很好，每天吃两顿熟米饭，晚上睡觉有蚊帐、毯子、席子，衣服、鞋袜都很齐便，用的自来水、光电灯。现在还未正式训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比师管区好多了，同时，男的身体又加强壮了。”此家书涵盖了招兵入伍、行军路线、军校生活、人情世故等信息，尤其是信纸眉头冠名“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用笺”极为少见，笔者认为具有收藏价值，遂购之，以为黄埔史料研究所用。

　　飘摇的六训班

　　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简称六训班。缘起于1947年国民政府为解决军事、政治上的危机，下令动员戡乱，为适应军队大量初级干部之需求，以及让众多行伍军官取得陆军军官学校学籍，陆军军官学校遂奉命于北平、西安、沈阳、台湾、迪化、汉口、徐州7个地区，设立第一至第七军官训练班，视同分校隶属成都本校。

　　1947年秋，陆军总部（简称陆总）在武昌成立了第四督训处（简称四督处），督训武汉地区的军队。四督处主任顾锡九（江西涟水人，黄埔4期生，中将衔）；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军医、政治等处。当时四督处向武汉地区部队发了大量“训令”“整训计划”等文件，要求部队抓紧整训并将训练成绩和存在问题，随时报告。至于部队呢？你发你的文件，我按我的意见办事。“训令”“计划”成为空文。陆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考虑可能是因为顾锡九初到这一地区，人地生疏；部队长有的学历比他深，有的资格比他老，有的威望比他高……他现在来指挥，不买他的账，不听他那一套。陆总于是换了个花样，将四督处改名为陆军总部第三训练处（简称三训处），由武昌迁汉口，主官由顾锡九换成黄维（原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陆总除对顾锡九另有任用外，还将四督处全体官员一起调给三训处，归黄维任用。

　　1948年初，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在汉口三元里成立，由陈素农任班主任，下设计划、人事、事务、军需、政治5个科；学员总队下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此时国民政府在即将步入宪政时期前夕，鉴于国军素质亟需提升，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设立新制军官学校，仿美国西点军校四年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乃任命黄维为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三陆军训练处处长，校址选定在汉口三元里，后因时局变化，黄维奉令调任第12兵团司令官，其拟于翌（1949）年招考第1（即24期）期新制军校学生之计划遂告夭折，而所部五百余官兵亦于年底，全部裁撤拨编；所有在美采购之军事教育器材，悉交陆军军官学校在汉口之第六军官训练班接收，原拟继成都23期后，招考24期之举，遂胎死腹中。

　　第12兵团是1948年9月在汉口成立的，究竟由谁来担任司令官合适呢？当时，蒋介石叫林蔚（国防部次长）向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征询第12兵团司令官人选的意见，陈诚力举黄维出任。黄维是陈诚系的骨干分子之一，自1932年至1943年一直任陈诚系统的旅长、师长（11师）和军长（18军和54军）；黄在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及本校教育处处长时，其教育有方得到蒋介石的赞赏。虽然黄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12兵团司令官，但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其实，抗战胜利后，黄维热衷军事教育，从心里就不愿意打内战。有一次，黄对部下说：“我们纵非才德兼全的圣人，亦应勉为君子，毋作小人。今日社会之所以紊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由于才胜于德者太多，凡事损人利己，甚或损人而不利己，我们生在乱世，一定要勉为君子，挽狂澜于既倒。”据黄埔15期罗石圃（台湾）回忆：“当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前夕，我赴南京桂（永清）公馆，适逢黄维司令官在座。他与桂公是黄埔1期同学，也是江西贵溪小同乡，及中小学时代同学，所以黄氏对他所谈的都是肺腑之言，不过这位即将出征的司令官，言谈之间都是如何归隐田园，于解甲归田后，闲话桑麻之乐趣，一直谈到晚餐席上，把酒共话，仍然是沉醉于归田后憧憬的美好情形。到他离去后，桂公以怅惘心情对我指出，黄司令官此次率军参加会战，必将失败。我当即惊异地问他何以作此预断？桂公的答复是：士气是战争胜败的根源，主帅的战志昂扬，又为士气的来由，身为兵团司令官的黄氏，在出师前夕，所谈论的尽是憧憬于解甲归田后的乐趣，战志毫无，又怎能鼓舞士气？这便是作战的败征，继后徐蚌会战，黄兵团果然一败涂地，其本人亦成为战俘。”

　　昙花一现的海南分校

　　黄埔军校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分校，叫海南分校，它在黄埔历程中仅存数月，可谓昙花一现，但又不可忽略，因为它是黄埔军校在大陆结束及在台湾复校的拐点。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徵，感于局势大为逆转，原拟将第六军官训练班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并同成都本校特科班队，在台湾凤山成立东南分校之计划，因人事安排遭到困难而搁浅，乃于7月独命由汉口迁至广州的第六军官训练班，再迁海南岛文昌县之清澜港营房，设立海南分校；并令陈素农中将为主任。于9月在广州、桂林、厦门三地招考学生1000人；广州区招生处由薛子富上校负责，报考者2000余人，第一批录取100余名，其中三分之一系冀、豫、鲁、皖、湘、鄂、赣等地学生，其他则系军中优秀青年之官士兵。因数量不够，又进行第二次招生，计共录取300人。10月初，在广州市长堤珠江大桥旁欣兴公司九楼，前来报到者约280余人，当月13日赴黄埔港乘“金刚”轮，于17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旋即徒步行军至文昌县清澜港。斯时，第六军官训练班17期学员6个队尚未毕业，乃临时编为第7、第8两个中队，每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6人，共288人。均借驻于校外三公里之民房庙宇中。11月初，曾一度奉令空运成都本校受训，但因缺乏运输工具而作罢；桂林招生区系由唐智麟上校主其事，报考者亦多达2000余人，仅录取300名，但时局逆转，到达海南清澜港学校报到者，仅有自行前往孙忠元等4人；厦门区招生因受战况之影响，全体音讯杳无。是以复在海口市再度招得100余名学生，连同广州、桂林招考者共450多人，于12月24日，在清澜港举行编队考试（有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政治6科）并编为两个大队4个中队，每班十二三人不等。正将展开训练之际，29日，总队长萧明謇突然宣布：本校奉令裁撤。官长调派32军及海南岛其他部队服务，在校服务军官大部分就地遣散，少数干部及图书、枪械、弹药、器材运往台湾，交拨圆山军官训练团接收。第24期学生拨交装甲兵司令部代训，分两批运送台湾；第一批由教育长潘明少将率领，于1950年1月7日在清澜港登船；第二批由总队长萧明謇带队，在海口候船，于2月24日乘益利号轮船去台。海口没有深水港口码头之设施，必须先乘机帆船航行至停泊海上的登陆艇，用绳梯攀登上船，过程十分危险，稍一不慎即有落海之虞，学生事后思之犹有余悸。船上装载单位众多，人员复杂又超载，饮水粮食均有限，饥饿、痛苦、肮脏、拥挤，实在苦不堪言。传说船主不愿航向台湾，要向大陆投诚，当局派飞机空中一路监视，不准偏离航向，否则将船炸沉，果真如此，学生岂不做了替死鬼；所以航行了14天之久，始抵达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