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铭、梁又铭和梁中铭三兄弟是国民党军队中著名的战史画家，并称为“梁氏三杰”。著名学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先生在《梁鼎铭先生画集》（梁鼎铭先生遗作出版委员会1962年版）序中写道：“中国古来有‘诗史’之称，就是说一位大诗人的作品，反映出时代精神。同样，一位大画家的作品，当然也是时代精神的高度表现。信如此，梁鼎铭先生诚足以当中华民国‘画史’之称，想为中外有识之士所公认……他每一幅名画都是一首无声的诗歌，也是一页有色的史篇。”此评价虽是给梁鼎铭的，但推而广之用到三兄弟身上亦极为贴切。梁鼎铭的五大史画、梁又铭的空战史画系列、梁中铭的战争题材速写系列作为历史绘画，是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民众救亡图存、反抗外侮在艺术上的具象呈现，颇具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梁氏昆仲的艺术道路与时代、与战史结缘，最早起源于黄埔军校。
梁氏兄弟的黄埔履历
梁鼎铭(1895—1959)，原名协荣，祖籍广东顺德龙江，父亲梁紫荣在南洋水师海容巡洋舰上任正管轮职，家中有兄弟姐妹6人。梁鼎铭排行第四，下面尚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即梁又铭和梁中铭。梁鼎铭自小喜爱绘画，初学西画，后改学中国画，梁又铭、梁中铭也自幼在兄长的带领下写生、绘画，走上艺术道路。1917年，为负担家庭生计，梁鼎铭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担任美术宣传设计，绘制美人图、月份牌等，收入颇丰。
或许是因为父亲任军职的关系，梁鼎铭自小就立下了救国之志。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时，兄长砺中曾叮嘱他：“常常听你说要救国，但是到了紧要关头，没身体是不行的。”为此，他向当时上海有名的拳师蔡南拳学习拳剑，业余坚持自修国学、绘画。1923年创办天化艺术会，与同好友人互相砥砺，共同进步，梁又铭、梁中铭也是会员。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促使梁鼎铭下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愤慨于帝国主义之蛮横，梁鼎铭毅然离开上海，来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开个人画展。经朋友陈希曾的引见，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表达了自己愿意以8年苦学所得的历史画专长，投身革命宣传工作，并期望今后条件具备时能从事历史画的创作工作。蒋介石极为赏识梁鼎铭的才学和志向，邀请其加入黄埔军校工作，在政治部担任中校艺术股长。
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先生手创。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军校办学卓有成效，校园朝气蓬勃，大量革命军事、政治人才从军校源源输出。黄埔军校由此成为海内外进步青年衷心向往的热土。梁鼎铭进入军校后，深为校内紧张、火热、战斗的革命氛围所感染。1926年，梁鼎铭充分发挥其特长，为黄埔军校创办了一种新的艺术刊物——《革命画报》。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起北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北伐军，接连打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吴佩孚和孙传芳军队，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份，将革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梁鼎铭亦投身北伐，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中校艺术股长，负责艺术工作，后相继任第8路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北路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1928年蒋介石在上海复职，梁鼎铭自广州潜赴上海，主编《图画京报》，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科长一职。北伐完成后，梁鼎铭奉命赴欧考察德、法、意、比四国美术。归国后，任中央党部建筑阵亡将士公墓委员会艺术专员，蒋介石为他在南京中山陵旁灵谷寺建筑画室，开始专心从事历史绘画的创作。1934年秋，梁鼎铭患严重头痛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严重影响创作。他选择再次回到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一职，以作短暂的休养。此时军校筹备成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梁鼎铭担任筹备委员，全权负责该馆图片设计、美术和陈列布展等工作。1938年秋，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梁鼎铭亦举家追随迁徙。1938年冬天至铜梁军校任教官兼新生社总干事，继而任成都军校教官，后因病辞职往峨眉山修养4个月。1939年，任四川綦江战干团主任教官职。
1926年7月，梁又铭和梁中铭孪生兄弟俩应兄长梁鼎铭的召唤，来到广州。梁又铭最初任职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中尉绘画员。9月，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股中尉绘画员（相关记录见《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录》，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51页，以及梁氏后人珍藏的梁又铭先生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委任状），接替梁鼎铭继续主编《革命画报》。1927年10月，升职为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股上尉绘画员。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梁又铭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绘的《忆绘北伐前之黄埔》水墨画。画稿上，高高矗立的旗杆和其上飘扬的国民党党旗为视觉的中心。画面的近景落在黄埔军校校本部直通江面的木码头上，码头前拥拥簇簇停泊着好几艘汽船，不远处一艘汽船正缓缓驶过。码头上隐约可见正朝着黄埔军校走来的人。校本部的欧陆式大门与现在旧址的样式完全一致，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卫兵，大门上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匾，门口左右白墙上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字，远处隐约可见黄埔军校俱乐部和绵延的扯旗山。画稿绘制入微传神，可见梁先生对那段黄埔军校岁月的深刻追忆和缅怀。
1929年，梁又铭任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战史画画师，并协助梁鼎铭于南京灵谷寺画室创作。1932年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梁又铭请缨赴沪参战。1936年，担任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负责全国新闻图片的统一发布工作。1936年底，在周至柔将军的力邀下，梁又铭投效空军开创《中国空军》月刊。
梁中铭在黄埔军校停留的时间较短。他来到广州后，先在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任职，负责编辑《入伍生画报》。后相继担任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政治训练宣传科画师、航空救国协会画刊主编、南京京报画刊主编、南京时事月报图画编辑、军委会政训处中校股长等职，抗战时任《阵中画报》社社长。
黄埔军校艺术之花——《革命画报》
作为新型军事学校，黄埔军校极为重视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印行了大量的校报、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小册子和传单，广泛宣传主义和革命。黄埔军校政治部内设出版科，专门负责期刊、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负有艺术长才的梁氏兄弟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黄埔军校的许多出版物上都有梁氏兄弟的作品，如为黄埔军校第5期同学录创作的四幅宣传国民革命的插画，而最能代表梁氏兄弟在革命宣传上贡献的，则是由其接力主编的《革命画报》。
《革命画报》是梁鼎铭创办的一本以漫画为主要形式的杂志，颇具影响力和个性特色。画报为周刊，从第1期到第48期基本上逢周五出版一期。第50期后改为星期六出版。此外，画报还在节日、重大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纪念日出版特刊，这是画报的一大特色，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先后出版有五卅特刊、民国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九七特刊、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特刊、反基督教特刊、新年特刊、三八特刊、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特刊、巴黎公社56周年暨三一八惨案纪念特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16周年纪念特刊等16种特刊，具有鲜明的政治触觉和强烈的时代感。
画报除第38期的二七特刊为彩色外，其余的均为红、绿、褐等单色单页石印，16开的纸横排四版，每版一图或多图，图上辅有简短的文字说明。这样的设计和排版既可当作传单散发，又便于在街衢巷尾张贴，很好地发挥了画报的宣传功能。
从目前所找到的《革命画报》来看，画报于1926年5月5日创刊，1927年7月16日出版第60期，跨度一年多。梁鼎铭担任画报的主编，他充分发挥漫画的特色，通过讽刺、类比、比喻、夸张等各种手法，传播新闻，讽喻时事，宣传革命。1927年，梁鼎铭离开军校投身北伐后，弟弟梁又铭继任主编，故能继续画报的编辑主旨和方针，使其风格保持一致。梁氏兄弟也是画报的主要作者。《革命画报》上刊登的每幅漫画都会在边角位置署上创作者的名字。在画报上署名较多的作者有鼎、名、鼎铭、又铭、乙乙、工人、西玲、光郎等。其中乙乙（乙乙是梁鼎铭的别名，见《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71页）、鼎和鼎铭是梁鼎铭的笔名；又铭和光郎（光郎是梁又铭的笔名，见《梁又铭小传》《梁又铭先生画集》，梁又铭艺术基金会2004年9月印行）是梁又铭的笔名，“名”应为梁氏兄弟的笔名。由此可见，梁氏昆仲在画报编辑发行上的重要作用。
《革命画报》与血花剧社同为黄埔军校的艺术之花，它是军校重视革命文艺活动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大革命时期漫画宣传热潮的产物。《革命画报》上刊登的内容包括抨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报道北伐进展和北伐军的英勇战绩，广大人民群众对北伐的支持和拥护；报道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宣传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等革命思想，等等，对于揭露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群众支持北伐战争，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梁氏兄弟二人的努力下，《革命画报》的销量日益上升，传播甚广。据黄埔军校《政治部（1927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政治工作报告》一文中所言，《革命画报》每周的发行量是4万份。（见《黄埔军校史料》第44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交通落后，信息传播渠道闭塞的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发行量是非常惊人的。即使是民国时期号称发行量最多、发行地区最广的通俗画报《良友》，最高峰时期的销售量也是4万余份。若以此而论，《革命画报》可谓是当时的明星刊物了。
梁氏昆仲的历史绘画成就
历史画是西方美术的重要题材之一。17世纪的欧洲理论家认为历史画是绘画最重要的题材，而严格范畴意味的历史画概念，由17、18世纪欧洲艺术学院所形成。艺术学院继承了所谓“诗如画”的人文主义看法，历史画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位置。画面构图往往结合了宣传与艺术，使艺术成为政治宣传的最佳利器，除了宣扬国家民族面临困境所凝聚之团结意识外，更重要的是塑造英雄的崇拜。在中国，西方绘画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最初的内容多为静态人物和宫廷生活。1840年的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国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促使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成为时代主潮。1919年新文化运动，推动写实主义的盛行。许多艺术家在美术救国的号召下大量创作宣传画，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美术抗战的时代要求刺激了宣传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过来为战斗题材的美术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梁氏兄弟，尤其梁鼎铭先生，可谓是中国战争题材历史画的先行者。梁鼎铭在初次见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时，就曾表示，“我以八年余之苦学得历史画之专长，今愿以所长报效革命，先为宣传工作，它日期望展我历史画之能。”（转引自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郑雅文硕士之毕业论文《梁鼎铭昆仲绘画之研究》，2005年。）可见对自己的革命及艺术道路有相当清晰的规划，心中早蓄此志。在黄埔军校的岁月，梁鼎铭虽然事务繁忙，但仍坚持用画笔记录历史的理想。他在广州大石头黄氏宗祠设立画室，花费了半年时间创作《沙基血迹》油画，这是他从事战史画创作的开端。这幅画源出于黄埔军校学生抗击帝国主义的一段惨痛经历。1925年6月23日，黄埔军校派出第3期入伍生总队和党军部分官兵约700多人参加了抗议 “五卅”暴行的反帝示威活动。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驻军开枪射击。黄埔军校师生不顾自身危险，挺身而出，掩护群众撤退。在沙基惨案中，军校入伍生和党军官兵中弹牺牲和受伤不治者31人，伤者53人，损失惨重。此次事件，梁鼎铭虽未亲身经历，但却是触发其民族主义情怀和对帝国主义仇恨的导火索。在这幅画中，梁鼎铭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遭英法军队惨杀时混乱的场面、尸横遍地的悲惨景况，画面中始终竖立的旗帜和虽然倒下仍奋力举手呐喊的人似乎象征着永远不灭的中华民族精神，给人以希望。画作完成后，一直悬挂在黄埔军校俱乐部的礼堂内。1928年黄埔军校搬迁到南京，这幅画也随之运到南京，继续收藏在黄埔军校俱乐部内。1938年南京沦陷后下落不明。
蒋介石对梁鼎铭的历史绘画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1930年，蒋介石为梁鼎铭在南京中山陵旁灵谷寺建筑画室，梁鼎铭自署为“战画室”，他“战画室主”的称号便是由此而来。自此，梁鼎铭开始着手绘构一系列历史巨画。其时，梁又铭亦在南京任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战史画画师一职，遂从旁协助梁鼎铭的创作工作。此后的4年多时间，除1934年因身体原因暂停休养外，梁鼎铭一直专注于军事史画的创作，最先完成的是《惠州战迹图》。
《惠州战迹图》画幅纵732.4厘米，横2136.2厘米，历时两年零9个月，这一作品以西画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作此画时，内外条件都已达到最优，从内部条件来说，梁鼎铭不复此前只是将绘画作为业余，而能专心一意从事创作。且经过前期欧洲的游历，必然于画技上有所感悟，而能将其运用到画作上。有研究者还提到其当时绘画使用的都是从国外购买的材料工具，也因之而使绘画作品的效果大为增色；从外部条件来说，史画的创作获得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刚于1928年在形式上完成国内统一，局势平和，故梁鼎铭能有时间、心情、资源做精心的创作准备。如绘制时特派一营官兵做模特，包括人物远近关系、各种姿态均分群组画速写打稿，画中的人物大小比例几乎等同真人；为求真实，将惠州城墙砖由原地带回摆放、研究；画作尺寸达两丈高，为便于作画，梁鼎铭自行设计了升降梯。
《惠州战迹图》反映的是1925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情形。画面以蓝色为底色，构图巧妙地采用环绕型半圆弧设计引导视觉，站在画前仿佛有置身战场的真实感。画面背景是圆弧形的惠州城墙，城墙上硝烟弥漫，破损处处，城墙上方杨坤如部队的官兵正惊慌失措向下乱射，墙头搭着云梯，东征军官兵正奋勇向上攀爬，有官兵牺牲从梯上倒下。城墙角东征军官兵正发起冲锋，神态生动，有集中火力向城墙射击增援的，有呼喊战友英勇前进的，有扛云梯的，也有等待攀登的，再现了战争的宏伟场景，东征军官兵牺牲奋战的精神跃然纸上，极具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画作完成后展示于南京灵谷寺画室，梁鼎铭更做多个与真人等身的雕塑，摆在画前增加气氛。可惜的是抗战爆发后，因此画尺寸过于巨大未便携带，据闻已经毁于炮火。
1935年，梁鼎铭一鼓作气完成了《济南战迹图》《南昌战迹图》《庙行战迹图》等几幅画作。《济南战迹图》以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攻占济南，奉军部队败退为背景。《南昌战迹图》反映了1926年11月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第三次攻打南昌的情况。在两次攻打南昌失败后，蒋介石采取先截断敌军外围供应线的做法，调集左、中、右三路军会攻，重挫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攻占南昌。《庙行战迹图》描绘了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庙行镇之战，真实地诠释了庙行镇战役的激烈战况，反映出中国官兵坚守阵地、不惜英勇牺牲的精神。
这5幅画作被称为国民党的“五大史画”，其中《沙基血迹图》《惠州战迹图》《济南战迹图》《南昌战迹图》等四幅都是反映黄埔军校师生反对帝国主义、为国家民族征战牺牲的主题，可惜的是这5幅画作，都在战乱中毁于战火。从这几幅画来看，梁鼎铭采用绘画的方式记录战争史，以大气派的宏伟架构展现战事的激烈，以及官兵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不屈精神，可说是史诗风格的战争记录画。梁鼎铭也把历史画作视为自己毕生的艺术追求，晚年他在自传手稿中曾自我评价说：“余致力历史画一事而终吾生，自评为优，虽然经历万苦枉过数十年，但自以为慰者有一言曰：‘朝闻道夕可死矣。’余以历史画为‘道’，可言之曰‘历史画成功而死可矣’。”
在梁鼎铭的影响下，梁又铭和梁中铭兄弟也走上了以艺术报效国家、以画笔记录民族抗争历程的道路。梁又铭在抗战时被借调到空军航空委员会，任《中国空军》的艺术主编，因有感于中国新兴空军的战绩和壮烈牺牲，投入空战史画创作。梁中铭长期担任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艺术宣传刊物《阵中画报》社的社长，被誉为“站在火线的战士画家”，常亲赴最前线，以速写的方式描绘军人激战报国的英姿。后在桂永清的建议下，梁中铭调到海军服务，亦因此绘制了海战史画。正如周至柔在梁又铭抗战画册上题词所言：“以时代画人的手法，写时代武力的尖峰。为艺术辟新园地，为抗战留大史迹。”
黄埔军校是梁氏昆仲军旅艺术生涯的起点，在其艺术道路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他们早年投身黄埔以艺报国，用画笔为革命奋斗，致力宣传爱国思想、唤醒国人民族意识以共同抵抗外侮。他们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批军旅画家，或者称之为随军画家。他们因着以美术长才报效国家的抱负加入革命，此后长期在军方任职，也因此之故能够经常身处战争环境，甚至到战争的第一线去，近距离观察军队和战役情况，为抗战历史做了最佳见证与记录。有人评论说，梁氏昆仲“以自我独创的，交混着西方历史画之美术语言与强烈爱国情操下战争题材绘画，开创了中国美术史上新的课题表现。”（见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郑雅文硕士之毕业论文《梁鼎铭昆仲绘画之研究》，2005年。）
（作者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