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黄埔军校

　　辛亥革命闯将，民党理论魁首

　　戴季陶（1891－1949）别号天仇，别字选堂，又字季陶，后名传贤，以其革命生涯宕荡起伏依次为天仇、季陶、传贤三度更名。原籍浙江吴兴，1891年１月６日出生于四川广汉。成都留日预备学校、日本东京师范学校、东京日本大学陆科毕业。参加革命时乃清朝末年，戴以年轻气盛，排满最力，东渡日本留学，初次改名为“天仇”，以示与满清有“不共戴天之仇”，其意以为民族之仇与父同也。后遇孙中山先生于日本东京，那年戴才16岁，只是个少年人，中山先生此时已40岁，少年遇见革命领袖，敬仰之情顿成顶礼膜拜。（见载于《戴季陶自述》）旋即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留日期间任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1909年夏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参与柳亚子等在苏州创立的“南社”，后任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主编。其间结识钮有恒（江苏吴兴人），不久与她结婚。1911年春，避居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天仇时代”的戴季陶，在革命党的组织内，也是极为活跃的一员，他参与武昌革命战争与东北革命事，他以《民权报》总编辑身份，无形中成为同盟会发言人。（李云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6月“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23）”《戴季陶》第95页记载）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戴追随左右而为秘书兼理日常事务，俨然一政治红人。戴常以后进自居，曾说：“本人在当年追随总理的同志中间，要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从此以后，戴即常在中山先生身边担负书记工作，他回忆此后十数年间：“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过总理。”（李云汉著，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9年10月“中国历代思想家（23）”《戴季陶》第97页记载）戴此时认为清朝既倒，大（天）仇已报，乃改名季陶，此与陶朱公为伯仲之意。

　　民国元年8月15日，戴季陶撰文《中国之军事问题》，分别以军事之单位、陆军之标准、武器之独立三方面概述了军事的基本问题。（陈天锡编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审定，1971年10月台北印行《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第11－13页）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戴季陶关于军事问题的首篇文章。11月21日戴再撰文《兵与饷》，指出当年全国之兵不下60万人，各省统属难于合编；指出筹饷之法，固在国民之爱国心，提倡自由捐输，以助军费；饷者，军队之后盾，亦用兵之唯一要素。接着，他再撰写《军政与军备》两万余字小册子，列举美、英、法、德、意、俄、日等先进国家之军事、军队、军械、装备情况。从这些文章观察，戴是革命党人里较早关注军事问题的重要成员。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后，戴被推选为上海执行部评议部评议员，排名位居37名评议员之首。南北议和后，再于1912年９月任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所处的位置与所负的责任亦更为重要。然好景不常，癸丑二次革命失败，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四处逃散，流离颠沛。1913年春，戴季陶随侍孙中山往日本，后奉派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袁（世凯）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民国日报》编辑工作，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春，随孙中山返上海。1917年９月，随孙中山往广州，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同年7月军政府改组后，随孙中山返沪。此时革命初期，国民党人逆多于顺，可谓诸事不利。一次，戴季陶奉党命由汉口赴四川公干，一路上连遭暴风雨袭击，因此所雇船只不得已在宜昌附近停泊下来，停泊十余天仍暴风雨连绵不能启程，戴季陶在船上烦恼至极，既感天时不顺，又觉奔走革命无甚成就，竟萌轻生之念，突然投江自杀，幸亏为船夫所察觉，赶紧救起得免一死，但已奄奄一息。（载于1919年7月2日上海《国际新闻画报》副刊《所人轶事》，撰稿人：弧城）这也应了先贤之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矣。1919年春夏之交，巴黎和会的结果激怒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唤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思潮之涌动促使戴季陶在其间大显身手。戴季陶返回上海，适值张静江所办“证券交易所”以5万元股本涨至十余倍出售，获利颇丰，遂助戴氏办理政治性周刊。1919年６月，由戴季陶主持，邀沈玄庐、刘大白助之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任主编，从此名声大振。在此期间，戴季陶倡导马克思主义学说（李云汉著，台北东丰书店1966年5月印行《从容共到清党》第61页记载），同时还与陈独秀、沈定一、李汉俊、张东荪等同是《星期评论》撰稿人。1920年初，由孙中山出谋创办《建设》月刊，意在发表其建国计划，戴襄助编撰之事，胡汉民、廖仲恺、刘成禹、朱执信等皆有撰文表意，志在声援。这一年，戴季陶曾翻译日文《马克思资本论解释》（《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第223页记载）在《建设》月刊刊载，是较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辛斯基来沪找陈独秀、李汉俊等讨论共产党建党问题时，戴季陶与沈定一亦参加会谈。（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130辑第140页，徐晓林、陆雅乾撰文《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缘于与陈独秀的师友关系，1920年夏，戴季陶参与了陈独秀等发起组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云汉著，台北东丰书店1966年5月印行《从容共到清党》第62、398页记载），他还是当时的主要赞助者之一，筹备并参与起草最初之“党纲草案”，后因孙中山反对才退出，戴另称“孙中山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与张静江、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事经济活动。

　　1922年12月底，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返四川，行至宜昌闻川军内战即起，顿觉入川联络工作无望。1923年12月返回上海，继赴湖州潜园（又名陆家花园）寓居。1924年１月赴广州，作为孙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还先后担任了宣言、党章、宣传等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作军事设施审查结果的报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第一次中央执委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创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此期间，孙中山与苏联代表马林、政治顾问鲍罗庭多次会晤（戴都在旁作记录），讨论由苏联出资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彻底脱离旧军阀利用武力控制革命政权的局面，由此，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以训练革命军队的下级干部。

　　黄埔首倡政治教育

　　依据戴季陶的回忆，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孙先生拟委派程潜任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副校长，因孙先生认为程潜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对革命事业有信仰，又曾任过高级指挥官，是个能文能武的将领，由他来主持黄埔军校一定能办好。当时蒋介石一听到要他在程潜下面当个副职很不高兴，他对戴季陶说，程潜曾当过满清的标统，他（蒋介石）不能和一个封建奴才合作。发了一通牢骚后就不辞而别去了上海。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和上海都是同吃同住的好朋友，戴趁孙先生还没有发布任命程潜的命令，赶紧拉着张静江、吴铁城去向孙先生力陈蒋介石年轻有为、忠诚可靠，在日本振武学校时成绩超群，定能肩负校长重任。当时，孙先生在革命队伍里苦于找不到更合适的军事人才，于是就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决定把黄埔军校校长委了蒋介石。并派戴季陶赴上海接蒋介石回广州。（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东征北伐》第183页，陈强立撰文《戴季陶谈孙中山先生的事迹片断》1981年）戴季陶还回忆，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孙先生任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虽是校长，但一切问题都需经党代表签署才有效。1924年4月11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戴季陶为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同月28日，再任其为大本营参议。1924年5月13日，孙中山亲自签署任命戴季陶与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6月13日，也就是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前三天，戴季陶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原载大本营秘书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十七号，现据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全集》第十三卷人事任免（下）第366页记载）从现今史料记载看，戴季陶是先任总政治教官，后来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先生自有了创办军校倡议举措，对于“负起政治教育责任”就意属戴季陶。黄埔军校是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开办的，“党义”统领军校亦使当时的理论家戴季陶，负起“党义”导向作用与影响，因此“政治部主任”之职责亦非戴莫属。这些从他对黄埔军校学员演讲及教义中，都能看出端倪。

　　1924年4月29日晚八时，戴季陶到黄埔军校筹备处与筹备人员会面，作题为《革命党员的责任》训话：“今天兄弟与各位第一次见面，各位勇气百倍，精神焕发，兄弟非常欣喜！本党为养成革命军事人才，所以办这个学校。各位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以后本党革命建设，能做到如何程度，全在各位的工作如何，希望各位都明白自己的地位才好。今天兄弟有简单的言语，同各位讲：我们中国已立四千余年了。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高，我们所能做的革命事业，是对于中国民族负继往开来的责任；就是对于过去负承继的责任，对于将来负永久存正为世界文化尽力的责任。自本党总理主张革命以来，所倡三民主义都是说明我们对过去将来的责任。我们若不明了我们的历史过去的地位，就不能负将来的责任。”（陈宇编著，华文出版社2014年11月《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18页记载）孙中山任命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首任主任，明确政治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教育事宜，正式开学后，政治部又多加掌管党务和宣传，首次在中国军队中设立政治工作机关及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作为中国国民党党管军校的具体体现与执行机构，根据史料反映，戴季陶上任此职时，实际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部长兼及此任，是当时许多项兼职的其中一项，因此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开展，也不会有太多的考量与深思，只是将中国国民党党务与政治制度贯彻于军校工作当中，对于政治鼓动与主义宣传诸方面，此时他倡导：“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从容共到清党》第398页记载）

　　按照《陆军军官学校详细调查表》记载，第1期第4队学员王世和填写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入党介绍人，入党日期是1924年5月15日。（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7月编辑，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4月印行《陆军军官学校第四队详细调查表》第429页记载）1924年5月21日上午11时，戴季陶在军校作题为《群性赖纪律而完成》，称：“政治部的课程自下月第一星期起，按步实行，今天先提出一个问题来与各位说一说，个性与群性前次已经说了，今天所说的就是群性如何完成的方法。”（《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26页记载）1924年5月31日，戴季陶与廖仲恺、邵元冲、甘乃光、刘芦隐等同赴长洲岛黄埔军校，商讨教材讲授课程事宜，确定政治课授课分工，每周一节课时一小时余。1924年6月13日，颁发给戴季陶政治部主任任命状。（军校呈请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大字第492号”任命状）6月14日上午，与邵元冲讨论校歌，后编成第一首校歌，这首由戴季陶作词的校歌，由于韵律不太顺畅，唱起来词不合曲。虽然校长蒋介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是师生都不大喜欢这首难上口的校歌。此校歌主要在第1至4期学员当中传唱，因此在军校与社会上流传不广。后来有了新校歌（《怒潮澎湃》）取代了这首校歌。

　　以戴季陶随侍孙中山左右14年之观察，戴是深切体谙孙中山“联共”意旨，认为在团结革命势力的原则下容许他们加入，但他们必须遵守国民党的党纲与政纲。戴季陶是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劳工问题的专家，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极深的关系（《从容共到清党》第241页记载），他对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共的活动了解得最为清楚。1924年6月21日，孙中山批准蒋介石呈请任命名单，任命张崧年为政治部主任，作为戴季陶之辅佐。6月22日，戴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产生争论，辞去一切职务。（《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36页记载）当日，党代表廖仲恺提议，邵元冲为政治部代理主任，戴季陶于6月28日离开此任。显然，戴季陶并没有成套的思路和构想，政治理念与认识上的差异，使得他未能在这一“可以呼风唤雨”的职位上大有作为。缘于意识形态纷争，坊间总以戴“不谙政治教育”或“行责不周”而“无所事事”，诟其失责忘记“党义”。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关键职责之运用与发挥，显然更适合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行动，为后来之史实所证明。也因与苏联顾问鲍罗庭失和，戴季陶辞职返回上海，后转至湖州寓居。

　　人所共知的史实说明，孙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后年月，于广州创办了武文两校，武校以黄埔军校闻名于世，传颂至今。文校则是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同时，即建议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和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扩编为国立广东大学（编审委员会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第493页记载），今位于在广州文明路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是当年广东大学之礼堂。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1926年6月初，广州国民政府决议将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同时明令戴季陶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中国高等学校变迁》第831页记载），此时戴在湖州养病，未到任。1926年9月30日，戴季陶到职中山大学校长。（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中山大学编年史》第13页记载）1926年10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戴季陶关于国立中山大学改校长制为委员会制，特任戴季陶为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2月5日，应黄埔军校校方邀请，戴季陶以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名义，赴黄埔岛向齐集军校培训的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会员们作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徐康著，台湾抗日丛书1，台北华品文创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9月出版印行《台湾抗日人物集之一》第201页记载）戴季陶的讲话稿刊载于《台湾先锋》创刊号，该刊物是当时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机关报，该创刊号印刷两千份，分发对象是在大陆台湾同胞、朝鲜人和黄埔军校学员。1927年2月上旬，戴季陶兼任中山大学政治系主任。1927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大学取消委员会制改回校长制，任命戴季陶续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8月20日，国立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戴仍任校长。1928年3月2日，恢复国立中山大学校名。1928年9月初，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法学院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纂，主编余克礼、朱显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中国国民党全书》第1265页记载）至1930年9月12日戴辞去校长职，其在任校长历时4年，实际因忙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政务联系，多半时间在上海、南京、湖州之间奔走，中山大学校务事宜由朱家骅代理。由此可见，戴季陶是当年曾在文武两校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国民党元老。

　　此间，他还兼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924年11月，由上海北上随侍孙中山往北平，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时，他是遗嘱签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戴为表示他个人承继孙中山衣钵之心，乃易名而为“传贤”，盖谓先生之主张，独以其贤而传之也。（1936年12月10日上海《新政治家》第五版蓝田撰文《戴季陶的沧桑史》记载）旋即撰写《孙文哲学基础》，为当年理论诠释孙文主义之通俗读物被传播与颂读一时，后来也成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乃至所有军校、学校之必读书目。为孙文主义思想传播的大众化、通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确为当年不争之事实。其后参加西山会议派活动，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日益扩大之政治声势，与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等发起从“容共”到“限共”。在当时，戴季陶是国民党人中有系统地建立反共理论的第一人。（《从容共到清党》第401页记载）他在第一篇反共著作《民生哲学系统表》中，划清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界限。1926年1月，戴季陶再度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以“清党”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戴季陶在其中的思辨主导作用，加重了他在国民党高层理论导向之影响，遂成为中国国民党主要理论家之一，同时期还有甘乃光等。1927年7月8日，南京筹备复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戴季陶、张治中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纂，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黄埔军校史料》（续篇）第604页记载），命令在广州的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开赴南京举行毕业考试。1927年10月，戴季陶以中国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自居，发表《告国民党的同志及全国国民书》，声称：“国民党党员的自信力和团结力是拯救党国唯一要素，在国民党内，有了共产党，就是一党有两个重心，这就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1928年10月《将冯对时局的通电》特刊第18－31页记载）反复强调“清党”是国民党重中之重。1928年2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3月13日，国民政府颁令任命戴季陶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天锡著，台北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补助出版，1967年3月再版《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第93页记载），再施以政治教育及训练之重责，受命兼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1928年6月，为刘秉粹所著《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实战记》题词：“我武维扬”。（该书1928年10月印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4月印行，列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四辑）192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任该职长达20年）。同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戴季陶以孙总理民国十三年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时四言十二句训词，谱为中国国民党党歌。（陈天锡编，1967年3月再版《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第94页记载）1928年10月中旬，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实行校务委员制度，戴季陶等11人为首批校务委员。1929年1月23日，戴季陶应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团邀请，为在校学员主讲《青年问题》课程。1929年1月25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决议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组织要领案，推定戴季陶等9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华东工学院编辑出版部影印，中央档案馆1989年7月出版《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第252－253页记载；容鉴光主编，“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6年1月1日编印《黄埔军官学校史简编》第123页记载）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1929年5月15日，广州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戴季陶再被任命为政治训练处主任（《黄埔军官学校史简编》第62页记载），实则其人尚在南京。1929年6月中旬，戴季陶辞去原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6期）政治训练处主任职务（《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第401页记载），遗缺由黄珍吾（黄埔军校第1期生）接任。1929年6月18日，戴季陶为国立中山大学第三届毕业同学录题序。（《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第113页）1929年9月10日，国民政府颁令将“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从此，黄埔军校更盛其名成为惯称而延续至今。1929年1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军队教育令——内涵军校教育实施细则》，戴季陶以考试院院长签署列名其中。1930年5月10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0年12月11日，他以校务委员身份随蒋介石视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完毕后与该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到军校大操场对学员演讲。（1930年12月20日《武汉分校月刊》记载）1931年5月10日，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校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8月，对于邓演达被捕后之处置，鉴于邓在黄埔师生中影响作用甚巨，蒋介石听从戴季陶进言：“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为严，对学生则应从宽。”还说：“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经过权衡利弊后，最终促使蒋于11月29日下令对邓演达处以极刑。1931年12月，戴季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6月，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1期同学录序有感，遂成“戴季陶1933年6月16日题（同学录）序”，戴序称：“呜呼读蒋校长介石先生之文，观革命军人视死如归之历史，有不憬然觉悟奋然兴起者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师生为革命救国而牺牲之事迹，此特其发端尔，民国二十年六月统计，本校学生阵亡者2742人，其中：第1期226人，第2期268人，第3期279人，第4期421人，第5期461人，第6期423人，第7期332人，潮州分校121人，宪兵科71人，军官补习班31人，武汉学兵团22人，军官政治训练班87人，伤者且几倍之。本校学生死者之数如此，则士兵可知，其余各军将士之牺牲者，亦可略得而想见矣！自是而后有豫鄂诸省剿匪，之后有淞沪抗日之役，有江西剿匪之役，有最近长城抗日之役，搏斗之烈死亡之众，尤甚于前此。诸战抛肉为弹，筑尸为城，伤者无收容之暇，死者无归骨之地，今战尚未休，我同学之尚得相见于来日者几何人哉！呜呼惨哉！总理有言曰，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故政治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糜夫！中国有四万万之国民与五千年之道德文化，徒以民心不振，国运斯危而后，革命救国之战士乃洒其殷红之血以为国花，虽然国家与兴亡之责，端在于全体之国民，而负政治教育之任者，其责为尤大，吾国人惟有痛自觉悟，一德一心，以各尽其国民天职，报我殉国之战士，而后国家之兴复乃有日，而主义之花乃为不虚开也。传贤敬书于同学录序后挥泪拜题。”（《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扉页记载，文中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1933年5月17日，据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颁发的“总字第559号令”，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同时恢复校长制。蒋介石复任校长。1934年6月16日，应邀以校务委员身份，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加军校建校十周年庆祝典礼，次日应邀再赴军校，参与高等教育班第2期、军官训练班第2期及第10期第1、2总队毕业典礼。1934年9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9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对参与中央党部从事政治工作考试的党员作演讲，称：“此次考试的性质与平常考试不同，各员本皆有其确实正当之资格，可不须考试分派工作，而中央所以举行此次考试，第一为尊重考试制度，愿本党同志多受一次磨练；第二因各员从事工作既久，难免学业荒落，欲藉此促起大家努力学问之热心；第三欲详细考试各人学问成绩，以为今后补充训练之预备；第四本党方针在政府官吏基本学识，决定先自党员做起，希望此次考取年轻人员，今后多受磨练，而成就其为将来有用之才。惟愿人人知不足，作真正的总理信徒，学总理终身革命终身读书研学之精神，为国家造就坚实之基础。”（1935年11月20日南京《兴华周刊》新闻栏刊载）1935年11月，再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其间还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及外交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36年8月1日，戴季陶在对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员谈教育时指出：“中国的教育分为五种，一父教，二母教，三师教，四友教，五社会教。父教每失之过严，母教则多溺爱，师教每自以为尊严道貌岸然，友教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社会教育则在中国绝无仅有。实则父教应重监督，母教应重保育，师教应重指导，友教侧重切磋，社会教育应重协力互助。”（1936年8月21日《云南教育月刊》补白记载）1936年9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11月12日，获国民政府颁予一等采玉勋章。（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国民政府公报》第117册1936年11月13日第2201号颁令第3页记载）1936年11月12日，以文官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国民政府公报》第117册，1936年11月13日第2201号颁令第10页记载），是获颁此殊荣的极少数文官之一。连续当选国民党第四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在他那个年代属“党国元老”，他不仅官高位重，蒋介石起草颁布之文件，不经其手也必经其目，陈布雷的文章亦经其订正，其幕后之重要作用还甚于台前。在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最高核心层里，戴是孙中山早年得力干将，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张继、居正、邹鲁同等重要。（1936年12月10日上海《新政治家》第五版蓝田撰文《戴季陶的沧桑史》记载）就江浙革命首脑而论，与陈英士齐名，蒋介石属于后辈，因此无论在公私场合，蒋介石皆尊戴为前辈元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此时戴季陶（时为考试院院长）突然一反常态，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即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戴与蒋介石是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12月《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79页，周一志撰文《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记载）于是，在戴季陶与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决议，戴为此次事变倡导讨伐最力者，事后为蒋所称许。戴季陶以反共最早著称，有别于孙文主义之戴季陶主义，理论核心之一就是反共，为倡导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最力者，当时的《新上海》杂志1936年12月28日第二版刊载古月撰文，指出“戴季陶反共最早”，以此讥讽戴是最早参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及翻译日文版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理念之极端为文人气节所不耻。

　　首席理论家，命垂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移武汉。1938年1月，他续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5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再随国民政府迁移重庆。1938年10月，续任设立于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6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续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4月，续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7月，被推选为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委员。1942年12月，续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9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3月，续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0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5月20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7月，续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1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仍兼任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档案馆、湖南人民出版社校编1989年7月《黄埔军校同学录》第1385页记载）1946年9月起，任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县长挑选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12月，再任陆军军官学校（第22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6月5日，中华民国国史馆正式成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位馆长。6月24日，向国民政府提名推荐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7月10日，遂卸任20年院长职责。1948年12月底，携眷居广州，先居住迎宾馆，后移居东园招待所。1949年２月11日，因服安眠药过量逝世。当日，国民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14日入殓。1949年3月12日，国民政府总统府颁褒扬令：“国史馆馆长前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学识宏通，持躬清正，少怀壮志，奔走海内外，宣传正义，鼓吹革命。受国父特达之知，任心膂股肱之寄，屡经患难，无役不从。当革命政府在粤建军之时，主持军校军部政治训练工作，成绩昭著，用能淬励军心，完成统一大业。国民政府成立后，选膺委员，兼任考试院院长。二十年来，久处中枢，赞襄大计，宏纲细目，追古宜今。其于怀远安边，沟通政教，尤具渊谟。上年宪法实施，改任国史馆馆长，怵目时艰，忧劳骈积，疾患丛生。方期调摄得宜，长资倚畀，遽闻溘逝，震悼殊深。所有饬终典礼，应从优隆，著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妥为办理，并由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依例议恤。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用示国家笃念勋贤之至意。”（《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第410页记载）1949年4月3日，灵柩迁移成都，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郊外西枣子巷母亲黄太夫人墓地。生前著述甚丰，以著名理论家彪炳国民党内。主要著作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学礼录》、《天仇文集》（陈天锡编，1968年5月台北商务印书馆以《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上册印行）、《日本论》（陈天锡编，1968年5月台北商务印书馆以《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下册印行）、《戴季陶集》（上下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印行）、《戴季陶卷》（桑兵、朱凤林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印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