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使观看军校战斗演习之印证

　　抗战老兵张志仁，字毅心，甘肃临洮人，1941年4月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本校）第18期第1总队步科，1943年2月毕业。他回忆说：“当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兵席卷东南亚后，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特使威尔基（1892—1944）来华访问。期间，威尔基特来成都军校参观教育设施及军事训练，并饶有兴致地观看了18期1总队学生的战斗演习。此时，我正在1总队步1队受训学习，有幸以攻击兵参加了这次演习。威尔基回国将出使经过著书《天下一家》，不久原著译为中文，成为轰动抗战中国的一部译作，名列民国时期百种译作之首。当时我还抢购一本作为纪念，可惜在频繁转战中遗失了。书是谁翻译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但还清楚记得书中第八章‘自由中国用什么抗战？’，翔实描述了这次近乎实战的演习。”

　　笔者根据张老回忆，在图书馆查阅了两本《天下一家》中文译著。一本译者为刘尊棋，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四川重庆初版，由中外出版社发行；另一本编译者为刘邦琛，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福建南平初版，由国民出版社发行。初版时间前者早于后者三个月。通过比照，发现两位译者对第八章译名有差异，前者为“自由中国用什么抗战？”与张老记忆相吻合，而后者却为“中国用什么作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同是一部外国书籍，不同出版社翻译者很可能不一样，因为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是对原著的再创作过程，其中包含了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感情，同时也和译者自己的性格、所受教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所以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译者来翻译，其结果往往会成为两部作品。

　　译者刘尊棋（1911—1993），出生于浙江宁波，祖籍湖北鄂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两年后，被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出狱。1942年在重庆任中外出版社（社长孙伏园）主编及在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供职。1943年8月，其译著《天下一家》出版，跋云：“本书中文版因翻译时间意外地延长，而使读者至今才能见到，这是要声明抱歉的。译稿中除了一二语句为了很明显的原因略去以外，自信是做到尽量忠实的程度。孙伏园先生审校全稿，朱宝光先生和萧余先生协助翻译一部分，都应在此声明致谢。”所以刘尊棋的翻译一般被认为是良译，其标准：一个好的译著，当使读者认为作者就是用译文的语言来写作的。

　　特使万里长征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派遣特使出访各盟国，使美国放下孤立闭关的观念，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之中去，以赢得最终胜利。罗斯福知道助手威尔基颇有才干，也有国际视野，厌恶殖民主义，故请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英国、中东、苏联和中国，以促进战时外交。威尔基于1942年8月26日，搭乘一架四引擎统一式的轰炸机，由美国空军军官驾驶，离开了纽约的米契尔机场，开始周游世界各地，看看各个战场、各国领袖和人民。过了49天以后，在10月14日，威尔基返回美国，着陆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威尔基这次环行全世界，并不是仅仅经过圆周较小的北纬，而是两度穿过赤道。

　　威尔基旅行了31000英里，单就数字而言，的确使他很惊异，甚至感到有些迷惘。原来威尔基对这次旅行的总印象，最深刻处不在于和其他各国人民间的距离，而是和他们的接近，宛如天下一家。如果他对“世界变得小了而且完全是相互依赖的”这件事若还存在任何怀疑，那么，这次旅行就把这些疑云一扫而空了。

　　一件不平凡的事实是威尔基一行走完这样长远的路程，在空中的时间总共不过160个小时。他们在途中每天通常航行8小时至10小时，这就是说，威尔基有3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他预期的目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个大陆到那个大陆，身体的移动并不劳苦，只不过像一个美国商人，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为做生意而旅行罢了。真的，在世界上走来走去已经是如此之容易，甚至他竟允诺了中部西伯利亚一个大共和国的主席，说在1945年某一个周末，他将飞回到那里，打一天猎。而且他当真希望实践这个约会。世界上已不再有什么遥不可及的地点了。从这次旅行中，他知道远东和美国的距离之近，宛如洛杉矶乘最快的火车到纽约一样。他禁不住相信，从今以后凡是涉及他们的事情必然涉及到美国，将来美国的一切想法必须扩及全世界了。

　　亲见抗战中坚

　　威尔基离开苏联，顺着伊犁河经中亚细亚的塔什干，沿着通往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飞行。威尔基从苏联一路到中国，是由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徐焕升（黄埔6期，江苏崇明人，曾留学德国、意大利学习飞行）上校陪同，进入中国境内有几次飞行，是他亲自驾驶飞机的。当威尔基得知这位年轻的武官，因1938年驾机参加对日本本土第一次空袭，投撒传单而一举成名时，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关于观看军校学生的战斗演习，在《天下一家》第八章“自由中国用什么抗战？”中，威尔基这样描述：“有一天下午，我站在成都城外一条泥底但流得很急湍的河上的窄桥边。我的面前沿岸一座很厚的墙后，有烟雾升起。我可以透过浓烟看见机关枪火的闪烁。我背后的田野上传来一阵迫击炮声，河里面有许多中国青年，奋命泅过急湍的河水，有些在头上举着步枪，有些拿着长绳子系着一座浮桥。当他们全身沉入最急的流水中时，我差不多可以下很重的赌注，认为他们决不能泅过去，但是他们居然将那座浮桥运过了河。这时突然有成千百的其他士兵，从我背后的田野上一跃而起，他们的钢盔和制服都仔细地伪装起来，我一点都未曾发现。他们跑过浮桥，一拥而至河岸，展开阵容，对一个大约一英里外的村落作攻势姿态。他们最后占领了那个村庄，但在占领以前，他们曾切断满布地雷的铁丝网，掀起好多地雷爆发的浓烟，没有任何掩护，匍匐通过一块空地，他们带着全副武装进入村庄，停下来后周身泥土，酷热而疲倦，但因执行一次野外复杂的作战行动，新添了一层知识之故，又显出得意之色。”

　　“这是在中国最大的成都中央军官学校举行的一次演习，一种野战训练。组织这一次演习的是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他站在我的身边，在演习进行之际，向我解释各项的法则。该校学生一万名中至少有一部分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这是一个很动人的表现，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同样演习比较起来，决无逊色。我在那一天下午，以及后来一再看到的情形，在我觉得是表现一个时代的终结——四万万中国人民被日本、英美或任何军队随意蹂躏的时代之终结。”

　　早在威尔基来到中国之前，国民政府军训部已向中央军校下达命令，将战斗演习任务交给18期1总队来完成。为此，少将总队长余万里（黄埔5期，广东台山人）让步1队中校队长李芳华（黄埔8期，安徽怀远人）拟定了《步兵加强连渡河攻击演习之计划》，并和各兵种队长研究，互相支援加强连渡河攻击的准备工作。

　　加强连由步1队编成，假设防御敌由步2队担任。李芳华队长任指导官，李肇檀（黄埔14期，山东安丘人）上尉副队长任助理指导官，筹划演习事宜。架桥及施放烟幕、安放黄色炸药包等事由工兵大队完成，搜索排由骑兵大队编成，炮兵队由炮兵大队编成，通信组由通信队编成，协同支援加强连。所有干部均由18期1总队学生担任，演习连长由第1班排头张先武担任，排长由董广容、宋宗仁、张自芳、周述东等同学担任。其他学生担任攻击兵。所需器材由校方提供，以黄色炸药包代替炮兵弹着点，机枪使用木尖弹，步枪使用空包弹。

　　1942年10月1日，美国特使威尔基莅临军校后，在教育长万耀煌（陆大5期，湖北黄冈人）中将的陪同下，参观了学校的各种军事教育设施，然后来到存正门上观看加强连渡河攻击演习。

　　演习部队在北校场存正门外游泳池及河流附近集结，迅速就位。随即侦查渡河点，下达攻击命令。加强连占领桥头堡阵地之后，第1排不畏风寒水急，在火力掩护及烟幕遮蔽下进行敌前武装泅渡过河，只见钢盔攒动破水直前。重兵器由工兵架在橡皮艇上渡河，均行动迅速，攻占对岸桥头堡阵地。协同炮兵以密集的火力掩护工兵，在烟幕下快速完成架桥任务。加强连主力在火力压制及烟幕遮蔽下，快速跑过浮桥，开展攻击前进。而假设防御敌之枪炮亦时继时断，显示各种情况之各色旗帜挥舞，表示炮兵弹着点之黄色炸药包处处爆炸，掀起尘烟，弥漫战场。攻击部队相互支援分组跃进，人人生龙活虎，卧倒、爬进或滚进射击位置，动作敏捷。加上各级指挥官的锵锵口令声音，使战场有声有色，非常逼真。部队攻击到敌人阵地前时，迅速破坏被我炮兵轰击后仍残存之障碍物。随后炮兵延伸射程，骑兵掩护侧翼，部队又在轻重武器持续支援下，按照口令一齐投掷手榴弹，只听敌阵中乒乒乓乓声响成一片。冲锋号音响起，攻击兵紧握上了刺刀的钢枪，奋勇争先，冲入敌阵进行白刃战。杀声振耳，炮声轰隆，迫击炮声叮叮咚咚，机枪声嘎嘎不断，步枪声啪啪直响，交织成一曲雄壮激昂的战场交响乐。加强连渡河攻击占领阵地后，以火力追击残敌。

　　演习结束后，威尔基向总队长余万里将军及指导官李芳华队长、演习连长张先武等热情地握手致意。此时，值星官迅速集合全总队学生在中山堂前，聆听威尔基讲话，他赞扬演习非常精彩，出色而又逼真，是他所见过的演习中最成功的演习之一，深信军校学生将是抗战中坚，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

　　威尔基对这次演习的评价，关系到罗斯福总统后来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对中国军队在印缅及滇西战场上取得辉煌的战功，起着重要作用。

　　同周恩来会面

　　威尔基一行于10月2日下午3时许，乘机由成都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因前一日，重庆国民政府已发特别文告称：“威尔基是自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人士，要予以高规格接待，以示尊重。号召全市紧急动员，整顿市容，搞好卫生，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来迎接贵宾。”所以威尔基才看到：“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有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须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们在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几英里的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着，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那每个街头巷尾喧嚣不绝的爆竹，毕竟是中国人习俗的热情表现。他们看我是一个代表美国人民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威尔基一行在重庆下榻宋子文公馆，直至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该别墅半隐在小山丘中，是一座建筑风格为西式的两层小楼，附有地下室。平面布局以中央为过道，设有楼梯间，居室分别位于两边，大小厅室共有20间，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建筑用材和设备质量较高，青石条和砖木结构严密组合，地板全部采用楠木镶嵌花边。房屋外墙全石砌成，赫然一座欧式砖石城堡。

　　威尔基对下榻周围风景和生活服务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殷勤的主人们留给我若干余暇，说是为了休息，却使我得以见到许多其他的中国人，宋子文博士的寓邸，是一个方便的会客地点，我又有很大的好奇心。中国人想来会见我的心情，简直没有止境。”事实上的确如此，在重庆美国新闻处供职的刘尊棋，常去曾家岩周恩来公馆采访，被美国人认为是能干的人才。一天，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思把刘尊棋找去说，威尔基到重庆后，很可能要同周恩来会面，希望将这个口信传给中共方面。其实，刘尊棋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工作人员，他在获知这一重要信息后，立即转告了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对美国新闻处的提议非常重视，在向刘尊棋详细询问有关威尔基的情况后，约定10月5日前往宋公馆同威尔基会面。

　　周恩来第一次到宋公馆，让威尔基异常兴奋，记忆深刻。他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断的谈话。他住在重庆，在那里帮助主持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并参加目前中国立法机关的国民参政会。他的夫人是参政员。我第二次（10月6日）会到周恩来将军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会上，主人应我之请，也邀请了他和他的夫人。曾经作为他的政敌的那些人，以一种愉快但相当矜持的姿态向他寒暄，同时他的旧交史迪威将军，也以显然的尊重态度和他接谈，这种情形看来很有兴味。”

　　“周恩来将军穿的是一套藏青衣服，一面表现着中国的传统服制，一面又有技术工人服装的模样。他的面庞开阔，眼睛圆大严肃。他缓慢地说着英语，向我说明中国战时统一战线所赖以建立之妥协的性质。他承认他对于中国国内改造进行之迟缓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证说，这种统一战线一直到打败日本为止，都必然会持续下去的。当我问到他，他是否以为战争完了以后，这种团结还能维持不辍时，他坦白地表示不愿意作什么预测。”

　　威尔基是当时到重庆访问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周恩来与之会见，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成就。

　　胜利不忘逝者

　　《天下一家》原著出版后，两个月内销售达100万册，销行之速巨，已打破当时美国出版界的纪录，被当代美国书评的权威“战时图书评议会”，于1943年5月6日决议将它定为“战时必读”。“战时图书评议会”由五人组成：退任海军将官颜露尔、《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亚当斯、《纽约先锋论坛报》书评版编辑多连、《星期六文学评论》编辑勒夫曼、《步兵》杂志主编格林。1944年11月，威尔基在美国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52岁。噩耗传来，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为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美国朋友而感到悲痛，同时，以大量发行中英文版《天下一家》的方式，怀念他对抗战中国的贡献。抗战胜利至1949年底，仅中外出版社一家就发行达9版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