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黄埔军校同学会  >  2017年第四期  > 正文

“做官不如行医”
 ——对黄埔军校第1期军医部主任李其芳委任状的历史解读

日期:2017-07-01 15:53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李岚

字号:  [小]  [中]  [大]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李其芳任命状。
    黄埔军校第1期军医部主任李其芳委任状套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黄埔军校第1期教官委任状,为展示黄埔军校早期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物证。本文拟从这封委任状出发,还原李其芳与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交往的珍贵历史片段。
  2010年,经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何季元会长热心牵线,美籍华人、著名美国医学专家李若梅女士将其珍藏50多年的40余件父亲李其芳先生物品捐赠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据李若梅女士讲述,其父李其芳于1953年病逝于东马来西亚的亚庇,这批物品由她母亲带到美国,1960交给她保存至今。该批文物的时间跨度从民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纪念章、委任状、信函、聘书、证书等多种类型,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孙中山先生委任李其芳为黄埔军校第1期军医部主任的荐任状套件。
  荐任状套件包括荐任状封套、信封、荐任状一套三件。荐任状为长方形,尺寸纵42.6厘米,横50厘米,铜版纸,四周边框印有褐色装饰花纹。方框内的左下角,有一手写竖行小字“荐字第贰陆零号”,为公文文号。方框内的右下角,对称有一红色名章,“监印李禄超”。正文如下:
  任命状
  任命李其芳为陆军军官学校军医部主任此状
  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一日
  荐任状上盖有红色“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的方形印鉴。
  装荐任状信封为大本营秘书处格式信封,纸质为夹宣,封套边缘有少少裂痕,右上角处有些微破损,露出里面的褐色牛皮衬纸。信封正反面印有蓝色方框,正面内容如下:
  内荐任状壹件送
  陆军军官学校军医部主任李其芳台启
  大本营秘书处
  背面的蓝色大方框内,有发文的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一日,具体的年月日也是手写填入,并盖有红色“大本营秘书处之印”的方形印鉴。信封外的封套为杏色宣纸托绢制成,正面写着“荐任状”三个大字。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黄埔军校第1期教官委任状。黄埔军校第1期教官的委任状极为罕见,目前已知的另外一件是1924年6月何应钦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的委任状,保存在台湾国军历史文物馆。然而,何应钦的委任状只有文书,没有信封和封套。李其芳于1924年8月担任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此时据军校成立仅仅两个月。这一文物为展示黄埔军校早期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物证。
  做官与行医——李其芳与孙中山的渊源考
  孙中山与李其芳的家族颇有渊源。1886年,李其芳的父亲李廷琛任广州巴陵会神道大学教授时,与就读于博济医学院的孙中山相识,二人“每相过从扺掌谈改革事”,李廷琛对孙中山的救国雄心和革命志向极为叹服,“早知孙公之能担负救国大业也”(陈任扶撰:《李公廷琛传略》)。
  从李其芳早年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与孙中山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同样面对着行医和革命的选择。中国古语有云“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理想。孙中山先生最初选择学习西医,其初衷亦是为了救人。1886年,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学院学医,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随后在澳门和广东开设诊所。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意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转而走上医国之路,决心“改革中国之恶政治”、“锄去此恶劣政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照李其芳的经历,他于1910年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就读。其时正值宣统末年,李其芳因愤于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与同学邵骥、郁廷襄等加入敢死团,筹备起义。未及起事,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红十字会组队前往武汉进行救护。李其芳作为红十字会的官费生,当即加入救护队一同前往。在武汉期间,李其芳结识了武昌起义领袖、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仲文,并受其委托,义务担任汉口招降员,利用救护队队员能自由出入革命军和清军阵营的便利条件,设法招揽清军中倾向革命的军官投奔革命阵营。在李其芳的策动和协助下,林光斗、李鉴藻、张胥文、王钊等清军军官相继转投到革命军的阵营中来。短短数月间,李其芳招降清朝军官52人,电信大队军官9人,医官5人,士兵多人,为打击清朝军队的士气,增添革命的有生力量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此后,刘仲文将投效过来的医官编组成军医处,委派李其芳为军医处处长,跟随北伐军出师征战。北伐军进发至襄阳后,因南北议和,就地驻节,李其芳遂遵照父命,返回上海继续完成学业。
  在上海读书期间,李其芳仍然与革命旧友保持联系。二次革命时,李其芳虽然没有亲身参与,仍积极支持革命活动,经常帮助革命党人转达消息和代为收藏炸弹等武器。护法运动期间,李其芳应老友李烈钧之召南下参加护法运动,任滇粤桂联军总部医官。护法运动失败后,李其芳在广东省长杨永泰的帮助下,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外科医学博士,中途改读内科,获博士学位(见李其芳自述手稿,原件藏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李其芳的前半段人生中,医学与革命是贯穿其中的二重奏。他怀着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理想投身革命,从自己的医学长才出发,为革命做出贡献。这段经历无疑也会使孙中山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对李其芳极为关照。1917年,李其芳从同济医工学堂毕业后,在上海大庆里开设诊所。其间,李其芳经朱执信引见,首次拜谒了孙中山。1923年底,李其芳从德国学成归国。1924年初返回广州,在长堤潮音街开设了一间私人诊所。4月,李其芳自投名片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见故人来访,非常高兴,特别交代副官马湘说,他要和李其芳长谈,无论什么人来都不接见。整整一个下午,李其芳与孙中山相谈甚欢。孙中山为李其芳的精湛医术所折服,尤其是了解到德国刚发明了一种治疗关节风湿的新药,效果极好时,当即手书推荐信一封,并唤大元帅府财政委员黄昌谷取来500元港币作为旅费,命李其芳第二天就启程赴上海,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治病。
  张静江是民国富豪,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长期捐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然而他自小身体瘦弱,18岁时便因患骨痛症而跛足,行走不便。1924年时张静江病情已很严重,全身瘫痪无法动弹,饮食不能张大嘴巴,无法转头看侧面的物体。经看诊,李其芳认为张的下半身关节已经变形扭曲,无法恢复,上半身的关节有希望通过治疗恢复原状,于是跟随张静江到湖州南浔镇居住治疗。李其芳采用德国新药牛奶精进行注射,第一针下去就收到了奇效,张静江的上半身关节松开,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下半身却毫无反应。李其芳又继续注射了几次,病情没有再取得进展。遂向张静江辞行,返回广州。张静江非常感激,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谢函,极力赞扬李其芳的医术,又为李其芳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推荐信。
  7月中旬,李其芳返回广州,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为张静江治病的情况。孙中山当即聘请李其芳为大元帅大本营医官,负责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看病问诊等事务。他语重心长地对李其芳说:“做官不如行医。你有专业的学识,医术精湛,我会为你介绍很多病人。我聘请你做医官也是这个意思。你要专心行医救人,不要多心参与其他的事情。”李其芳个性单纯爽直,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孙中山劝其专心行医,也是出于对晚辈的一片关心爱护之情,为李其芳在医学和革命之间做了选择。李其芳终生都记得孙中山的话,从此极少涉足政治,一心钻研医术,终成民国的一代名医。
  在担任大元帅府医官期间,李其芳尽心尽责,孙中山的头疼病、足底的血管瘤和宋庆龄手掌的皮肤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孙中山对李其芳也极为信任,与医学有关的事情都交托给李其芳办理。1924年7月,孙中山下令要李其芳会同大元帅府总参议、参军长、卫士队长、庶务科长等人审理李根生死因一案,这实际上是让其承担了法医的职责。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带病北上商谈国是。李其芳关心孙中山的身体,原拟随其前往北京,但被孙中山劝止。旅途中,因不堪奔波辛劳,孙中山的肝病几次发作。到达北京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经多位西医诊治,试验了多种治肝药和手术治疗都不见效。1925年2月18日,因西医治疗效果甚微,孙中山由协和医院转到铁狮子胡同寓所,改用中医治疗,还是不见起色。在广州的李其芳极为关注孙中山的病情,先后提出以雷打治疗、瘤贸血清注射等四种疗法。1925年3月7日,宋庆龄致电胡汉民,嘱其请李其芳即刻北上为孙中山治病。然而李其芳乘轮船刚抵达上海,就传来了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李其芳闻讯极为悲痛,就近到孙中山上海的寓所吊唁,后又继续北上,赴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内的孙中山灵堂吊唁,并送上挽联一副:“埋名隐姓勖予早作韩康记侍疾去年进药也曾劳下问;起死回生举世竟无扁鹊痛迟来几日抚棺空自睹遗容”(刘作忠编《挽孙中山联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在这副挽联中,李其芳深情回忆了与孙中山相处时的情景,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无限追思及最后关头未能为孙中山医病的遗憾。
  孙中山逝世后,李其芳不论执教、从政,始终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工作。李其芳曾专门刻了一枚“做官不如行医是孙中山先生谏我语”的印章,以示不忘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随侍孙中山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却是李其芳一生中最为珍贵难忘的回忆。
  军医部主任撤换风波考
  李其芳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相识,始于他为张静江治病返粤后。1924年7月初,李其芳的老友、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在大元帅府设宴为李其芳接风洗尘,林森、谭延闿、廖仲恺、杨沧白、蒋介石等国民党元老和政要都有出席。不久,蒋介石因患感冒,特意打电话请李其芳到黄埔军校为其诊治,并派电船翼飞号来接。在这次见面中,李其芳将张静江的推荐信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力邀李其芳担任黄埔军校军医部的主任,不惜将原来的军医部主任宋荣昌降为军医部副主任,不久又派宋为长洲要塞司令部主任军医。
  蒋介石对李其芳如此器重,固然是出于对盟兄张静江的信赖,但更主要的,则是蒋以管理环境卫生为手段进而收塑造人格之效的军校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宋荣昌所主持的军医部工作极度不满所致。蒋受早年日本军校留学经历影响,非常重视环境卫生清洁和学生疾病等问题。《蒋介石年谱初稿》中记载,1909年冬,蒋入日本高田野炮兵第13联队任士官候补生时,就特别指出“而日本军营阶级之严,待下之虐,与营内之整洁,皆于此亲见之”。有研究者认为,“蒋认为一个人卫生与否,将影响个人行为中的自觉与独立精神之展现”,“从长官之教导、个人自觉之产生,到塑造一个卫生、负责、独立的人格与身体,是蒋的一种阶段式军队化教育理念”(皮国立《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从这个理念出发,蒋希望军医帮助其达成卫生和身体管理、疾病防控以及战时救护等功效。例如军校下级干部在1924年4月26日入校后,蒋介石仍然请校医逐个详加检查,其中“身体过弱的一二人,据医官说恐怕不能十分耐劳,所以校中不能容纳,这几位最好在校外为党服务”。5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清洁检查,蒋介石在点评检查结果时特别提到:“在学校里面的食物,统统要经军医检查过,而且是要医生负责,方敢给你们学生饮食。”5月24日,蒋介石因初入校很多学生生病,专门就卫生问题对1期生训话,指出“现在校中军医、军需与管理三部,对于这事非常注意,各官长也不分日夜,研究学生避疫的方法,到现在,各官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根本上办法,还要你们自己来注意,来研究”,要求学生注意卫生,预防疾病。从《蒋介石年谱初稿》所记载的1924年间蒋的日常言行和活动可以看出,在军校入学后的几个月内,蒋反复通过训话、视察、检查等方式贯彻纪律、卫生、整齐清洁、锻炼身体、吃苦耐劳等项目。蒋介石曾经说:“军队组织的要素有三种,第一是统御,第二是经理,第三就是卫生了……至于卫生,不单医病吃药而已,凡是关于饮食起居、动作、气候、清洁等类,统统包括在内。由此看来,卫生是占军队组织要素中最紧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讲究卫生,就不能成为军队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段话可视为蒋介石对卫生的代表性观点。
  然而,评估军校第一任军医部主任宋荣昌的教育背景及个人经历,恐很难跟得上蒋的步伐。宋荣昌,字耀初,云南大理人。幼年时因家贫辍学,曾在中医药铺当了三年学徒。辛亥革命后考入天津军医学校医科,毕业后曾在云南讲武堂任军医,与王柏龄共事。经王柏龄推荐,来到广州拜见孙中山。当时恰逢黄埔军校筹办,宋荣昌被任命为一等军医正,参与黄埔军校筹办事宜。1924年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在广州南堤二号成立,宋荣昌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军医部临时主任。1924年3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参与黄埔军校复试工作。5月12日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可以看出,宋的教育和工作都在国内,然而其时中国军医组织尚是刚刚诞生10余年的新生事物。1912年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始在国务院下首次设立陆军部军医司和海军部军医司,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宋的知识结构、眼界见识自难令亲身体验过日本军营先进卫生管理水平的蒋介石满意。相较之下,具有留洋背景且有实地参与战场救护经历的李其芳无疑被蒋视为推行其医疗卫生理念的更佳人选。李其芳在接受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之职时,与其任命状同日签署下达的,还有孙中山令其组建黄埔军校救护队的手令(孙中山1924年8月2日的手令:“着李医官其芳往驻黄埔军官学校,训练救护队。此令。孙文。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二日。”见《中山墨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孙中山、蒋介石对其倚望之重。
  然而,李其芳身兼数职,异常繁忙,对于军医部的工作亦是有心无力。据李其芳在自传手稿中回忆,他身兼大元帅府医官、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粤军后方医院院长三职,每天在黄埔、河南间来回奔波,晚上9点以后才停下工作,经常因工作过晚而留宿黄埔军校。军校的学习和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非常紧张和忙碌,李其芳对此极不习惯。与此同时,撤换风波所导致的后遗症还在持续。宋荣昌遭蒋介石以强力手段先降职后调任,对接替他的李其芳心怀忿恨,投稿到《现象报》攻击李其芳。《现象报》的职员陈汉英与李其芳交情很好,他把稿子拿给李看,并保证绝不在报上登载。然而没过多久,军校内部亦出现反对的声音,有人在校内发传单攻击军医部人员。李其芳个性单纯爽直,面对复杂的人事倾轧束手无策,极为苦恼。他以事务繁忙为由提出辞呈,虽经蒋介石多次挽留,仍坚决辞职而去。
  关于李其芳辞职的具体时间,目前虽未见到直接史料,然而据《蒋介石年谱初稿》所载,1924年10月22日,蒋介石呈请任命王若俨为军校军医处代理主任。可见,李其芳在黄埔军校军医部任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如此短的时间,自然难以对军医部工作有大的作为。此外,黄埔军校第1期生于1924年10月毕业,然而翻阅黄埔军校第1期同学录,里面竟然没有军医部部门及任职官佐的名字,这显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不相符合之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因为从李其芳卸任到王若俨就职之间存在着一段真空期呢?遗憾的是反映黄埔军校初期军医部情况的史料太少,无法对这一状况做进一步的深入考证。
  军医部作为军校建校时设立的六部之一,与军需部、管理部并称为“后三部”,可见其在军校组织架构中的重要作用。但黄埔军校1期的军医部,部门设置和承担的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此后在蒋介石的重视之下,及军校规模扩大和战事的需要,才逐步扩大为分设医务、卫生两科,包括陆军医院、疗养所、卫生队、医务所、脚气病院、诊察室的庞大机构。
  (作者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相关新闻

天下黄埔二维码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