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素平是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第17期毕业生。
父亲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澄坑村，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父亲还记得教学生的第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二支便是《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父亲想参军打日本，于是弃笔从戎到县里报名投军。1938年8月，最初入伍的地方是广东省河源县。刚入伍没几天，日军从大鹏湾登陆，进犯惠州。河源是惠州的邻县，距离很近，当时父亲所在并非战斗部队，为避免损失，星夜向和平县转移。父亲初次背上一支步枪和100发子弹行军，压得腰酸腿痛走不动。这时候父亲问自己：你来干什么的？这点痛苦都受不了，将来怎么去打鬼子，于是咬紧牙关跟上队伍。
1939年，12集团军在广东翁源南浦成立一个战干团，父亲又从和平转移到南浦。学习一年后，“单个教练和班教练”已学完，在此举行入伍以来第一次考试。经过这次考试，父亲被录取到学生大队，毕业后可派往部队当排长。
1940年下半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爆发太平洋战争。原12集团军，扩大为第九战区，在广东乐昌成立第九战区干训团，父亲又从南浦到乐昌廊田。在乐昌，学生们自己上山砍竹，割茅草，自盖营房。
营房刚盖好，正要开课的时候，设在桂林的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派人在学生大队中选拔学生。学生大队有4个队，将近600人选拔300多人，还有200多人没被选拔上，在战干团继续学习。父亲在被选拔之列。由于桂林校本部有17期的前3个大队还未毕业。父亲这个4大队要到平乐去学习。他们坐的火车过湖南冷水滩的铁桥时，刚进入凹道，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跟他们乘坐的火车玩了一场“游戏”，当日本飞机向东安飞时，火车则退回冷水滩铁桥附近。飞机掉回头向冷水滩铁桥飞时火车则向东安驶去，如此来回好几次，他们终于没有被炸。
1940年冬天，父亲他们到平乐，住的是其他部队留下来的营房，原住部队应是16期学生，走的时间还不太长，一切都还完好。营房后边是小山，原平乐的城墙就构建在这小山上。他们进驻后在山脚扩建了操场。1941年9至10月间，原在桂林校本部训练的第1、2、3大队毕业了，父亲他们在平乐训练的两个大队才搬到桂林李家庄校本部。他们在校本部住的时间并不长，1942年元旦毕业，副校长李济深主持毕业典礼，并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授奖。
父亲在军校毕业时，中国远征军已在缅北一带作战。“南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的华侨派送子弟回国参加抗日，在4大队受训的同学，一律参加远征军，其他的基本上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父亲回到乐昌第九战区干训团。之后，又参加机枪、迫击炮训练，至1942年6月毕业，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主持毕业典礼，并给成绩优秀学员颁奖，父亲又是名列前茅。散会后，以前在战干团的区队长、老师对我父亲说：“在旧社会‘连中三元’就不得了了。现在你连中四元，真可以呀！”所谓的四元是指父亲军士总队考上学生大队，又考进军校，军校毕业和通过战干团学员营毕业考试。父亲说：“都是老师的教导。”他们说：“我们却‘借光’了。”1954年父亲回老家结婚，经过潮州，碰见军校同队同学黄玉林，他知道父亲在高级步校工作后，连说：“共产党爱才。”他们指的“才”，就是父亲四次考试四次第一。
毕业后同学们分别回原部队，父亲和留团的同学们到乐昌送他们，直到看不见火车才回来。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和一首诗《送别》。文章寄到曲江《中山日报》登出来，原稿后来在战火中丢失，诗没有一块寄去故未发表。
战干团有4个大队，1、2大队是从部队调来学习的连、排长。两个大队轮流学习与准备，一般是3个月。一个学生大队，毕业后补充部队的排长。另一个大队是收容前线的孤儿，以学习文化为主。
父亲被分配在学员第2大队准备教学。这时，教育处单独调父亲到1大队第4队任区队长。到4队后，父亲的职级最低，但父亲过去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学员的信服，在教学上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大队毕业时战干团组织“连实弹攻防”，父亲指挥两挺重机枪。正当攻击连准备发起“冲锋”，需要重“火器”压制“假设敌”的火力时，父亲指挥的一挺重机枪忽然发生故障，攻击连和从部队抽来参观的几百个连、排、营长，都很着急。父亲不慌不忙，把枪管换掉，又不失时机地以火力支援攻击连圆满完成攻击任务。这个时候的顾问，还是苏联顾问，他带头鼓掌，几百个参观的也跟着鼓掌。整个“将军山”（演习场）下回荡着鼓掌声。教育处真的检验父亲学习情况的话，这次算是过了关。
1大队学员毕业后，父亲调回2大队5队。这里离团图书馆不过500米，在教学时间或备课时间的空隙，父亲都去看书读报。有一次，天下雨,不能“野练”，父亲利用此时间，给学员讲文天祥《正气歌》。文天祥《正气歌》里涉及的人物，父亲在图书馆的《历代名人传》中一再看，所以讲起来学员听得很有滋味，下课后有些学员感到听得不过瘾，要求有时间的话给他再讲一次。父亲还利用图书馆的方便，写一些散文杂记，如《黑鬼》《中秋赏月》《吸血虫》等，其中有些是讽刺高官利用香港陷落发国难财的。
1944年5月，父亲想，我们是为打日本鬼子出来的，不要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还没见过日本鬼子是怎么样的。于是主动请求到前线去，得到了战干团教育处的批准,父亲被派到独9旅479团机3连任副连长。父亲到清远小舍报到，小舍刚刚结束日本企图北进韶关的战斗。父亲虽没有参加此次战斗，但到前线后便辗转在粤北一带参加战斗，大的战斗没有，小的战斗接连不断。
当时，父亲当的是步炮连长，不用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士兵逃跑的少，但民夫（一般是两个）到宿营地后，虽能自由来去但也不逃跑。有的连长问父亲是什么原因，父亲说：“不作奴隶看，便存兄弟谊。”
有一次提升父亲为师副官主任，父亲没有去。很多人不解，便问他说：“能升官，接兵又是发财的好机会，又能回家看看，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父亲对他们说：“要当副官主任，在这里也能当，接兵别人能发财，我在这里也接过两次兵，也没有发财。”又说：“从广东跟我到这里的死伤已一半，还剩一半在这里，我要和他们‘胜同胜，败同败’。”他们听了愕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整顿改编。1949年12月，部队在成都起义，改编后在重庆受训。北上抗美援朝至河北深县后，父亲被调到石家庄高级步校（后在第九步校）任教员。在石家庄高级步校4年，几乎年年得奖：1951年得的是物质奖，奖金10元，得这次奖真不容易，全校的教员800多人，只两份奖。1952年、1953年都立了三等功，1954年回老家结婚，回到学校又准备转业，这一年没有参加评选。
1955年父亲转业到唐山地区税务局，在此期间几乎年年是先进工作者，1957年父亲被选为出席省先进工作者大会代表，因开始“反右”此次代表大会没有开成。1970年由五七干校下放到滦南侯各庄闫武营插队落户。父亲是农村长大的，干农活不犯怵，哪怕是脏活臭活父亲都能干。每次从唐山回去,父亲都先到地里转一转，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女社员们不知从哪里学来一句话，说父亲“忠心爱队”。后来大队划一小块地，叫插队的干部种菜。父亲便每天天没亮，背个粪筐与一个老农为伴，沿路捡肥，吃完晚饭至少要挑六七挑水浇菜。幸好菜地近小河，不算太苦。
后来，插队落户的人被送回原单位。父亲也回到原单位。因为父亲一贯的任劳任怨，赢得了别人的尊敬。
1989年父亲退休了(父亲在74岁才退休)。他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每天坚持散步、看书、写诗、看电视。父亲喜欢以诗言志，从参加抗战到起义，从转业工作到退休，他将一生的风霜雨雪、辛酸苦辣都写成了诗歌。
2012年10月，父亲离开了我们，我深深地思念父亲，时常回忆起父亲的音容笑貌和他一生的经历。作为女儿，我非常敬佩父亲不一般的气质素养、不一般的品德修为。作为黄埔后代，我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个黄埔军人的父亲。在父亲的培养和影响下，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大学生，毕业之后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