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兵 风范不减—— 访百岁抗战黄埔老兵林锷

　　2017年3月5日，我们在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城关镇的一条文脉幽深的小巷（小梅梨巷）里，访问了抗战老兵林锷先生。虽说林老年逾百岁，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谈吐不俗，不失儒雅风范。以下就是林老为我们讲述的他的故事。

　　青少年时代

　　我1916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黄岩县城关镇，原名叫林伟锷。父亲林求仁（1892-1980）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浙江最早提倡美术教育的人之一。1922年，父亲在杭州创办了全省首家美术学校（私立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并任该校的校长。

　　当年学校培育了许多著名画家，诸如余任天、张一山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得意门生。也许是受家庭的熏陶，我家兄弟姐妹五人耳濡目染，自幼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抗日战争），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

　　在家中，我排行老二，小学在城关镇的寺后巷小学读书。毕业后，我到黄岩中学读了二年。那时父亲调到临海，成为临海回浦中学的校董，由此，我在初三转到回浦中学继续读书。

　　中学毕业那年（1937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走上社会，适值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到处轰炸，百姓家破人亡，四处逃难。当时的青年人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投笔从戎。我的胞弟正在江西吉安做事，来信要我到吉安去。未料，那次江西之行成了我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那些日子，无线电中反复播报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的消息。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日军疯狂进攻，国土沦丧，国家危在旦夕。每一个热血青年都喊出了这样的心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我不由萌生报考军校保家卫国的念头。不过，当时在吉安报考军校的人很多，竞争非常激烈。在报名的上千人中，只选了100个人，我幸运地名列其中。

　　1937年末，我进入“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3团”（以下简称“干训团”），后来干训团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被编入在瑞金的第三分校政治科，政治科学员不仅要学习各种政工课程，还有军事技能训练。通常情况下，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制为三年，不过，当时情况不同，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国家用人之时，军队需要大量干部，学制缩短到一年半。

　　1939年，我从黄埔军校（16期）政治科毕业，被派到浙江松阳县古市镇42补训团任见习官。3个月后，任补训团少尉排长。几年来，在补训团担任过指导员、上尉中队长、少校大队长等职务。

　　在松阳做“补训”工作

　　松阳县是一个浙西南的小山城，我的工作是在后方为前线部队做“补训”。所谓“补训团”也就是负责为各军师管区招募新兵，然后，进行训练，再输送补充到前线部队中去。当然，我们也对前线撤退下来或换防的军队进行休整，补足力量，为他们重上前线做准备。具体工作包括军队的整顿、补给、鼓舞士气这些事。

　　许多基层军官、军士被抽调到补训团来集训，我们以国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来激励他们走上战场、奋勇杀敌。至于说前线下来的伤病员，补训处不仅为他们疗伤，还做鼓动工作。我非常关心前线战事，喜欢和官兵们聊天，为他们鼓劲的同时，了解前线的战情。

　　闲谈中，我们为战士分析形势，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给他们讲保家卫国的故事，点燃他们的抗战热情。将士们在补训处休整，恢复健康以后，重上战场杀敌报国。

　　随着战争的持久与深入，前线局势越来越紧张，源源不断的伤员从前线下来，看着大批伤病战友的到来，我们不仅感受到前线战事的紧张，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那些年，什么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好在我早年受家庭熏陶，有绘画功底，在军校学习时掌握了许多做政治工作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因此，除了做军人的思想工作以外，我们还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绘抗日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出黑板报，宣传前线战事；表演抗战剧目，鼓舞民众与士兵抗战到底的决心，号召大家万众一心，一致对外，保卫家园，抗击日本的侵略。

　　后来，我又被派到三门县去训练县级行政官员。

　　抗日战争那段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岁月，也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因为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抱负，读书、绘画、写作、演讲、做思想工作，用我手中的那支笔抗敌救国，为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退役了，办理了转业手续。当时我想，现在国家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我仍年轻，应当学一门有用的技术，才能更多地报效国家。

　　由此，我到南京去投考上了铁路学校运输系，两年学习期结束后，被分派在上海铁路局北站工作，从事铁路部门的货运稽查。

　　我的工作主要是办理巡查走私、违章和调解纠纷等事务。

　　从铁路局到开画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上海铁路局安排我们到浙江干部学校二部（铁路系统）集中学习（当年校长是谭震林）。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洛阳西站，成为货运室的负责人。后来，由于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革命军军官的身份，离开了铁路部门。

　　1953年，我到了上海，先在一家医院里当会计，但医院收入太低，那时我的几个儿女尚未成年，全家老小全靠我一个人支撑。从1955年开始，我到南京开了一个“艺林画室”，又成立“曙光美术广告画社”，以作画、卖画维持生计。在美术社里，一干就是十多年。

　　那些年，我从事画店工作，什么油画、粉画、炭精画、国画，我全画过，不过炭精画是我的拿手好戏。客人需要什么，我就画什么，以画人物为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职业画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因此，画店生意一直不错，主要收入来自绘制人物肖像。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月能赚到一两百元，这样的收入当时算是相当阔绰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蛮滋润。

　　开家画店成本不高，主要靠绘画的技巧，只要几张画纸，几支粗细不一的画笔，全神贯注地作画，一张张图画就从我的手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我画过一二十米高的毛主席油画像，不过，画得最多的是一般的人物肖像画。大抵上来说，创作肖像画是一个细活，如果想拿出精品来，一天最多也只能画出两张。

　　改革开放以后

　　1983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只是复职不久，退休年龄也到了。

　　退休后，我仍回到老家黄岩，再次拾起了老本行，在城关镇的县前街开了一间画铺，称为“黄岩艺林画室”。在那家小店里，我既是老师（教当地青少年绘画），又卖自己的画作，作品仍然以肖像画为主。

　　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时，我的退休工资只有几十元，而画店的收入居然高达数百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不错。几年下来，在城关镇上也算小有名气。

　　开画店的那些日子，我不仅出售画作，也带出了不少学生。当然，我开画店也不完全为了经济原因，更多的是为了爱好。我喜欢画画这个事业，也喜欢有三五好友，饭后茶余，聚在那间不算大的画室里，一边作画，一边聊天，一边喝茶，一边悠然自得地看着大街上的人来车往。

　　时光流转，炭精画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视线。不过，在我的心中，一幅幅画作带着过往的岁月沉淀，依然留在记忆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加，挥笔创作的那些日子，越发显得难舍难忘！

　　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

　　早年黄岩县城文化馆有个京剧之友联谊会，我与一帮志趣相投的京剧爱好者聚在一起，我拉京胡，伙伴们演唱京剧。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志同道合者慢慢走散了，京剧之友联谊会也渐渐衰落了，我们常为之惋惜感叹。

　　后来，我又在孔园中找到了知音。在园中，许多戏剧爱好者聚在一起，我们边拉琴，边唱和，自娱自乐，开心极了，也为黄岩县的业余文化生活添了一道特色景观。

　　去年，在我百岁生日时，许多亲友，区黄埔同学会的同学、干部，还有志愿者来为我祝寿。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京剧，我依然为大家拉胡琴伴奏，并与大伙合唱了几段京剧。

　　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区的黄埔同学还有78个人，大家聚在一起，相当热闹、相当开心。现在，区里的黄埔同学只有3个人了。在这3个人当中，我年纪最大，最小的一个也有96岁了。早先，我们这些黄埔同学相互约定，每月15号在直下街的同学会办公室聚一下，叙叙旧。不过，近年来有几个校友身体不太好，还有人躺在床上靠人照顾，只有我和另外两个校友还会到办公室碰面叙谈。

　　我的长寿诀窍

　　今年我已经101岁了，依然身体健康，生活自理，我这个人生性豁达，荣辱不惊，为人和善，心态平和。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机关，或者是自己开画店，我都喜欢交朋友，老老少少的人都有。

　　我有自己的爱好，早年在黄埔读书时，就学会了拉二胡，平时又喜欢作画。另外，每天听收音机，了解国内外的新闻，成为我的必备课。欣赏音乐、拉胡琴、唱京戏、写书法、作画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去年在百岁寿宴上，我还亲自上阵，演奏了几首小曲，为台上表演的人伴奏。有人说，当时我越拉越带劲，一点看不出疲惫的样子。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上世纪50年代，自行车还是一件奢侈品，我就买了一辆作为代步工具。到了80岁，我仍能骑着自行车与朋友们一起到附近的景点旅游。我们常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路桥、椒江等地。自行车，不仅是我的代步工具，也是我的运动器具。

　　如今，我儿女、孙辈们分别生活、工作、学习在上海、南京、香港、黄岩等地，每逢春节，他们都会回来看望我。我心情愉快，家庭和睦，儿女孝顺，这些都是我长寿的原因。

　　近年来，腿脚有点酸痛，出去散步少了，但我仍然每天坚持在房间里锻炼。早上8点钟醒来，先在床上做一个小时的全身按摩运动，然后起床。晚上9点睡觉前，泡泡脚，做些按摩运动。如果不做这些运动，仿佛一天都会不舒服，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如今，我身体尚健，有国家发给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生活无忧，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回首往事，抗战岁月，艰苦卓绝。今天，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老百姓安居乐业，今后人民生活会更加安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