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辈的抗战黄埔亲兄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从甘肃省东南部重镇、古城陇西县的我家门里，走出了三位黄埔军人。这莫说在当时经济衰败、城市萧条的陇西县绝无第二家，就是在广阔的西北大后方亦属罕见。这其中的原因还得从我的祖父说起。

　　我的祖父张和平是位爱国忧民的读书人，曾任过陇西县邮政局局长、县政府参议员，还凭着早年在兰州市黄河北麓由外国传教士兴办的仁爱医院（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里当司药时学到的西药知识，在陇西县比较热闹的万寿街丁字路口开办了一所“和平大药房”，在陇西城里也算得上是位有头有面的人物。他为人豪爽，乐善好施，开明正直，嫉恶如仇，对子女教育严格，秉承“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的传统教育模式，从小给他们灌输“尽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法古今完人”、“明理义、知廉耻”、“端正屹立”的爱国思想和做人准则。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他深明大义，鼓励支持血气方刚的爱子们一个个进军校，学本领，上战场，保国家，投身浴血奋争的战斗行列。

　　如今，我的先辈们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胸怀满腔爱国激情，用血、汗、泪书写的黄埔军人的壮丽人生故事，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

　　伯父张世英

　　我的伯父张世英（1914—1937），字俊山，出生于1914年，是家里的长子，祖父对他寄予厚望，从小严格教育，期待他长大后成就一番事业。伯父自幼谦和亲孝，品学兼优。1928年就读甘肃省立陇西第五师范时，在陇西县各界欢迎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大会上，被推举为学生代表致欢迎辞，一时乡里交口称誉。1930年，陇西第五师范校长王福隆向县政府追索积欠经费时，被时任县长边仙舟唆人打伤，全校师生群情激愤，游行抗议。当队伍行进到县府时，县长竟调集警察鸣枪弹压，伯父挺身而出，一声怒吼：“有胆量的朝我开枪！”游行队伍一拥而上，吓得警察狼狈后撤，县长翻墙而逃，后被革职。

　　伯父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曾被当时陇西的著名书法家杨芷嘉先生誉为“翰墨天才”。1931年师范毕业后，伯父考入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正当他勤奋读书，立志将来要当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疆土相继沦陷。伯父义愤填膺，在祖父赞许下，决然于1933年去南京考入黄埔军校10期2总队步科，期间与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学张学思（张学良将军胞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海军司令部参谋长）义结金兰，情同手足。1936年冬军校毕业，伯父回家省亲，对弟弟们讲了许多在黄埔军校的习武生活和时局形势，并教诲大家要爱国家、爱民族、做中华好男儿，随时准备以身殉国。

　　1937年春，伯父南下广东韶关，到15集团军11师罗卓英部报道。孰知这一去竟成永别。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全面抗战开始。日本强盗妄图凭借陆海空军优势及先进的军事装备，“速战速决，三个月亡华”，在向我华北进犯的同时，8月13日又猛攻上海，拉开淞沪会战序幕。国民政府紧急调动几乎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兵力，“火速开赴上海参战”。伯父随军开往上海。出征前，伯父从韶关写给我父亲一封信，信中说：“我师奉命即赴上海作战。男儿报国杀敌，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夙愿将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我殉国，切记当继吾志……”这竟成了伯父的“绝命书”！伯父从此杳无音讯。

　　1940年，我父亲在87军参谋处任职时，写信给当时已划归该军建制的11师师长叶佩高，请求查找其兄下落。后得该师部回公函方知，伯父所在的11师1937年8月下旬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布防后人比作“血肉磨坊”的罗店镇一线，与日寇反复血战。伯父初任排长，在罗店争夺战中，连长阵亡，伯父阵前受命接任连长，率部与日寇殊死搏杀6昼夜，于1937年9月7日，不幸头部中弹，英雄牺牲，成仁取义，全连战士仅存7人。伯父殉国时，年仅23岁。据1990年版的《陇西县志》载，抗日战争时期的陇西籍革命烈士共有49人，伯父张世英属首位为国捐躯者，已追认为革命烈士，其英名和小传亦载入史册，永为后人景仰。

　　父亲张世雄

　　我的父亲张世雄（1917—2004），字汉三，1917年2月19日出生于兰州，在兄弟间排行老二。1935年从甘肃省立兰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沿海许多城市相继沦陷，父亲和一批当时在外省读书的甘肃籍学生，陆续返回甘肃。他到兰州后，转入甘肃学院继续读书，并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觉哉、孙作宾等负责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组织起兰州市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父亲还与同学聂青田、尚德延等人，联合兰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同学和社会上一些热血青年，组织成立了有50多人参加的“血花剧团”。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排练演出了多部宣传抗日的剧目，在社会上反响极大，一时间，兰州学生运动热火朝天。后来，甘肃学院学生会发起组成甘肃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公推我父亲担任主席，为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1937年11月，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12月13日，日寇侵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血腥屠杀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中国士兵，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年届21岁的父亲怒火满腔，再加上当时兄长音讯全无，感到已遇不测，他决心继承长兄遗志，誓报国恨家仇。在祖父的支持下，他毅然泪别已有身孕的妻子，离开兰州，南下四川铜梁，考入黄埔军校16期2总队步科，学习杀敌本领。

　　1939年夏军校毕业，父亲即被派往战斗正酣的湖南长沙九战区79军98师驻守的最前线任排长，参加了和日寇在湖北通城县进行的极其惨烈的拉锯战，部队伤亡重大。此役后奉调87军43师，从此随该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广西、四川6省，与日寇鏖战6年，历经长沙、湘西、鄂西、桂柳四大会战，九死一生，屡立战功。

　　1944年，日寇进犯广西，侵占桂林，又向贵州南部进犯，43师奉命星夜赶赴黔南增援。那时，父亲已调升43师第127团1营营长，率部与友军一起将日寇撵回广西柳州，部队遂驻防黔南。

　　1945年初夏，父亲随军开赴湖南接近广西的龙胜地区待命。7月初，94军奉命由龙胜地区从北向南，与友军71军钳形夹击桂林日军，限月底夺取此战略要地。127团的任务是攻占桂林北面屏障龙胜地区的丁岭界。部队秘密行军，于7月13日接近了丁岭界。这是一个五角星形的山头连锁阵地，由日寇一个山地战特种兵联队防守，敌人经过一年的经营，防御设施和火力配备非常严密，大有“一夫当关，万夫难越”之势。127团1、2营担任主攻，时任1营营长的父亲随团长等花4天时间做了周密的地形侦察及动员准备，于7月17日拂晓发起猛攻，在美国空军及师炮兵的支援下，反复与日寇展开拉锯战，至下午2时，全部占领丁岭界，接着又一举攻占了金办坳日寇据点。此役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代价。残敌向南溃逃，父亲又奉命率部作为先头营尾追日寇，一路攻取了宛田大岭天险，夜袭田镇，截获日军大量物资和武器弹药，一直追到桂林北六十里铺。桂林日寇主力部队弃城东撤全州。部队急行军，于7月27日上午占领桂林西关，残敌已将桂林护城河桥炸毁逃遁。此时，友军先头营也到达西关，两军胜利会师，收复了桂林。这时的桂林城郊及飞机场全毁于战争，成了一片瓦砾焦土，部队只好到城东10里以外的村落扎营整补，准备继续夺全州，取衡阳。

　　8月15日晚，忽然从无线电里收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立时互相拥抱，喜极泪飞。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7日，43师作为全军先遣队，乘美国运输机直飞上海，收缴日军武器，接管防务。这天正巧是伯父张世英殉国8周年忌日，父亲一下飞机，百感交集，热泪滂沱，爆发出悲壮的呼喊：“亲爱的大哥，弟弟已完成了你的遗愿，为你报了仇！日本鬼子战败投降，上海已经收复，你可以瞑目安息了！”之后，父亲又随军飞往北平、天津、唐山等地，收复国土。旋即奔赴东北，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了沈阳市。

　　1945年12月，父亲升任师部上校军械主任，驻防唐山、天津一线。1947年，该师调赴东北，任43师司令部上校副官主任的父亲，因不满内战，装病（抗战时腰部负过伤）拒绝去义县北镇兴平打虎山一带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并发表反战言论，遭到逮捕，被押解往天津军法审判，途中承黄埔校友帮助逃脱，经海路跑到上海。当时，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以“通共嫌疑罪”对他发出通缉令。父亲不敢久留，长途辗转，终于1947年底，回到甘肃省天水市。自父亲1937年离家抗日，一去十年多，我出生在天水外婆家，并在外婆一家的关爱下度过了童年，和母亲一起苦苦等待着父亲胜利归来。现在他总算活着回来了。我那时已经10岁，读小学四年级，才头一次见到父亲的模样。当时，中国有多少热血青年，为救国家离乡背井，舍妻别子，奔赴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壮丽乐章。1948年春节过后，母亲和我随父亲回到了陇西老家。

　　1948年，父亲受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的委派，任陇西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1949年6月，又被甘肃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的周祥初将军委任为该部队补充一团上校代团长。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垂死挣扎，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妄图挽救残局，抓兵抢粮，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父亲，经老军长周祥初将军（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指点，通过黄埔军校15期学长、当时公开身份为甘肃师管区骑兵补充团团长的地下中共党员康君实与当年甘肃学院的老同学、时为共产党地下武装“陇右游击支队”副政委的万良才（解放后曾任陇西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取得联系。万良才化名杨仲义多次宿住我家，与父亲密议，暗中联系进步人士，控制地方武装力量，伺机起义，迎接解放。他们的活动，很快便被国民党特务嗅出了气味。一天早晨，父亲出门上班，发现大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支手枪，下面写着醒目的两行字：“张世雄胆敢通共背叛党国，小心吃枪子！”这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调兵站岗警戒，并加强城关巡逻，以防不测。8月初，解放军进攻天水，国民党120军周嘉彬部、黄祖勋部及“马家军”的接兵部队从陇西一线仓皇西撤。周嘉彬临走前召见我父亲，下令必须将陇西库存粮食一律烧毁，不能“留以资敌”。8月7日，该军后卫部队撤离陇西城防。父亲看到机会来了，一面紧急调兵控制城防，把守粮仓，维持治安；一面派出由祖父张和平牵头的由8位开明绅士、社会贤达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与陇右游击支队联系，谈判商签和平解放协议。8月8日，父亲召集陇西军、警、政、铁路、教育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到县政府开会，宣布起义，走“和平解放”的路，大家一致热烈拥护。8月9日，双方代表签订了“陇西和平解放协定”，父亲即去佛惠寺会见了共产党陇右游击支队司令员毛得功、政委陈致中等，并迎接万良才等人进城接管陇西政权，陇西县遂告和平解放。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率领大军过陇西，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父亲全力完整保存下来的大量粮食，有力支援了解放大军，王震将军特地接见并表扬了他，并嘱咐在场的县党政领导要好好对待这位“对人民有功的共产党的朋友”。

　　解放后，父亲为了孝敬年已花甲的父母，谢绝了万良才等人让他加入王震部队的美意，脱去军装，结束了军旅生涯。凭着当年曾在齐鲁医学院学到的一些知识，经营起祖父开办的大药店，开始了医务生涯，还当了陇西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之后，父亲因国民党黄埔军官的身份蒙冤多年，但他深信自己热爱国家，抗日有功，起义无罪，总有一天党和人民政府定会尊重历史，做出公正评价，还他一身清白。凭着这样的坚定信念，靠着黄埔军人练就的好身板和刚毅豁达性格，父亲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盼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回大地，改革开放。1981年，父亲的问题被彻底平反，宣布无罪，落实政策，当上了政协陇西县常委、政协定西专区参政议政员。

　　这时，已年逾花甲的父亲犹如枯木逢春，生机再发，积极参政议政，撰写文史资料，开办诊疗所，为群众服务。1989年，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父亲立即参加，并担任了陇西县黄埔联络组组长。1991年母亲病逝后，我便将已届75岁的老父亲从陇西老家接到兰州安度晚年，很快他便融入到甘肃黄埔军校同学会兰州市七里河区联络组这个战斗集体内，还担任了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会委员，踊跃参加同学会各项活动，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尽力。1996年，他被省同学会评为优秀会员。

　　2004年6月16日，已88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父亲，坚持参加了纪念黄埔军校成立80周年庆典活动。回家后表示，还要争取以血战日寇的黄埔老兵身份，参加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不料他未及等到这一天。2004年9月13日夜，父亲悄然辞世，走完了一个爱国革命黄埔军人的人生历程。他留给我们最后的话是：“我这一生总算对得起国家、民族，知足了！”2006年10月，政协兰州市七里河区委编辑出版的《七里河区文史资料》（第四辑）一书中，刊载了一篇区政协委员、黄埔联络组副组长肖熙泽等撰写的文章《爱国黄埔军人张世雄》，将我父亲的生平事迹留驻史册，为人缅怀。

　　四叔张世杰

　　我的四叔张世杰（1924—2005），字化民，1924年8月23日出生在陇西，在兄弟间排行老四。他从小极具音乐天赋，生就一副好嗓子，五六岁还未上学时，就能凭听力把兄长们在学校里学到后回家哼唱的诸如“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颂歌，准确无误地唱出来，而且时常把街巷里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们约集到我家门口教给他们唱，大人们见状都啧啧称奇。1931年，不满7岁的四叔入陇西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备受音乐老师青睐特加培育，每逢“4月4日儿童节”和“10月10日国庆节”等全校纪念日活动，都要让他登台独唱表演，成了县上小有名气的“童子歌手”。

　　1937年进入陇西中学读初中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音乐界一批爱国革命志士的奋力推动下，一场空前的大唱抗战救亡歌曲的热潮在全国掀起。当时已颇有些名气的青年音乐家王骆宾一行人，为唤起民众投入抗战，奔赴大西北，一路传播抗日救亡歌曲，途经陇西县停留了些许时日。他们应邀到陇西中学教唱抗日歌曲时，王骆宾慧眼识珠，很快发现我四叔是个音乐天才，非常喜爱，经学校同意，四叔便成了王骆宾的弟子和帮手，跟着他们到机关、团体、学校及驻军营地教唱抗战歌曲。几天下来，王骆宾给四叔赠送了不少还未及教唱的歌谱资料，并剀切指教音乐知识。王骆宾一行离开陇西后，四叔就成了校园里教唱抗战歌曲的小音乐老师，有时还被别处请去教唱，成了“大红人”。时隔56年后的1993年，早已誉满全球的中国民族音乐家王骆宾应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请访问祖国宝岛，在出席台北市实践堂举行的“王骆宾之夜”盛会上，与我四叔重逢，回忆往昔，激动不已，这两位年龄相差十几岁的“老朋友”，携手登台，纵情合唱了几首大陆西北民歌，满座赞叹，掌声雷动，立时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感人佳话。

　　1942年，四叔高中毕业。当时抗日战争还在艰苦进行，18岁的他，立志沿着兄长们的路，到四川去投考黄埔军校，献身国家民族，同样也得到了祖父的支持。恰好，当时正在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三叔张世豪放暑假回家，四叔便跟着三哥到了重庆，正赶上同属黄埔系列且设有音乐科的中央战干团校招生，就报名考进了战干团校。194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即被派往华东抗日战场任军乐指挥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奉调浙江嘉兴军校任音乐教官。

　　1949年解放前夕，四叔随军校迁往台湾，调派到由蒋经国当主任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管文宣的政二组任音乐宣传委员会主任秘书。1951年春，蒋经国发起“军中文艺运动”，成立了“军中文艺运动工作委员会”，先后组建音乐界、电影戏剧界及美术界三个协会，四叔被委派负责音协方面的业务工作。后来，“军中文艺运动”偃旗息鼓，“工作委员会”撤销，四叔便乘机请辞离开军界。1953年，四叔应聘到台北市有名的建国高级中学任音乐教员，同时兼任司法官训练所音乐讲座教师，开始了他致力音乐教育30多年的人生新历程。

　　1958年春，四叔怀着要在台湾加强推行音乐艺术活动的愿望，和台北女师音乐教师阳永光一道，开始组建一个纯教育性的业余音乐艺术团体“中华合唱团”，经半年的艰辛努力，由“教育部长”张其昀批准，“中华合唱团”于当年10月5日在台北正式成立。合唱团尊张其昀为创办人，何应钦担任名誉团长，四叔任团长，阳永光任指挥（后阳先生病逝，指挥一职便由四叔兼任）。合唱团的团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教师、公务员以及在校的大专和高中学生，均为具有音乐基础的优秀青年，虽流动性大，但经常能保持百人以上的阵容。建团之初，四叔便立下了一个三句话的“团训”，叫做“贡献最高的贡献，享受最低的享受，牺牲最大的牺牲”。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立身处世的准则。他以“士志于道”“择善固执”的毅力和决心，面对各种艰难困扰，从不气馁地带领“中华合唱团”举办演唱会，参加岛内外各种音乐交流活动，以及参与劳工、慈善、社会团体、学校、机关、医院等的各类演唱活动，演出达数百场次，成绩斐然，享誉台岛，声扬海外，受到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褒奖。“中华合唱团”自成立后30余年中，先后选拔训练团员达15000余人，历届团员中获得博士学位者不下百人，曾数次到北京演唱过的台湾著名歌唱家范宇文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叙说其成长之路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所有的音乐基础知识，可以说全是张世杰老师教导出来的。因为我的用功，引起了他的注意，把我从一个合唱团默默无闻的团员，培养成为首席女高音，经常担任独唱的角色。他给予我的那种被肯定的信心及鼓励是我一生感激不尽的。”

　　四叔在建国中学任教的数十年中，除了教授音乐课，还多年担任高一、高二班级的级任导师，他以“亦师、亦父、亦友”极富人情味的独特教学方式和刚直无畏、坦荡真诚、重义轻财、不计毁誉的个性魅力，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敬重。建国中学地处市郊，平常放学时，校门旁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学生大排长龙，过路公车往往即使不全客满到站也不停，四叔听说后甚为不满。有天放学后，他特到公共车站去看，果然见到一连有四班公车喷着黑烟飞驰而过，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学生们怨声载道。当又一班公车临近时，四叔突然冲到马路中央就地一躺，伸开四肢摆成个“大”字，吓得原先没准备停车的公车司机急忙刹车，待到车停门开，四叔也站了起来，一时愣住的学生们立即报之一片掌声。“张老师侠骨义胆以身拦车帮学生”的故事立马传将开去。又有一次，四叔班上一位男生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门框上“吊单杠、荡秋千”，恰被学生们背后称为“雷公”的训育组长撞见，抓去训导处，激怒了四叔，他立刻赶去训导处大声理论：“学生尚年幼，偶犯小错也属正常，指出来让他知错改正就是了，凭什么非要小题大做，苛责严惩才罢休，这对学校又有何益呀！”学生虽带回来了，但还是被记了两个警告。第二天，四叔给这位学生记了两个嘉奖，以示抗议。四叔退休后，有一年校庆，校友大聚会，他应邀参加，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和海基会前秘书长焦仁和也受邀莅会。这两位政要当年都曾是我四叔任导师时班上的高足门生。他们见到我四叔，连忙起身离座，走到他面前，先行个鞠躬礼，再恭敬地喊一声“张老师好”，大家眼见这一感人场面，莫不动容。

　　四叔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热爱祖国，心萦故乡，眷恋亲人，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孤身一人飘落台湾，日夜渴望着返回故乡。但海峡两岸当时还处在敌对状态，台湾当局严禁台胞赴大陆探亲的政策让他有家难归，特别到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学校中破旧小楼内供单身教师居住的小屋里，把当年撤离大陆时悉心保存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旧照片取出来，拿个放大镜，流着泪，一张张反复细看，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常让他失声痛哭，彻夜难眠。直到1970年，他已40开外，在同事朋友的一再相劝撮合下，感觉回乡无望的四叔才婚娶成家，后生一女一男。

　　1976年10月，邓小平复出主政，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改革开放等讯息，通过新闻媒体接连不断传到台湾，四叔心中已熄灭的回乡火焰复被点燃，但台湾当局的禁令尚未取消，大陆的亲人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四叔在台湾的挚友，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的当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原籍甘肃陇西的罗锦堂先生电话告知我四叔，他准备去大陆并要到陇西探亲。四叔喜出望外，拜托好友去了一定要帮自己打听家人的消息。1980年，罗教授回到陇西，很快就找到了解放前在陇西中学的老同学、我的六叔张世舜，头一次把四叔在台湾的消息带给了家人。罗教授返回美国后，立即将“家人全部平安，家乡日新月异”的佳音，详细转告给我四叔，更坚定了他回家乡、见亲人的决心。

　　1987年4月，四叔利用代表台湾基督教会联会赴美国交流访问的机会，从纽约打越洋电话到陇西一中，与已担任政协陇西县副主席的六叔取得联系。回台北后，四叔做了充分准备，9月中旬便以申请到美国夏威夷去探望好友罗锦堂教授为由，办好签证，只身离开台北，秘密取道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经中国驻港新华分社的周密安排到了广州，乘民航客机于9月22日直飞兰州。

　　一下飞机，四叔即受到在机场等候的中共甘肃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陇西县委得讯也即派统战部部长和我六叔等于当日下午赶赴兰州迎接。当晚，省台办为四叔举行洗尘接待会。第二天，四叔回陇西途经定西市时，定西地委台办在宾馆举办了接风会，厨师还特意做了一道叫做“燕归来”的菜肴，送到四叔面前。下午，汽车还未驶进陇西县城，四叔早已泪流满面，从心底里发出呼喊：“亲爱的故乡啊！你离家42年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到了县招待所，一下车，便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二哥张世雄和几位从未见过面的晚辈们，亲兄弟见面，拥抱痛哭。当晚，兄弟三人同住一室，彻夜长谈，倾诉42年的风雨经历和思念之苦，当他得知父母、大姐、三哥 都已先后离世时，更是痛哭不已；当得知二哥张世雄已担任县政协常委、六弟张世舜担任县政协副主席后，称赞说：“你们是共产党的朋友，好！好！”次日上午，陇西县举行了颇为隆重的接待会，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都出面，以富有家乡风味的菜肴，宴请在台湾的陇西籍人中第一位回乡探亲的张世杰先生及其在陇西的亲属。

　　此后两天，四叔在兄弟陪同下，走亲访友，参观、品尝家乡小吃，所到之处深切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真想不到，真没想到家乡变化这么大！真想不到，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并不像台湾当局一直宣传的那么可怕！”来大陆前心中的各种疑虑完全化解了。由于签证日期有限，使他不能在陇西县多做停留。9月25日，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二哥张世雄的陪伴下，由陇西返回兰州。县委原准备派车直接送他们到兰州，但四叔想乘坐火车看看沿途风光。县委派车送到陇西火车站，统战部人员同车站联系，车站非常重视，车务段姬段长、车站王站长、调度室乔主任亲自和177次列车联系，帮助安排了软卧包厢，列车乘务员得知四叔是阔别家乡42年的去台亲人，十分热情。列车即将启动时，四叔热泪盈眶，对送行的亲友和县统战部工作人员说：“看到你们生活得这么好，我高兴啊！我这是高兴的眼泪啊！”

　　到兰州后，又与在兰州的五弟张世尧、二妹张世伟、三妹张世瑗及侄子、侄女5家20余口亲属欢聚数日。临别前，省委统战部、省台办有关领导又特为他举行了送行招待座谈会，四叔激动地说：“我远离家乡、流落台湾42年，在那边听到的大都是反共反华的恶意宣传，这次冒险回来探亲，一路上受到的都是热情接待，亲眼见到的情景和台湾当局说的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家乡的发展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邓小平先生领导的改革开放实在太伟大了。多次听了各级领导给我详细介绍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主张，我举双手赞同。其实在台湾，凡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尤其是爱国的黄埔军人，都希望祖国强盛繁荣，永远不再受人欺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如何是不会长久分裂下去的，一定会统一的，同胞亲人一定会团聚的！”

　　四叔沿原路秘密返回台湾后，精神振奋，立刻将“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尽力”的决心付诸行动，积极协助国民党元老、前“立委”、《中华杂志》创办和发行人胡秋原老先生广泛联络政、学界名流和有识之士，于11月22日在台北举办了“中国民主统一问题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我四叔担任顾问，与“台独”势力展开斗争。“中国统一联盟”不断壮大，成为一个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反“独”促统社团。1989年，台湾当局终于解除禁令，允许在台老兵赴大陆探亲观光，四叔便名正言顺地再次回乡探亲，带回不少“统一联盟”在台活动的影像资料和出版物，交给省台办及赠送亲友。1990年，他又随“中国统一联盟大陆参访团”到北京。2月19日，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每隔一二年，总要回来一次，每次与亲人欢聚，都令他兴奋不已。回到台湾后，他广为宣传大陆观感，并把带回的纪念品分赠给亲朋好友。他总想要为故乡多做些贡献，当得知“希望工程”的建设情况后，便在台湾甘肃同乡会发起成立了“甘肃旅台人士资助家乡艰苦小学联合奖金管理委员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每次回来探亲，都要把资助款和资助人员名单亲手交到省台办，请他们代为选赠。

　　2002年10月他最后一次回乡探亲时，在省台办张温璞主任、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王身璋会长、渭源县委领导和二哥张世雄的陪同下，专程到渭源县三河镇回民学校捐赠款物，并代表台湾甘肃同乡会在该校师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十几年中，他们累计向陇西、渭源等地的19所农村小学捐助人民币数十万元，他们造福桑梓的义举，深受家乡父老的赞扬。

　　2005年5月24日下午，四叔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辞世，享年81岁。海峡两岸的亲属、黄埔同学、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同仁、“中华合唱团”团员、政学界好友、建国中学的众多师生，都以各种方式，怀念这位爱国、爱人、敬业、正直的黄埔军人音乐家。

　　我于1998年6月退休后不久，被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聘为《甘肃黄埔》杂志的编辑，十多年来，遵循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徐向前元帅“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宗旨，把它当成自己应履行的光荣使命，努力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把为黄埔同学服务、为黄埔军人立言的工作尽力作好，以告慰先辈的在天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