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的金色年华—— 访抗战黄埔老兵林士瀛

　　2017年3月25日上午，在杭州文一西路的湖畔花园，我们访问了抗战老兵林士瀛先生。林老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在杭州度过青少年时代

　　我1918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杭州，祖藉在福建永定。父亲林烈扬（在日本时叫林金光）是老家福建永定县高陂乡西坡村唯一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至今祠堂里还挂着他当年中举的匾额。父亲早年到日本留学，那时蔡锷下野,也在日本,恰巧与父亲相遇，成为挚友。回国后，父亲追随云南督军蔡锷，担任过云南省马龙州的知事。后来调回浙江，在慈溪、孝丰、永康三个县当过几任县长。

　　1917年，父亲在杭州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开了家肥田粉厂，后来又办过袜厂。张静江成为浙江省主席后，父亲担任禁烟局局长。

　　我在杭州出生,在大塔儿巷（皮市巷旁边）的正则小学上学。小学毕业后，到惠兰中学上初中。高中时，在六和塔附近（二龙头）的之江大学附中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高中毕业。

　　那时，爷爷在桂林开着一家厂，叫作林福裕五金厂，父亲与一个哥哥已先期到了桂林，管理那家工厂。

　　1937年8月31日，淞沪战役打响后，杭州受到影响，日本飞机经常飞临上空轰炸。开始时，城里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全家人只好在堂前的八仙桌上放几床棉被，方便藏在桌下躲避空袭。后来，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百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余杭乡下避难。

　　在余杭待了一个多月，似乎日本飞机来得少了。我们又回到杭州，谁知淞沪战役越打越激烈，日本轰炸机不时飞来，全家人只好再次去诸暨乡下躲避。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学校张贴出布告，要师生们向内地撤退。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桂林去投奔父亲。

　　我们一家人从金华坐火车到鹰潭，在鹰潭下车后，步行到桂林去。一路上，遇到能搭便车的，我们就搭车，如没有车子，只得走路。那时，我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年龄还小。逃难路上，全家疲于奔命，颠沛流离，母亲操劳过度，不堪负担,途中得了重病。到桂林的时候，只能依靠我们兄妹几个人将她携扶进大门。用了两个多月，历尽千辛万苦，总算与父亲团圆了。可是母亲却一病不起，不久就过世了（1938年3月）。

　　投考黄埔军校

　　在桂林，我先在一家青年会办的补习班里念书。在那个补习班里遇到一位同学，叫鲁雅良，他的父亲鲁忠修中将担任着浙江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他父亲来信动员儿子报考军校，为国效力。鲁同学与我是好朋友，就来劝说我一起去投考陆军军官学校。

　　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家人原在杭州过着和睦平静的日子，日本人打过来，被迫逃亡，流离失所。逃难时的艰难困苦，母亲的过早离世，令我悲痛万分。听了他的一番话，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心想，没有国哪能有家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考军校正可以保家卫国。

　　其实，我爱好文学，那时（1938年8月），已经考取了广西大学文科。但听了鲁同学的一番话，我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报考军校。由此，我与鲁雅良及另外一位补习学校的同学一起赶到桂林城外30余里的鹿寨军校招生办事处，那里正在招收黄埔16期炮科学生。

　　在炮校学习

　　录取后只过了一个多月，我们从桂林的鹿寨出发，步行到贵州都匀的炮校所在地。一路上，行军十分艰苦。教官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刚从老百姓转为军人的年轻人，第一天只走了30多里，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然后，每天增加行军的里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步行，到达贵州省都匀的炮兵学校。

　　在炮校，我所在的部队隶属炮兵总队3大队8中队，初时我们先做了几个月的入伍生，进行步兵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结束后，才正式进入炮科学习。

　　一门炮需要有一班人合作，分别是炮手、填充手、射击手、瞄准手等。对于炮科学员来说，每一个位置都要训练。那是战争时期，炮弹稀缺昂贵，每个学员只能有一次实弹演习机会。一个中队也只有四五个人有机会实弹操作练习。

　　炮校的学习期限应当是3年，可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学制缩短为2年。

　　参加抗日前线的战斗

　　1940年，我从炮校毕业，奉命到浙江的第10集团军报到，分派在宁波防守司令部重迫击炮连担任少尉见习官。

　　记得有一天夜晚，我所在的部队被调到奉化布防，我军星夜赶到甬江岸边的阵地。上级下令晚上不能点火，以免暴露目标。未料，友军有个战士忍不住点了一支烟，对岸的敌军炮手见到火光，就打了一炮过来。我军暴露了目标，敌军也暴露了自己的阵地。当时，两军隔江对峙，战斗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

　　那些日子，我军不断地转移阵地，不断地撤退，不是因为我们打了败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更有效地牵制日军部队。

　　1941年，重迫击炮连调到35师，我升任中尉排长，参加在临安、嵊县、新昌及浙西一线的作战。我所在的连队拥有的炮是口径82mm的迫击炮，炮身不足1米，最远射程可达800米。实际上，迫击炮的射程在二三百米内威力最大。相对于我们炮兵连来说，步兵在作战的第一线，损失比我们炮兵部队要多。因为迫击炮连在战斗中的位置在步兵的后面，伤亡损失不如步兵那么惨烈。

　　我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军来说，要落后许多，以步兵而言，一个班10个人往往只有七八支枪。不少士兵是抽壮丁来的，有的士兵连草鞋都没得穿，甚至经常饿肚子。那时我在想，像这样打仗，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呀？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是到了印度后才建立起来的。

　　1942年的一天，我随部队驻防江西樟树。那时，我刚从福建接领新兵回来，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父亲说，他的一位朋友是军委会桂林行营的少将高参，可以介绍我去在桂林的陆军大学参谋班受训。在那非常时期，离职很困难。我拿着父亲的信，向上级请假去军校学习，长官才特例批准。

　　好不容易从江西到了桂林，刚走到家门外，就感到不对劲了，只见大门上挂着白布条。进去才知道，父亲不久前去世了（享年60岁）。父亲的不幸辞世，让我到陆军大学就读参谋班的希望也破灭了，因为几个兄弟都不知道那位高参的姓名。

　　在印度兰姆伽军事基地

　　有一位在贵阳防空学校（下称“防校”）的同学告诉我，防校正在组织两个营的兵力编入中国远征军准备到印度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防校，就这样，我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防校组织了高射炮两个营，到印度后改为高射炮营与工兵营。工兵营的任务是修理汽车与武器等机械装备。我所在的高射炮营（按美国编制）设5个连：营部连，第1、2、3连，补给连。我在营部连任上尉连长。

　　1942年，我们从贵阳坐汽车到昆明。然后，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乘军用运输机直抵印度的兰姆伽军事基地。我所在的高射炮营有官兵400多人，分坐十几架飞机直飞印度。

　　在国内，我们被称为中国远征军，到了印度，就成为“中国驻印部队”。

　　1942年11月底，我们飞抵印度时，中国是冬天，可到了印度，气温高达二十几度。下了飞机，一位英国军官指挥大家到一个操场上集合，官兵分别列队，按个子高矮顺序排好队伍。

　　接着，我们队伍向前行进100米左右，只见那里已放好大、中、小三种型号的军装。再往前不远的地方，有条小河，官兵们纷纷下河洗澡。洗完澡，每个人换上一套崭新的浅黄色英式军服。这时我已是炮兵营的上尉营副，有一双崭新的马靴，穿上后，人显得特有精神。

　　兰姆伽训练基地的后勤保障不错，生活条件比国内好许多，每个人每天有二两油、四两肉，还有巧克力。军官甚至配给香烟。除了军事训练，官兵还能打篮球、踢足球。部队训练了3个月左右，官兵们养壮实了，脸色也变得红润。

　　在印度、缅甸与日军作战

　　在兰姆伽训练结束后，我们又到离前线更近的印度东北角的雷多。到了雷多，部队一律换上美式装备。

　　在雷多又训练了一两个月时间。无论是在兰姆伽还是在雷多，不分兵种，先训练军官，再训练士兵。每个连队都配有一名中尉美军联络员和中国翻译，营部则配有美方的中校联络官。

　　当时，国内时常有剧团来慰问演出，电影则是清一色的美国片，全部是英语原声影片，我们不太看得懂。当然，他们也看不懂我们的京剧。有时还有美国歌舞团来表演。

　　雷多训练完后，部队开赴前线作战。我所在的是高射炮营，一个美国军官告诉我们，在印缅作战，制空权基本上已经操控在我方手里了，敌机被我方空中力量压制，不敢轻易过来骚扰。

　　实际上，日本飞机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敌机飞来时，我方的炮火将日机赶跑了。还有一次，我军将几架敌机打伤了，高射炮使用的次数不多。不过，我所在营的2连曾用高射炮打下过一架日本战斗机。2连的连长周肇颐是我在军校16期炮科的同学，当时受到了司令部传令嘉奖。

　　战斗推进得很快，几乎每天换地方，白天行军打仗，晚上睡帐篷。部队到过缅甸的八莫、密支那等地。在八莫待的时间较长，步兵几乎天天打仗，不时有日军俘虏送来。这些日军俘虏虽说打了败仗，看起来还是很强悍，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每次战斗结束后，美国工兵就会马上跟进，只要3天时间，就可以用推土机将战场变成平地。

　　有一天，我们正在出操，一位美国联络官跑过来，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大家听了，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许多人当场开心得哭了！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我们在境外整整待了3年。我所在的高射炮营坐汽车经过仰光、密支那、野人山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

　　胜利后，部队返国，驻扎在距离昆明30余里的小营坝。此时，我在新6军直属105榴弹炮营，升任少校连长。

　　在昆明住了一个多月，上级命令我们这个营开到长沙待命，准备调往东北。当时从西南调往东北有20个师，大部分是机械化部队，经过武汉、上海，全要涉河过江。每个登陆艇只能载6辆车，我们在长沙待命一个多月，才由长沙开车到武汉，上登陆艇。

　　不料，船到岳阳时我开始生病。到了上海，正等着过黄浦江时，病情加剧。部队将我送到上海医院检查。医师临床诊断，我得的是伤寒病，必须住院治疗。由此，我进了医院。部队则随着登陆艇开到东北去了。

　　一个多月后，我病好了。此时得到消息，我所在的新6军在东北已被解放军打垮了。新6军是回不去了，我只好先回长沙。

　　在长沙，我被任命为联勤总部第五分区司令部运输处燃料科少校科长，分管湖南等地的弹药兵器。当时哥哥在长沙当外科医生。我结识了汤桂英，我们在长沙结婚。从1947年到1949年期间，我一直在长沙司令部运输处燃料科服役。

　　参加卢汉的“云南起义”

　　到了1949年8月，我们接到上级命令，部队开到昆明，与第十五分区司令部合并。我管理着100多辆汽车，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向西南方向撤退。未料，解放军走得比我们快多了，到了贵州省的贵定县，要过一条大河，前面的60几辆车已经过了桥。我坐在后面车上，前面的桥梁被解放军炸断了，我们只好将几十辆汽车全部留在河这边。

　　一直到了1949年11月，我们才撤退到昆明。12月，我们就参加了云南卢汉将军的起义。

　　解放军进昆明城时，我所在军的司令、副司令全去了台湾，最大的官是参谋长，带领我们起义。1950年2月初，解放军派来了一位军代表，每天领导我们学习。

　　在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

　　5月1日开始，解放军进驻云南，我们这些旧军队官员集中参加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学习，为期半年。军政大学按部队编制，连长、指导员、排长都是解放军。

　　学习结束后，解放军的连长对我说：“在学习期间，你的表现不错，是愿意留在军队继续服役呢？还是复员回家，参加生产建设？”

　　当时，我与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于是，我向上级要求，复员回乡。

　　回到杭州

　　1951年8月，我拿到了复员证，带着妻儿回到杭州。

　　我们在劳动局报到后，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各家单位正在搞“三反五反运动”，企业不仅不需要员工，还要大量裁员。由此，我只好在家中赋闲，待了半年多。我的父亲在马市街还有老房子，一家人便住进了老屋。半年后，当地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文教用品厂，我被劳动局派到这家工厂当会计。

　　刚到文教用品厂时，我的工资是47元一个月。这家工厂是生产计算尺的，虽说我是会计，也要常常到车间与工人一块儿劳动。那时候，工人的收入是计件的，也就是每个人按自己生产计算尺的多少来决定拿多少钱。我见到工人每个月能拿到80元之多，收入比会计高多了。于是，我向领导要求做工人，也按件计酬。这样，每个月我也有80多元的收入了。

　　在杭州民生药厂

　　1953年，领导又将我调到杭州民生药厂，这家厂在余杭塘上。

　　到了药厂后，他们对我说，这里没有那么高的工资，按“保留工资待遇”的规定，给我定为一个月70元。

　　自此，我一直在民生药厂的葡萄糖车间工作。我与厂里的所有职工一样，每天“三班倒”。厂里待我不错，让我在葡萄糖车间操纵仪器。我对这样的待遇较为满意。到了1978年，我年满60岁，在民生药厂办了退休手续。

　　加入杭州市民革

　　1981年的一天，有个人找上门来，对我说：“我是杭州市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我们想吸收你加入民革，成为会员（那时不叫‘党员’），我过来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加入民革？”坦率地说，我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在毕业前一个月），上级要我们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只要举一下手就行了，根本没有履行过什么手续，差不多是强制的。临到毕业时，才发给我们一个党证。后来，在临安的一次对日作战中，一个传令兵开溜，将我的党证及其他东西也顺手带走了。此后，从未补办过。解放后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时，我们这些从旧政府过来的军官自愿全部集体宣誓退党，早就不再是国民党员了。

　　参与“民联业余学校”工作

　　加入“民革”后，除了参加杭州市民革举办的各种会议与活动以外，1983年开始，我参与创办“杭州民联业余专修学校”（当时省民革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校，叫做“浙江长征业余学校”）。民联业余专修学校属于市民革管理，长征学校则属于省民革领导。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各个单位求贤若渴，因此，我们民联业余学校非常兴旺。从1983年开始，每年招收新生，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0多个班级。学校采取业余形式办学，我们借用了杭二中、杭八中、人民中学，还有艮山中学等的校舍作为“民联学校”的教室。

　　学校的教师是外聘的。初时，我担任学校的总务主任，每学期我都忙着招聘临时教师以及处理其他事务。当然，民联专修学校的毕业文凭不是由民联发的，学校是杭州广播电视大学委托民联办学，采用的教材由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提供，毕业文凭也由杭州广播电视大学颁发。考试时间也由市电大决定，电大总部设在解放路上。考卷是在临试前一个钟头才送达教室。十几年下来，我们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

　　开始时，我是民联学校的总务主任，后来，成为教务主任、副校长。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杭州民革下属的四个单位比较出名，一个是我们的民联业余专修学校，另一个是中山科技公司，还有书画社以及一个文印社。

　　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有四个孩子，两女两男，大女儿从事财务工作，二女儿是国家机关退休干部，两个儿子在阿根廷开餐馆。大儿子已退休回来，在杭州买了房子养老。小儿子仍在阿根廷。那是一个旅游城市，他经营得不错，城市中只有他这一家中餐馆，生意兴旺。小儿子也已在杭州买了房子，准备退休后回来。小儿子夫妻早就将独生女儿送回来了，让她在国内念书，在杭州结婚。我希望孙女能学好国学，将祖先传下来的优秀文化继承下去。我的另外两个外孙与一个孙女，也已成家立业，并有了孩子。我们一家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有着说不完的快乐故事。

　　2010年，我和老伴住进转塘的“金色年华老年（居家型）公寓”，有100多平米。儿女们也常常来接我们去他们家里住。

　　老年公寓的环境不错，管理一流，不仅有餐厅、医院、超市、影院、棋牌室等，还有一个书画社。每座大楼都有个管理站，工作人员每天来查房，嘘寒问暖。我们生一点小病，管理员都会知道，无论有什么困难，管理员都会想方设法解决。老人们称她们是“好管家”。

　　我常去棋牌室打牌，我的运动主要是走路，楼道里有条长廊，大约有100多米，我每天要来回走10圈，老伴只能走两圈。有时我还在院子里打太极拳。

　　2013年2月8日，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黄坤明特地到金色年华老年公寓来探望我，给我们拜年。

　　多年以来，我的心态平和，儿女孝顺，饮食有规律，不管菜好坏，只要吃到七分饱就行，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长寿健康的诀窍。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年轻时的艰苦训练打下了健康的基础，一辈子不停地工作也是长寿的原因之一。

　　我对晚年生活非常满意，也希望大家都能健康长寿，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