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与黄埔军校（下）

　　1926年8月2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中国国民党党员致电党代表汪兆铭，恳请他早日销假回归。9月28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汪兆铭联署提名推荐邵力子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此提议获得通过。10月18日，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电请党代表汪兆铭销假复任。10月20日，校长蒋介石电请党代表汪兆铭回粤履职。10月26日，黄埔校本部召开欢迎党代表汪兆铭销假大会。10月28日，黄埔同学会选派代表迎接党代表汪兆铭。10月30日，《汪（兆铭）党代表讲演集》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出版发行，列入政治丛书第一种，为学员政治教育阅读教材之一，每册定价毫洋两角。北伐军进占武昌后，1926年11月1日，在武昌两湖书院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与党代表仍为蒋介石、汪兆铭，未到职前分别由邓演达、顾孟余代理。11月1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开学在即，校长蒋介石仍与党代表汪兆铭联署“第5期学生开学通令”，指示各项准备工作从速就位，拟定于本月15日在黄埔本校大操场举行开学典礼。1926年11月14日《黄埔潮》周刊第17期印行出版，刊载黄埔学生迎候汪兆铭复职文章两则：李万英撰文《在敦请汪兆铭先生销假视事声中我们应该如何努力》、侯志明撰文《欢迎汪兆铭先生并告反革命派》。12月7日，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汪兆铭联署发布“为毕业生派赴前线通令”。（1926年12月7日《黄埔日刊》记载。）12月24日，长沙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组成该校校务委员会，汪兆铭被推选为三名常务委员首席。

　　先期到达武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决议组成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1月汪兆铭被推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均排序首席，继被推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主席，汪未到职前，由谭延闿代理。（《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501页记载。）1月19日，仍在国外的汪兆铭终于发话斥蒋，在黄埔同学会《黄埔战士》刊物刊发专文《昔之校长今之校贼——汪党代表致本会书》。（1927年2月印行黄埔同学会刊《黄埔战士》第3期第7－8页记载。）2月6日，校长蒋介石再与党代表汪兆铭联署，发布“饬师生遵守请求报告程序令”，指出“军人动作最重纪律、阶级，服从尤为军人精神所在。强调重申行动均应恭守系统，不得逾越”等等。（1927年2月16日校本部刊物《革命生活》记载。）此时身在欧洲的汪兆铭，于3月11日被南京中国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全会推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名委员首席。（《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518页记载。）3月17日，在武汉的军政要员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议决，自行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升格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取消了蒋介石之校长名义，汪兆铭仍旧保留为该校党代表名义。从1926年5月至1927年3月，汪兆铭在法国度过了10个月学者生活。（雷鸣著，1931年10月10日印行《中国最高领袖汪精卫先生传》第76页记载，该书后纳入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8号，更名为《汪精卫先生传》。）

　　1927年3月，汪兆铭到了苏联莫斯科，访问期间受共产国际指派支持中国国民党左派势力。共产国际的高层官员们先后会见密谈，他以汪季鸾为名加入共产国际，承诺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并与共产党合作。（李云汉著，台北及人书局1966年5月初版印行1987年8月影印二版《从容共到清党》第726页记载。）4月1日，汪兆铭抵达上海，共产党将“民族运动的整个工作”系在他的回归上。（郭恒钰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月印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7页记载。）相继组建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汪兆铭再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首席。4月7日，汪兆铭由上海抵达汉口，受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与各界市民30万众隆重欢迎，汪兆铭在欢迎会上即席演讲，喊出：“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鲍罗庭在中国有关资料》第147页记载。）这个具有蛊惑性的口号极大地激荡煽动着在武汉的共产党人，都以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共产党成就大事“非君莫属”矣！

　　4月12日，汪兆铭被推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4月13日，他主持召开了国共两党负责人参加的谈话会，决定由两党合组“革命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从容共到清党》第728页记载。）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湖北省立第一小学校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迁移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会馆召开，谭延闿、徐谦、孙科作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参加“五大”4月下旬会议，汪兆铭参加5月3日“五大”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371页记载。）通知汪要来参会的前一天，主席台墙上原来悬挂的马克思、列宁像被改挂旁边，孙中山像被挂在更高更正的位置，瞿秋白穿着簇新漂亮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接汪，陪同他走进会场。汪兆铭上台时，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鼓掌欢呼声音。（郑超麟著：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1月出版印行《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第140页记载。）汪兆铭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介绍出场讲演，仿佛带来了第三国际的声音，当天先后作了三次大会演讲。（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12－413页记载。）5月12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务委员恽代英向汪兆铭汇报军校情况，此时，武汉军校内外尽贴标语“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等，汪兆铭决定每周要派人到军校作一次政治报告。

　　6月5日，驻武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共产国际5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的电报副本擅自送给汪兆铭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第262页记载。）汪看后对罗易说：“国民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份决议。”汪据此为“分共”提供了口实。汪兆铭得知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后，认为现在是他出来掌舵的时候了。1927年7月15日，汪兆铭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他在会议的讲话中报告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并要求国民党采取适当措施。在武汉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人，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汪兆铭宣称：“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取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程舒伟、郑瑞峰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汪精卫与陈璧君》第89页记载。）于是，他发动了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与中国共产党的背离与决裂，来实现与南京蒋介石集团的“宁汉合流”。汪兆铭继以“从黄埔来的第5期学员已经肄业期满”，宣布解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宣布宁汉实行合作，期间因中国国民党内政见与党争分歧，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裂成多个派系。9月12日，在南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汪兆铭列名其中，与在广州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49页记载。）9月16日，被推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9月17日，汪兆铭被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推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507页记载。）排序仅次于胡汉民。

　　1927年11月5日，汪兆铭在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所作的《武汉分共之经过》的报告中指出：“双方在统一战线开始时就已经计划着破裂。”汪兆铭还说：“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用意是逐渐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耗尽国民党的力量，然后一旦时机成熟，再消灭余下的力量。”（1933年上海书局印行《汪精卫言行集》第106－107页，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记载。）1928年12月底，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筹设以拥汪为目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对外宣称恢复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精神”为宗旨，遥拥戴汪为领袖，从事反蒋（介石）军政活动。1928年夏后，拥戴汪的部分党政人员，奉汪为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首先在上海组建“改组同志会”总部，(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0－86页载有罗方中撰文《关于改组派的一麟半爪》记载。)在上海总部设置有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9－230页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范予遂撰文《我所知道的改组派》记载。)汪的追随者相继在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浙江、福建、湖南、湖北等十多省会组建起“改组派”支部，（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66－186页载有何汉文撰文《改组派回忆录》记载。）进行秘密反蒋（介石）活动。与此同时，尊崇汪的一部分黄埔学生亦组建起“改组派”黄埔同学会，与蒋介石的南京黄埔同学会，以及邓演达组建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形成了貌合神离争锋相斗的三个黄埔团体。1929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给予汪兆铭警告处分。不久,汪仍在全国各地策动反蒋（介石）军政活动，集聚一大批中国国民党内反蒋（介石）派系。1930年7月13日,反蒋（介石）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改组派”中央领袖，并主持常务。1930年8月7日,被推举为改组派中央党部七人常委之一，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及约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30年9月,因军事、政治方面颓势赴香港。1930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以“开展党内分裂活动”为由将汪开除党籍。1931年1月，通电宣布解散“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31年5月，汪兆铭抵达广州，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组织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直至1932年，这些有组织“反蒋（介石）”政治派系活动，在蒋政权的高压态势下相继土崩瓦解。

　　1929年7月1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校务委员制为校长制，根据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1929年5月17日颁发总字第559号令：汪兆铭兼任（第7期）校务委员，排名九名校务委员之第二位，仅次于蒋介石。（《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第257页记载。）1930年5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5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沪三方达成政治妥协再度合作。1931年11月22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28日，第四届第一次会议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次于胡汉民，排序第二位，（《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76页记载。）继任中央政治会议三名常务委员之第二位，仅次于蒋介石。1931年12月28日，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28日，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546页记载。）1932年1月30日，兼任内政部部长。1933年5月17日，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字第54号训令，训练总监部总字第559号令记载。）列九名校务委员第二位，仅次于蒋介石。1933年5月20日，汪兆铭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名义，参加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大礼堂举行的第8期第1总队毕业典礼。1933年7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8月17日，兼署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550页记载。）1933年9月23日，被特派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5月8日上午9时，在本部大礼堂举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毕业典礼，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坐主席团首席参加典礼。（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34年7月印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建校10周年纪念特刊》首版照片记载。）1934年6月16日上午9时，参加黄埔军校建校10周年纪念大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教育长张治中主持下编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汪兆铭在该史稿第一册以校务委员身份，肖像排序仅次于校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后位居第三。（《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第51页记载。）6月17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2期、军官训练班第2期毕业典礼，另有第10期第1总队分科升学典礼、第10期第2总队举行入伍生典礼，汪兆铭以校务委员名义在主席台就座参加大会。1934年9月，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11月，任整理内债委员会委员长，其间一度形成汪主政、蒋主军局面。1935年9月28日，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2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22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7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日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98页记载。）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四中全会上遇刺受重伤。1935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职务。1936年2月，赴欧洲治疗。1936年9月1日，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3期）校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11月12日，以高级文官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10周年纪念勋章。（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8月出版《国民政府公报》第117册1936年11月13日第2201号颁令第10页记载。）1937年1月回到上海。1937年12月26日，续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校务委员会委员。

　　组建日伪政权，沦为首席汉奸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7日晚，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名义，在南京励志社主持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军政要员有：林森、汪兆铭、张继、于右任、叶楚伧、戴季陶等41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国防联席会议记录》记载。）川、晋及两广代表刘湘、阎锡山、余汉谋、白崇禧电召到会，红军将领周恩来、朱德等亦被邀请，宣示内战趋于平和。蒋介石致词称：“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继蒋之后，汪率先对战与和发表意见：“对日开战的必要性四点说明：一、目前中国的情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二、战时的准备速率，并不因战事而有阻碍，且比平时为速；三、最后的胜利，是操纵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四、精神是驾驭物质的，物质乃是为精神所利用的，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贯彻永久的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国防联席会议记录》记载。）会议最后转入最为重要的任务：决定和战大计，蒋介石再次提醒与会者注意此次会议对于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重要性，应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大计！蒋介石最后要求所有与会者对战和大计表态：“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结果与会者不约而同全体起立，决心抗战。汪兆铭对此次会议表态重点是：精神力量可以让中国取得胜利。

　　1937年9月，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4月1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4月8日，颁令汪兆铭兼任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职名录1894－1994》第121页记载。）1938年6月21日，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发表声明公开投靠日本。1939年12月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本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汪兆铭以“和平运动”为主旨提出“曲线救国”理论，认为与其让日军统治管理，不如我们自己管理等等，所谓“维护一方，造福一方”之论调，无论何种辩解和掩饰都难以抵消首席汉奸之罪责行径。1939年1月19日，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11次会议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中国国民党职员录》第91页记载。）1939年6月8日，重庆国民政府颁令（原文照录）：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知祸国之所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恕，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律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此令。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政府公报》第141册1939年6月10日渝字第160号颁令第4页记载。）1939年12月底，汪兆铭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本新关系调整纲要》。1939年12月9日，任设立于上海郊外江湾镇的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团长。1940年3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颁令：“军事委员会呈，据军法执行总监部呈，为汪兆铭等105人通敌叛国，逆迹昭著，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各款之罪。”（《国民政府公报》第148册1940年3月30日渝字第244号颁令第1页记载。）汪为标榜伪国民政府正统，沿袭中国国民党旧制，1940年3月30日，设置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任主席，同日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海军部部长（1940年5月30日免职）。1940年6月27日，兼任伪“国民大会”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11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颁令（原文照录）：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者。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拾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此令。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政府公报》第156册1940年11月30日渝字第314号颁令第1页记载。）1940年12月19日，汪兆铭兼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12月20日，兼任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1941年3月24日，兼任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9月16日，兼任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在该校第1期《同学录序》宣称：“忆民国十三年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黄埔，开学之际，国父亲临训话，并命兆铭草拟祝词，此祝词旋谱为军歌，继复定为国歌矣。凡军校学生，莫不循国父所昭示，向国民革命大道努力前进……”（1943年10月30日印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同学录》扉页记载。）1942年1月22日，兼任伪国民政府时局策进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2月1日，兼任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团长。1943年1月9日，任伪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1月13日，兼任伪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43年5月27日，兼任伪军事委员会驻苏北绥靖主任公署主任。1943年10月23日，改由项致庄接任。1944年11月10日，因病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逝世。出版有《汪（兆铭）党代表讲演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6年10月30日印行）、《汪精卫先生集》（上海中山书店1936年出版）、《汪精卫言行集》（上下册，广益书局1932年印行）、《汪精卫集》（1930年6月印行）、《革命与外交问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庚戌被逮供词》、《曾仲鸣行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