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分校·第二分校（上）

　　黄埔军校在武汉先后三次设分校，即北伐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后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迁湖南邵阳、武冈、会同），因间隔较长,不同时期状况各异，故分时段述之。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26.10—1927.07）

　　一、历史沿革

　　武汉分校最早可追溯到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汉阳、汉口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主持湖北工作的邓演达决定在武昌开办政治训练班，为继续北伐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他又兼任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一人三主任”，湖北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军务、政务繁忙，便以共产党人包惠僧为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办。他们选定了已经停办的武昌大学为训练班班址，计划收男女学员500人加以训练。

　　随着武汉三镇被克复，国民革命洪流席卷到长江流域，武汉已取代广州逐渐成为全国国民革命中心，留守黄埔军校的军校代理教育长方鼎英9月29日致电校长蒋介石：“现在我方局面进展，粤东偏处一隅，招致人才不易，似宜及时在武昌或长沙开设分校，一面为扩充做准备，一面为延揽人才之方法，关系极为重要。”

　　在筹建过程中，政治训练班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10月15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省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其间通过决议：“军事政治学校除黄埔外，可于其他各省地方设立之。”蒋介石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打算“在武昌另设分校。原有校内政治科，移设武昌，再加扩充，以便多方造就人才”。旋将政治训练班筹备处改为黄埔军校政治科筹备处。11月，将黄埔军校政治科移设武昌，委邓演达为主任负责筹备。邓除电请中央党部拨发政治科开办费10万元，开学后每月6万元的经费外，还将在武汉以黄埔军校政治科名义招收学生的事，向中央做了报告。

　　经建校筹备处主任包惠僧四处寻觅，校部确定在原张之洞开办的两湖书院旧址（包括今武昌解放路以西武昌实验小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老住院部、护校和市45中一带）。这里西靠平湖门、文昌门，濒临长江，东面是武昌最繁华的兰陵街，北枕风光名胜蛇山，南近原总督衙门。房子虽然破旧，里面还住有一些单位，整修和搬迁的任务繁重，但对内对外尚有扩建的余地。邓演达以班主任的身份，委派他在广东陆军小学和留德的同学、时任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的郭冠杰负责搬迁和整修。郭冠杰联合包惠僧把原两湖书院的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和南北书库改建成课堂宿舍，把藏书楼楼下作礼堂，楼上作校部办公厅。经过一个多月努力，校舍整修工作基本就绪。

　　开学在即，政治科被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原来打算在武昌办政治科，让广州黄埔岛上校本部第5期学生来武昌就读。12月6日，又命令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本校政治大队及炮、工两队学生并教官器材，克日迁鄂。”1月19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他和汪精卫分任校长、党代表，派邓演达和顾孟余分别代理校长和党代表。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于1927年2月12日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分校2900名学生外，学兵团的3000名学兵也参加了典礼。当日下午一点半，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宋庆龄、徐谦、孙科、彭泽民、吴玉章、蒋作宾，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董必武、詹大悲及来宾200余人出席。中央委员徐谦、代校长邓演达、中央委员吴玉章、代党代表顾孟余相继发表演说。邓演达强调：“本校是黄埔的分校，要继承和发扬黄埔的革命传统，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要特别以民为本……使全民中尤其是百分之八十的农工们能真正得到解放。”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我们革命的敌人是世界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希望武装的同志们不要做第二个军阀，要为全中国痛苦民众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谋幸福。”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武汉分校改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3月2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武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国都。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吴玉章建议，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武汉的军校就应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部，取消分校名称，提议任命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为中央军校委员，以委员制代替校长制。会议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和提议。接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三人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务委员，主持军校工作。3月27日正式更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8日正式对外挂牌。

　　三常委中，谭延闿在政府工作，基本不过问军校事务。邓演达担任已经升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还正在与毛泽东等人组建全国农民协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责任，自然落在另一个常委、共产党人、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肩上。

　　1927年夏，武汉军校师生被编为中央独立师。驻扎在宜昌等地的独立第14师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直指武汉近郊的土地堂。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与军阀张作霖南犯的军队殊死拼杀，武汉防务空虚。为加强戒备，武汉国民党中央5月10日决定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南下镇压夏斗寅的叛乱。在叶挺的指挥下，中央独立师配合第24师等部队，经过激战，打败了夏斗寅叛军，解除了武汉南面的危机。

　　在军校师生讨伐夏斗寅叛军时，和夏斗寅有默契的唐生智部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解散所有工农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等人，不仅不去谴责和镇压许克祥等的反革命行为，反而认为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一方面纵容和庇护许克祥，一方面又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

　　恢复后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临严峻形势。自6月30日起，中央独立师名义即行取消，仍恢复学校原状。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大杀共产党和工农领袖的何键部队开到武汉，和李品仙部一道控制了汉阳、汉口，并开始在武昌捕杀共产党人。武昌满街张贴了“打倒武汉分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师生出外时不时遇到一些陌生人的骚扰。

　　北伐河南的唐生智、张发奎部的主力回师，汪精卫的胆气也充实起来。他要进行一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豪赌，在“夹攻中奋斗”，既要反共、反工农，又要“东征讨蒋”。

　　在此情况下，军校于7月9日召开了一个有汪精卫等人参加的“七九”讨蒋大会。大会通过了三项提案：一是请求中央立即下令讨蒋；二是请中央立即委本校全体党员做讨蒋前驱；三是请求学校当局加紧军事训练。邓演达参加了大会，与恽代英探讨了当时的形势，酝酿了军校下一步对策。7月11日，总政治部的《革命军日报》专门刊登告示，通知各地被迫来汉人员“愿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者，需在本月13号以前至总政治部总值日官处报名”，准备聚集各地坚决革命的人进入军校，充实军校革命力量。

　　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国民革命即将失败的重要历史关头，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7月12日改组了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13日，临时中央常委会针对汪精卫策动的“反共”阴谋，写成《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汪精卫“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指斥汪精卫一伙“向蒋介石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等人的反对，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反共”计划。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控制武汉的湖南新军阀何键、李品仙在汉口大开杀戒，将共产党实际掌控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于下手。一些出头露面的师生不断受到恐吓，一些意志薄弱者动摇了，学兵团的士兵跑了不少。

　　为了保存力量，武汉军校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这关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生死存亡的关头，第二方面军主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抓住张发奎与唐生智之间的矛盾，并利用张发奎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野心，推动张发奎把武汉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何键、李品仙“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把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魔爪缩了回去，其蓄谋已久的反动阴谋，终于未能得逞”。7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到南湖向师生们宣布：为“东征讨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已正式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团长由他的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即日准备东征。武汉军校从此停办。

　　二、组织与管理

　　1926年10月开始筹备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政治训练班，由邓演达担任主任，时为共产党员的包惠僧负责筹备处具体工作。10月27日，政治训练班奉命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成立招考委员会，主席为邓演达，委员包括郭沫若、李民治、彭漪兰、王法勤、杨澍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人。

　　政治科于1927年1月更名为武汉分校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分任校长、党代表，邓演达和顾孟余分别代理校长和党代表。张治中任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

　　黄埔5期学生编为学生总队，由张治中兼任总队长。下分炮兵、工兵、政治3个大队，分别由黄埔来人史文桂、方鸿行继任炮兵和政治大队长。原工兵大队长杨澍松的职务则由蓝腾蛟兼任，他们都是保定军校出身，上校级。炮兵大队下分4队，工兵、政治大队各下分3队。每队下再分3个区队。各队队长多为黄埔1、2期学生，少校级。新招的学生编为入伍生总队，杨澍松为总队长，他也是保定生，上校级，下分2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陈匡济、曾松卿（后改为胡斌），他们也是保定生，均为中校级，每个大队下分4队，队长为黄埔1、2、3期学生，少校级，每队下分3个区队，区队长均为黄埔4期生，上尉级。女生队，队长郑奠邦（郑骥），保定生，少校级。下面分设3个区队，后增至4个区队，区队长都是上尉级。各级官长名单组织系统图如下：

　　校长：蒋介石        党代表：汪精卫

　　代校长：邓演达        代党代表：顾孟余

　　教育长：张治中

　　秘书长：周佛海

　　总办公厅

　　总务课长：唐拔

　　文化课长：郑方生

　　统计课长：周骥云

　　政治部主任：周佛海        秘书：吴企云

　　总务科长：何志道

　　组织科长：叶镛（暂代）

　　宣传科长：罗兰增、李达、陆更夫

　　训练部主任：张治中

　　政治总教官：恽代英

　　军事总教官：蓝腾蛟

　　军医处长：丁志亮

　　军需处长：刘宏宇

　　管理处长：高光祺（兼代）

　　卫兵连长：陈泽寰

　　学生总队长：张治中

　　炮兵代大队长：王棫栋

　　工兵大队长：蓝腾蛟

　　政治大队长：张鸿儒

　　入伍生总队长：杨澍松

　　政治第1大队队长：陈匡济

　　政治第2大队队长：曾松卿（后改胡斌）

　　女生队长：郑奠邦（4月26日起队长改为李荣桂，副队长为张桐慎）

　　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惟淑

　　一区队长：杨伯珩

　　二区队长：王展

　　三区队长：李师竹

　　特务长：杨时伟、洪英、杨佩兰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军校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后，武汉分校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5人组成。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3人为常务委员，主持军校工作。教育长为侯连瀛。训练部部长为杨澍松，副部长为蓝腾蛟。南湖二部主任由蓝腾蛟兼任。政治部主任为周佛海，5月后改为施存统。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4月后改由施存统担任。组织系统图如下：

　　5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后，侯连瀛担任师长，杨澍松为副师长，宋汉英为参谋长，蓝腾蛟为步兵第1团（第1营营长吴扬善，第2营营长陈匡济，第3营营长曾松青）团长，史文桂为步兵第2团团长，杜道周为炮兵营长，柳善为工兵营长。接着，又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编入中央独立师，为第2团第3营。随后，为了加强中央独立师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提请任命恽代英为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施存统为政治部主任。据蓝腾蛟回忆，6月中央独立师南征、西征回到武汉后，曾重新整编过，第5期学生编为第1团，张明儒任团长，学兵团学生为第3团，史文桂为团长，均驻两湖书院。第6期学生原来是第1团，他任团长，现在则改成第2团，改驻南湖。第5期学生“先后受领毕业证书出校，第1团就此撤销。学兵团改编的学生逃亡很多，第3团也相继撤销。仅第2团仍保持集结”。6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仍恢复学校原状。

　　7月中下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正式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谢膺白担任团长。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改编为第4军教导团，叶剑英、杨澍松、朱勉芳等先后担任团长。

　　三、学员

　　当时采取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招生。1926年秋冬之际，中国大部分省市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下，除两广以外，北伐军克复或正在克复的省份只有湖南、湖北、江西，上海有租界作掩饰，四川军阀则刚刚易帜倒向革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考委员会决定采取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招生。特派员在有条件的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以及奉天配合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公开招考，初试录取后再来武汉复试。河南、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未克复省份和韩国青年会等则由当地党部组织或个人，介绍青年秘密来武汉报考。

　　11月下旬，长沙《大公报》，武汉《革命军日报》《楚光日报》，四川《国民公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全国多家报纸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生广告》，广告称：本校为中央军校一部分，以养成健全宣传人才充实军事工作之下级干部及各地社会工作人员为宗旨，设在武昌，名额1100名，分速成科、本科、女子特别班，凡中学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经各级党部及党员介绍，年龄在18岁以上，20岁以下者，皆得报考；初试科目除三民主义外，依照中学毕业程度还要考试国文、算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等科，初试时加口试，检查身体。同样类型的招生广告也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刊登或流传。

　　得知武汉军校招生的消息，全国青年奔走相告，相约报考。“到武汉去”已成青年最时尚和进步的口号，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由于当时许多地方有国民党员而无国民党组织，有组织的地方，组织也很不健全。国民党改组以后，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一并加入；哈尔滨、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没有国民党组织的，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织。因此，许多地方的招生工作，便是由主持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共产党人负责的。

　　湖北的招生工作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理，主持者便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共产党人董必武。考试在武昌两湖书院进行，报名的人数很多。笔试通过后还有口试、检查身体。考试、录取工作都十分顺利，最后录取学生120名，其中女生30名。

　　派到湖南去招生的人则配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何叔衡、夏曦主考。因报考人数多达2000人，而且政治素质、文化水平都很高，初试录取男生204名、女生44名。但军校考虑招生指标有限，还要给北方一些省份留下名额，坚持复试后录取男生80名、女生20名。军校派往重庆去招生的陈维中会同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杨闇公领导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持考试。考生多来自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和受恽代英、萧楚女影响的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师。考试在重庆进行，初试录取男、女生300多人，由当时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的刘湘派专轮送到宜昌，再换乘招商局“胜利”号轮船到汉口。罗瑞卿、陈季让（陈毅之弟）、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兰畦等都在内。

　　上海的招生工作由国民党中央指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办理。包惠僧特别电请共产党人沈雁冰主持。考生除上海地区以外，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共1500多人。不少是原上海国民大学、群治大学、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商科大学、法科大学学生，也有一些中小学老师、职员、中共基层工作者和各界青年。

　　江西的考试是在刚刚攻下来的南昌，由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持。最后录取了110名学生，其中女生10名。

　　其他各省因是革命势力未达到的区域，青年都是通过同学、朋友、亲戚和长辈知道消息，然后由当地一些进步团体组织和个人介绍来的。

　　由于各省考生到达武汉的时间有早有晚，还有一些是个人和几个人零星到达的，武汉军校不得不为来汉的6000多名考生先后举行了五次初试、五次复试。

　　经过近两个月的招生、考试、体检，录取了政治训练班男生986人，女生195人。同学籍贯以两湖、四川最多，江西、河南等省次之，两广、上海、江浙、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又次之，还有不少朝鲜籍的同学。据军校筹备机构统计，男生以四川207人为最多，女生以湖南61人为最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汉分校公开刊登广告招收女兵，并正式组建了近200人的女生队，使中国青年妇女有机会像男人一样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军事技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创举（美国西点军校1976年才开始招收女兵，比武汉分校晚了整整50年）。

　　1926年12月25日，广州黄埔第5期政治科500余名学员，经郴州、长沙抵达武昌。中央决定，他们住武昌两湖书院，与在武汉新招的学生“合并训练”。不久，第5期炮兵科800多人、工兵科400多人，也从广州黄埔和南昌西部前线移来武昌就读。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是1926年9月结束入伍训练，成为正式学员的。分为炮兵、步兵、工兵、政治、经理五科。学员总数2620人。炮兵、工兵、政治科1760余名学员移来武昌，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已来大半（黄埔5期在本校仅剩下步兵、经理两科，仅900余人）。军校还接收了长沙分校并过来的数百名学员。接着又分两批接受湖北省农协送来的农民训练班学生380余人，加以训练。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00多名学生，除王树声带领300名去麻城剿匪外，其余也被派到军校训练，后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补充第3营。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学生和黄海明任队长的武汉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学员，进入军校训练，后被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补充第2营，下属两个男兵连，一个女兵和娃娃连。补充第1营则是广东来的农民自卫军。

　　上海“四·一二事变”和广州“四·一五事变”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东一带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大批逃亡武汉。武汉中央军校5月4日发出通告：“查江浙闽皖粤做军事工作人员，近日以来多因被迫回武汉，本校为收容革命人才起见，特于武昌平湖门外就骑兵团设立招待处，派刘先临为招待员，凡属回武汉各同志请至该处与刘先临接洽一切。”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还设立特别班，接收和培训一批朝鲜学员。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前排右三为邓演达。正面誓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总司令部学兵团全体学生。

　　四、教学与训练

　　招收新生的同时，邓演达、包惠僧也制定教学计划。最早到达的教官李达、包惠僧、章伯钧对先行来汉的第5期政治科学生确定，在未开学前，政治课以讲演形式讲授。内容关于政治、主义、国内外政治报告等三项。担任出席的教官有邓演达、铁罗尼、李汉俊、董孚光、吴企云、李达、章伯钧、包惠僧、周佛海、毛泽东、恽代英、李合林、郭冠杰等。担任特别讲演的人员有鲍罗廷、徐季龙、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詹大悲、唐生智、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或知名学者。

　　1927年1月3日，黄埔军校主任教官恽代英调任黄埔军校政治科政治总教官，经上海抵达武汉。1月9日，恽代英主持召开了政治教官第三次会议，出席者为恽代英、李达、周佛海、吴企云、董孚光、袁振英、包惠僧、李合林等。会议确定，比较长期的政治科，适用循环教学法，先短期教完各种基本课程，以后再进一步研究。教授多留时间，使学生发问或发表意见，废除过去那种满堂灌的学习方法。为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规定学生需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周至少请中央委员或本党名流来校讲演一次。军校以后的政治教育，基本上都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进行。

　　按教学计划，黄埔第5期政治大队1队5月7日毕业，2队7月6日毕业，3队与黄埔炮、工两大队10月15日毕业，炮、工两大队毕业后加实习一个月。入伍生总队以2月14日至5月14日为入伍期，1928年1月14日毕业。

　　规定每日上课7小时，黄埔第5期炮、工两大队每日政治课一次，政治大队每周政治课14次，其余为军事课。入伍生各队每日一次政治课，两次学科，两次术科。

　　7月下旬，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民革命濒于失败之际，武汉军校师生到武昌洪山、卓刀泉一带进行了操练，向企图绞杀他们的何键、李品仙等反动派显示自己的力量。

　　这次野外操练的动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团长蓝腾蛟的回忆：“何键扬言要以武力围剿武汉分校，邓演达为避免牺牲，命我率领第2团到武昌郊外卓刀泉野营演习，必要时准备就地出发。”二是时为共产党人的第4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其华回忆，那时中共中央对这支“全部可由共产党指挥的”力量寄以很大期望，认为“可以利用”，“所以那时本有一个计划，借打野操的名义，将武汉分校的全部学生（即中央独立师），全副武装的拖出去，打野操一打就不回来了”。参加这次演习的汤石僧回忆，“卓刀泉的野外演习是军校一次规模最大、时间较长（三天）、也是仅有的一次全校联合的战斗演习。这里山峦起伏夹带着田垄，是武昌迤南的军事据点。假设情况是蓝军和白军相等兵力的团对抗。从行军警戒到宿营，他们把野外演习当战场，充分表现机智、灵敏、勇敢、沉着、旺盛的战斗精神，不管泥里、水里、荆棘与陷坑，前仆后继。时当初夏，天气暴热，在激烈的战斗中有的倒下去昏厥了，苏醒后又积极投入活动。特别是面临冲锋陷阵，争夺据点白刃战的最后阶段，更流炽着战场上的壮烈气氛。伤（跌伤、碰伤……）病、中暑窒息者频繁迭出，当场死亡者数人。他们奋不顾身，把假想敌当真敌，不惜捐弃生命。当时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战斗演习。它在平定夏、杨叛乱后又一次检阅自己的力量，也是向周围窥伺的反动派示威。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想利用这次野战演习机会轻装进军突破反动势力的包围，高举红色旗帜前进”，“军校师生们一致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以‘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四·一五事变”后从广州黄埔第6期逃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洪涛，对这次卓刀泉演习的目的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一是力求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锻炼，提高作战技能，增强敌情观念，加强战斗准备；二是向反动势力示威，警告他们，革命力量不可侮！同时，通过野外演习，检查自己的力量，并以此突破敌人的监视和威胁”。

　　五、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导作用

　　武汉分校名义上由国民党创办，但由于国民党在全国的各级地方组织并不健全，许多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多由共产党员来组织。不少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们许多公开活动是以国民党员身份进行的。如四川、湖南及湖北等生员大省的招生工作几乎全由主持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共产党人负责。

　　按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设立国民党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5月16日正式成立的国民党武汉中央军校特别党部，选出叶镛、陆更夫、袁澈三人为常务委员，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叶镛在军校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后接替李达任组织科科长，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军校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发展的。

　　军校最早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是1927年1月3日从广州黄埔军校调来的恽代英，他参加了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大部分筹建工作。2月，在广州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中央农讲所任教的施存统被调到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协助恽代英，后来又继任了恽代英的政治总教官职务。5月，原在川军做兵运工作的陈毅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也来到武汉，被中共中央军委派来武汉中央军校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军校政治部准尉文书，实际与恽代英、施存统组成军校中共党委。因恽代英、施存统在军校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他便具体负责全校党务工作。巧合的是，陈毅的亲弟弟陈季让是重庆考来军校的第6期学生，亲兄长陈孟熙和堂兄陈修和则是从广州黄埔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科学生，“四兄弟同在一校”，这也是当时的一段佳话。

　　武汉新招的入伍生，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省市国民党部推选或推荐，不少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入校后，按共产党组织规定，团员一律转党员，而且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当时人回忆“武汉分校的政治色彩，始终是浓厚的，一般人都把分校看成是清一色的CP（注：CP为共产党员缩写）”。其实，政治色彩浓厚是确实的，说军校是“清一色的CP”不正确。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发展中共党员非常严格。胡兰畦回忆，对她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李淑宁（赵一曼）曾代表党组织告诉她：“根据你进校以来的表现，党认为你可以加入组织，但是你的经济背景不好，这可以使你不革命，我们的意见，最好你与陈梦云离婚。”胡兰畦想，她丈夫陈梦云是川军军官，她们“总认为丈夫当军官是有钱的，妻子也就不革命了”，她认为陈梦云和她都是左派同志，到广东参加革命回来，不受右派拉拢，始终站在左派的立场，支持她到学校来参加革命，表现应该是好的，怎么能与他分离呢？她将这种思想告诉了李淑宁，以后还是没有结果。有人甚至说：“无论胡兰畦表现得怎么好，我们还是不信任她的。”

　　恽代英也觉得当时军校内的政治气氛有过头的现象，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时，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学校内，纯粹的国民党左派太跑上前去了，全校尽贴的是‘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的标语。说话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捉住关起来，这不是好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很稳固的立脚点。反而把中立的弄得莫名其妙。”

　　1927年“七·一五事变”前后，鉴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黑云压城，敌人已准备对我们大开杀戒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原在汉口友谊街余积里12号办公，这时转移到与军校临近的武昌中和里。指示包括中央军校在内的各级党组织“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需要紧急地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中央军委秘书兼湖北军委书记聂荣臻不时来军校与恽代英商讨应对办法，决定：军校一般群众，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去留；名声较大，且已公开的党员，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或隐蔽下来，从事地下活动，或去城市从事地下工作，或去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新的斗争；留下的党员积极整顿组织，团结群众，伺机而动。

　　因为即将赴庐山、九江参加党的应对事变的决策和行动，恽代英当晚召开了留校学生中的党员大会。在分析了当时险恶形势后，他要大家沉着应对，听候组织安排。离别在即，依依难舍，他神色庄严地告诉大家：“同志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明天，打倒恽代英的标语会在武昌城头上出现。反动派的气焰虽然一时嚣张，而革命最后一定成功！我们分手以后，希望每一位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的种子，撒到全国各地，到处开花，到处结果。”

　　有的学生担心，他们“好像无父无母的孤儿失去了保障，沦落在逆流里，变成反动派的眼中钉”。其实，中共中央没有忘记他们。恽代英走后，负责军校党的工作的陈毅不断鼓励他们，坚持信念，组成团体，迎接挑战。军校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经过数千里转战，到达中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六、重要事件

　　（一）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7年1月3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在汉办公，黄埔第5期政治科学生和部分新招的学生在汉口一码头江汉关前做宣传时，与英租界水兵发生争执。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用刺刀驱赶听讲的群众，造成李大生等3人重伤，一人生命垂危，几十人轻伤。“一·三惨案”引起了武汉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国民政府抗议和谴责英国水兵暴行的时候，武汉各界群众涌入租界，军校的学生也在其中，国民政府正式接管了汉口英租界的管理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于3月15日正式收回了英租界。

　　（二）南昌、武昌“迁都之争”

　　就在武汉分校上课前后，武汉方面和在南昌的蒋介石围绕着定都武昌还是移都南昌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究其实质，实际上是国共双方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终极目标的分歧。本来，国民党中央早已决定迁都武汉，并派来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部的部长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徐谦先行出发到武汉调查布置。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1926年12月1日已在广州停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随即分批到武汉就职。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12月10日到达武汉时，大量内政、外交大事急待处理，而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又在广州至武汉途中，只得在武汉召开在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和政府的职权。开始，蒋介石认为此举必要，并向联席会议复电表示赞成。但当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赴武汉途中路过南昌时，被蒋留下。他随即以中央的名义，要求解散联席会议。1927年1月中旬，又亲到武汉，要求以他总司令部驻扎的南昌为中央和政府的所在地，遭到武汉方面的拒绝。回南昌后，他加紧了在南昌另立中央的活动。武汉方面认为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军驭党，以军干政，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接着又于1927年2月中旬开始，提出“迎汪复职”口号，企图以汪限蒋（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受蒋介石排斥，汪精卫一直避居欧洲，同时窥探国内形势变化）。

　　早在蒋介石1月中旬来汉期间，就曾在汉口血花世界召见了从广州黄埔第5期来汉的200多名学生训话，要他们“服从领导”，“效忠党国”。他带来的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更巧言令色，要大家忠于蒋总司令，骗得许多“纯洁的革命青年”“双泪成河”。待武汉正酝酿反蒋时，曾扩情又专程来汉活动，劝说原在黄埔军校毕业、当时在武汉分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李鸣珂等服从蒋校长、拥护蒋校长。李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之服从校长与否，不以个人的利害为转移，只要校长大公无私，对共产党同学一视同仁，并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不引用张静江等那样老朽昏庸之辈，我们没有不服从他的领导的。”曾扩情在李鸣珂那里碰了一鼻子灰。隔几天，曾扩情又在汉口召集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会议，提出警告邓演达不要与蒋校长持反对态度，征求同学签名。但同学中拥护邓演达的人多，愿意签名的人少，曾的企图没有得逞。当时恽代英派了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和几个男生去旁听。他们回来向恽代英汇报情况后，恽代英告诫大家：“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上的辩论，是蒋、邓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右派进攻的一个信号。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右派学生的活动，因为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对他还有迷信。”

　　蒋介石虽然多方争取武汉分校学生的支持，都没达到目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民党武汉分校特别党部立即在3月18日发表宣言，拥护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党部领导。宣言严正指出党的意志不能集中，则常为私人意志所垄断，党的权力不提高，则易为少数人所操纵。二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威权，统一了党的意志，使指导机关集中于中央。所以，“我们诚挚的来拥护我们党的最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三·十事件”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里召开，湖北省武昌市、汉阳市、夏口县及汉口特别市各党部为庆祝全会的胜利召开，在一巷之隔的血花世界召开党员大会（当时，武汉三镇尚未统一成市，汉口市成立的是特别市党部，武昌市、汉阳县、夏口县分别成立武昌市、汉阳县、夏口县党部）。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每队派学生20人，由区队长领队，在当日总队值星官、入伍生第2大队队长曾松卿率领下参加了大会。与会的工人代表在喊出“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权威”等口号时，也有人喊出了对蒋介石不敬的口号。军校第5期学生中一些拥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场起立抗议，并不听大会总指挥的劝告和指挥，与部分工人们争执起来，部分学生并将几个工人押送至公安局及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他们拒绝接受，又将工人押到武汉分校。

　　二届三中全会主席团闻讯后即派林伯渠、陈公博到现场调查，全会主席团随即由恽代英宣读了给军校和省工会的训令，责成负责委员“彻底查究”事件，并要约束学生、工人服从中央党部，“静候解决”，“反对一切挑拨煽动之行为，勿使再滋生事端”。次日，恽代英向全会报告他查究的情况：“会场工人言语对蒋中正是有批评，打人是有组织的，鸣笛、捆绳，皆早已预备。学生回时，有一部分是对工人不好的，有一部分是对工人援助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共计14队，打工人是少数人行动。当时曾派代表向工人道歉，每队4人。工兵3队内有一队谓蒋校长是革命的，不应诋讥；炮兵3队，一队拟质问工会，工人应放。6时许，各工人开联席会议，6工人已送回，学生又自行要求惩办凶手”。

　　3月11、12日两天，军校接连举行两次各队国民党党部及校属部处直属组长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调查此次肇事反动分子的事实确据，以便提交惩办，对一切反动分子，开除党籍学籍，并撤差交法庭严办”，“与‘三·十事件’有关之官生，须先行停职扣留，听候查办”。他们随即组织了审查委员会，对各有关人员进行审查。

　　至4月初，军校内部对“三·十事件”的参与者和嫌疑人员进行审查，掀起了一个揭发、检举、制裁反动分子的高潮，先后审查了118人的问题，“审查结果，开除党籍、学籍交中央严办者20多名，畏罪潜逃开除党籍、学籍通缉13名，开除党籍、学籍释放者24名，开除党籍1月至3月并记大过一次至两次者19名……宣告无过者3名，反坐者一人”。

　　“三·十事件”是当时社会政治矛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内部的反映，对这个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加速了军校内矛盾的公开化，随之而来的审查，更使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军校激烈地进行。

　　（四）中央军校各期学生讨蒋大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军校师生纷纷声讨。校园内很快贴满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严惩屠杀工人的蒋介石”等标语。“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我们大家起来，打倒他，打倒他”的歌声响彻军校内外。4月23日，武汉中央军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中央军校各期学生讨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前几届学生蒋先云、熊受暄、陈赓、曾钟圣、严正、周恩寿以及40多个团体的士兵和工农群众30余万人。大会主席、黄埔1期生蒋先云愤怒地指出，蒋介石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是反革命，他表示：“黄埔学生是党的学生，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学生，我们今天召集大会，为的是表白我们的态度，来打倒蒋介石及其工具。”全体军民一致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大会还通电全国并致电黄埔各期同学，号召扩大讨蒋宣传，“共同协缉蒋介石，归案严办，灭此朝食，以固党基”。

　　大会宣布了策动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孙文主义学会宣传委员及组织部长杨引之、黄埔同学会汉口分会“拥蒋棒喝团”头子陈绍平罪状，并将二人游街示众，随即将杨引之处决。

　　（五）中央独立师讨伐夏斗寅、杨森

　　夏斗寅1925年在北洋军阀萧耀南手下当过旅长，驻扎长沙。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被迫投诚，随唐生智部进入湖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1师师长。先驻应山、荆门，后移防宜昌，并改番号为独立第14师。和其他投机革命的旧军阀一样，他混入革命是为了找出路，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地盘，队伍一点也没有得到改造，他部下的军官多是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他的军队自然也是当时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所打击对象的避难所，他和土豪劣绅、军阀以及蒋介石集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叛变，既是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的仇恨所驱使，也是他们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策动的结果。当时，一些逃亡京沪的豪绅地主曾毫不忌讳地承认：“此次夏斗寅举兵反共，非是其个人单纯意思，乃多方积酿而成，尤以旅京旅沪鄂籍绅商为最大主力，曾几度派人，几番筹款，促夏举办此事。夏初以力微，犹涉游移，继以助之者众，且得有多数之助款，及决然行。”

　　独立第14师本是武汉国民政府用来戒备四川军阀的部队。夏斗寅对武汉国民政府治下的工农运动不满，也担心唐生智会吞并他的部队。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和已经反叛的四川军阀勾结起来。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召开川军反共会议，决定“讨伐武汉之用兵步骤，公推杨森任各路川军总指挥”，率兵向宜昌进军。夏斗寅一面秘密响应杨森，派船帮杨森运送军队，一面欺骗国民政府，说杨森有七师之众，自己无力抵抗，因而后撤，将宜昌拱手相让。5月9日，杨森占领宜昌，派兵强令解散当地工会、农会，并大肆屠杀工农领袖，夏斗寅则乘船东下，经沙市、石首、监利，13日在嘉鱼登陆，随即发出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电。指责武汉政府在共产党人董必武、徐谦、邓演达、李汉俊、张国焘等把持下，“纵奸侩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故数月间，商叹于市，农怨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聚，四境骚动，惶惶然如不可终日。本谋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诚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而为我北伐军始愿所不及也”。接着经蒲圻、咸宁，占领武昌的土地堂，17日抵达武昌的纸坊镇。与此同时，杨森的队伍也沿襄河前进，占领仙桃、新堤。

　　这个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唐生智的第35军、第36军和第8军的一部，张发奎的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的独立第15师，正在河南与张作霖南犯的军队殊死拼杀，卫戍汉口的李品仙第8军一部态度暧昧，卫戍武昌的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统率的只有第24师的72团和第25师的75团。叛军兵临城下，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孙科等人惊慌失措。汪精卫认为，“武汉政府在河南和多一倍的张作霖军队打仗，而杨森军队又到了新堤，如在广东来说，好比敌人已到了黄埔；夏斗寅军队到了土地塘（堂），即好比敌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来进攻，四面都受敌人的包围”，形势危急到了极致。警卫汉口的李品仙不去抵御敌人，却下令封锁长江，断绝三镇往来，并趁机要武汉工人纠察队由他指挥，限制后方对武昌前线叶挺部的支援。武汉三镇谣言纷起，一夕数惊，街上的革命标语被反动派撕毁，一些奸商拒收中央银行货币，关闭工厂、商店，一些政客躲起来，不知去向，有的则避入租界或乘船东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挺身而出，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将革命重担挑在了肩上。

　　5月16日，侯连瀛正式就任由武汉分校师生改编的中央独立师师长，并以师司令部名义发出通告：“前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中央农运讲习所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业已经成立，敝师长侯连瀛即于16日正式就职，官兵所佩符号为‘CID’三字，除分函各军警机关查照外，恐未周知，特此通告。”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任命。

　　5月18日，中央独立师在旧两湖书院大操场誓师出征。宋庆龄、陈独秀、吴玉章出席誓师大会，陈独秀并在大会上做了动员讲话。卫戍武昌的第24师师长叶挺，作为这次讨伐夏斗寅的总指挥，告诫独立师官兵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学生队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应该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

　　根据恽代英与侯连瀛的部署，第6期政治大队编成的第1团，归卫戍武昌的第24师师长叶挺指挥，即时开赴迎击夏斗寅的纸坊前线。学兵团改编的第2团，负责拱卫武昌，特别注意下游的动静。黄埔第5期学生编成的两个营，改编成第3团，由张鸿儒任团长，驻校本部，除担负武昌各机关的守卫外，抽一个营由徐向前带领驻武昌金口，以防杨森军队顺流直下武昌。

　　卫戍武昌的叶挺部队，原来分散在武昌各个据点。为了抢时间，叶挺立刻集中72团1营、3营和侦察连，迅速赶往纸坊，阻击敌人，并率先与夏斗寅部前卫交火。

　　5月18日晚，中央独立师第1团官兵唱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的歌声，奔向纸坊前线。党代表恽代英“戴着眼镜，穿着步军鞋，打着绑腿，走在队伍最前列”。

　　晚上出发时，恽代英做了战前动员，他说：“现在四处都充满了黑暗，只有两湖书院还在放射着光明，现在就是要用我们的光明去冲破周围的黑暗。”这时夜幕下垂，大家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悲愤、坚毅、充满必胜信念的声音。据中央独立师1团1营1连士兵吴忠亚回忆，他们走出旧两湖书院时，一队队工人、学生、妇女的队伍，喊着革命的口号，欢送他们出征。他们入伍才几个月，虽然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主要是徒手训练，“枪发下还不到半月，实弹射击只有7次，每人只打过3发子弹，实在说来，一般同学连瞄准都还不太会”。但听了恽代英的战斗动员，个个慷慨激昂，高呼“誓死保卫武汉”的口号，“显得气壮山河，俨然劲旅”。各界的欢送，更使他们热血沸腾。从旧两湖书院跑步到火车站，第二天拂晓到达，立即投入了战斗。

　　18日晚与敌军交火的叶挺部72团，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沿铁路线实行中央突破，同时向敌人左翼移动。经两小时激战，控制了纸坊镇和纸坊火车站，缴获敌山炮两门，俘敌军一排。第二天拂晓，敌人以两个团兵力增援，向车站和纸坊反扑。战况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恰这时中央独立师1团和叶挺的后续部队75团赶到，立刻和敌人展开厮杀。战斗激烈时，叶挺命令：“限时夺取阵地，如有推迟，以军法从事。”中央独立师战士在叶挺的指挥下，士气大增，即按叶挺的号令，冲向敌人。

　　在叶挺的指挥下，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部与夏斗寅叛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将进犯纸坊的敌人打退。接着，他们又乘胜追击，于下午3时追到土地堂，将夏斗寅部彻底击溃，“敌四方溃散，已不成军”。叶挺当即向武汉中央报告：“本日拂晓，我军向咸宁猛攻，敌势不支，分向崇阳、通山溃退，我军夺获枪支千余，大炮4门，子弹军用品无算，敌被我军俘虏及击毙600余，现在追击中……”原来估计，敌人不会就此罢手，“估计追到有名战略要地汀泗桥时，敌人会要据险固守，打场恶仗，但夏斗寅已被我们冲得吓破了胆，有险也不敢守，一口气跑到江西去了”。叶挺部队和中央独立师部队于21日占领咸宁后，22日，叶挺向武汉中央报告：“职部于今日到达咸宁，夏逆残部仅余200人左右，悉数向通城、武宁、修水、通山等处溃退。职已派兵与二省友军共取联络，跟踪追击，务绝根株。”此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事后回忆：“当夏斗寅叛军逼近武昌时，武昌城由200名士兵守护……由于没有可能从汉口得到任何支援，警卫司令叶挺自己采取了主动行动。他集合了大约1500人的非正规部队，包括当地军校几百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战斗，击退了叛军。”

　　5月22日，咸宁召开了军民大会，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在会上高度赞扬了革命军官兵和军校学生英勇战斗的精神。咸宁地区的农协和妇联代表一方面控诉夏斗寅叛军摧残农会和妇联组织、残杀农会领袖和工作人员的暴行，一方面欢迎叶挺铁军和中央独立师的到来，表示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中央独立师奉命从嘉鱼渡江，配合李富春、林伯渠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军西征杨森，担负起讨伐“双枪兵”的“歼羊”（歼灭杨森）任务。5月2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明令讨伐杨森，令程潜组织西路军，率第2、6、8、15军各一部西征。中央独立师挟平定夏斗寅叛军的余威，一举拿下新堤。接着，中央独立师追敌于峰口，杨森的“双枪兵”听到学生军的冲锋和喊杀声立即溃逃，师长王俊连自己的行李等物也都不要了。中央独立师乘胜进抵仙桃，配合第6军将杨森部范绍增的“老九师”包围起来。范绍增三面受敌，背阻襄河，只得孤注一掷，拼死顽抗。但他的部队已无斗志，战斗力极差，一经接触，即四散而逃。仙桃四周都是湖沼地，范部官兵“背着枪跳了进去，这简直是跳进了铜网阵，菱角藤子、苡仁茎子就把他们缠住了，满湖都是挂人的刺，不一会就被刮破了衣服，刺破了皮肤，满脸满身都是血痕。范绍增一上阵就负了伤，只好化装逃跑，从而全军大败，士兵抱头乱窜……只好缴械投降”。讨伐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战斗，不仅保卫了武汉和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安全，也使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锻炼，他们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军事知识和技能也在实践中得到提升。

　　但在他们班师回汉时，一部分乘“汉航”号轮船的士兵路过金口，当时风雨大作，天色漆黑，带队官兵又忘记了口令，引起驻金口守卫的士兵误会，于是开枪射击，轮船仓促躲避，不幸撞到前面山脚，船毁而沉，淹死官兵70余人，包括许多女兵。

　　（六）组建中国第一、世界最早的在正规军事院校学习和训练的女兵队伍——女生队

　　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里，妇女在封建纲常礼教的重压下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一直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虽然民间有“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故事和传说，也只是“代父从军”“代夫挂帅”的不得已的个人行为。“五四运动”和中共成立后，一场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变革兴起。中国先是有了“男同志军”的黄埔军校，接着周恩来、王一飞、蒋先云主办的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1925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发表了《军人与妇女》一文，最早提出了“女子从军”和“男女同校”，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兵的问题。这篇文章像惊雷闪电，立刻震撼了中国妇女界。一批青年妇女从各地赶来黄埔，要求进入军校。但由于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世俗观念的影响，终于未能如愿。这次武汉分校公开刊登广告招收女兵，并正式组建了200人左右的女生队，使中国青年妇女有机会像男人一样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军事技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致远在苏联的斯大林也要看一看她们合影的英姿。当年武汉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英姿飒爽地行进，引起一群群人的注目和议论。这股妇女解放的狂飙最早在武汉刮起，立刻又在全国发散，也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创举。女生队成员胡筠、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兰畦、黄杰、周越华、王亦侠、危拱之、陶桓馥、张瑞华、曾宪植、谢冰莹等均成为在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巾帼人物。其中胡兰畦、谢冰莹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授予的7个女将军中的两人。

武汉分校第六期女学员胡筠。

武汉分校第六期女学员谢冰莹。

武汉分校第六期女学员赵一曼。

百岁黄埔老人、武汉分校第六期女学员黄静汶(2012年10月15日摄）。

　　七、重要人物

　　武汉分校的主要创办者为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青年领袖、卓越领导人恽代英以军校常委名义主持军校中后期的全面工作。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列的陈毅、徐向前为军校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军校培养了开国大将罗瑞卿（曾任解放军第19兵团政委、总参谋长）、许光达（曾任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装甲兵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曾任陕北红15军团政委、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开国上将张宗逊（曾任解放军第1野战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陈伯钧（曾任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5军军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杨至成（曾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以及100多位开国将军和省部级领导人，实际上成为中共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的摇篮。

　　八、其他

　　为了反映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斗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从1927年2月12日起，定期出版《革命生活》日刊，由政治部宣传科的共产党人袁澈、陆更夫负责。该刊经常刊载一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论文、诗歌、通讯，战斗性很强。遇有重大事件和大的纪念活动，还加出特刊，如《收回英租界》《欢迎第三国际代表、国际工人代表团、中国工农领袖》《讨蒋》，五一、五四、五五、五九、五卅……特刊等。日刊从4月开始，紧紧配合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实际成了中共在军校的喉舌。陆更夫在1927年5月4日《五四纪念特刊》里，明确指出了学生努力的方向，他写道：“革命学生的出路是什么？武装起来——是军人；到田间去——是农人；到工厂去——是工人。今后五四的精神——要使工人农人来继续着！要革命的青年来把它发扬着！”另一个学生的文章更激进地说：“本校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他的使命在于造成军事政治兼全的人才，以供党国需用，而完成国民革命——世界革命。”军校政治教官、后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也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军事科毕业后，不仅仅是带兵的，政治科毕业后不单是作军队中政治工作，他们都有服务于民众武装团体之责任。‘到民间去’，也应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