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七）

　　“台语”变“国语”？

　　就在初中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异想天开地说：“大家要好好学‘台语’，说不定过没多久，‘台语’就变成我们的‘国语’了！”足见民进党时期分裂族群，对当时的舆论氛围影响多大。

　　所谓的“台语”、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或称为河洛话。其渊源最早是来自中原的汉语古音，后经五胡乱华等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后，将河洛话带入了闽南地区，又在近400年，随着闽南人渡海来台，成为台湾地区的强势方言。

　　一些人说，台湾人习惯的“台语”，夹杂了用日语表达的词汇，口音腔调也和大陆闽南不同，但福建地形崎岖，闽南各地的口音本来就有所出入，过去台湾还经常有漳泉械斗，当时在台湾的泉州、漳州移民，乡音就有明显差别，是在近60年内，因为南北交流日益频繁，加上大众传播的发达，才逐渐形成漳泉混合的“台语”通行腔，但本质上仍是闽南语。

　　我因“国语”字正腔圆，许多人以为我不会讲闽南语，甚至以为我是外省人。事实上，我比多数台湾年轻人的“台语”还流利，并且熟悉乡土民俗及俚语，更多次夺得闽南语演讲的奖项。和那些“太阳花”的青年比起“本土”，我一点也不会输人，正如外省籍的洪秀柱自豪地说，要和蔡英文来场全“台语”的辩论，看谁更流利！

　　熟悉历史就知道，闽南语根本是比“国语”更“正港”（闽南语：正宗）的中国话，但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却拿闽南语凸显和中国的区隔，并动不动就拿会不会说“台语”来分裂族群。民进党执政时期，“台独”的“文化革命”达到巅峰，李登辉的爪牙台联党，把什么“在台湾出生才能选‘总统’”、“定‘台语’为官方‘国语’”统统提出来，不用多说，当然是极具斗争性的政治操作，对象就是来自大陆的外省人。

　　几年前，我曾有幸访问新党创党大佬、现已不在人世的陈癸淼先生。癸老是台湾省澎湖人，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更曾出版专著研究台湾闽南语。他告诉我，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各地虽有不同方言，却是“书同文”，在书面的文言文表达上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了，老一辈台湾本省的汉学先生，虽然不会说“国语”普通话，但和大陆其他文人一样，都能读写传统文言文书信。至于今天以“国语”作官方语言，则与白话文运动有关，最早从明清的白话文小说起，开始有“怎么说就怎么写”，让讲的话每个字都能直接对应成文字，而用的就是北方官话。

　　也就是说，北方官话在近400多年来，开始形成一套说写对应的系统，在民初现代化国家形成，需要一套统一拿来“说”的语言时，很快就能被用来作为“国语”。至于闽南语的口白字词，其实也都能翻成文字，但多为较深涩、古老的汉字，如“瓯仔”（au-á）的“瓯”，就是古代中国用的盛酒、茶的器具，一些较年轻的人还听不懂。由于闽南语不像北方官话，已形成浅白易懂的语、文对应体系，因此也就不便作为国家统一的官方语言。

　　那些提议要将“台语”列为官方语言的人，显然不是为了现实的使用方便，而是政治上的宣示效果。一些绿营人士，如民进党时期御用的艺人江霞，更喜欢大谈两蒋时代打压“台语”、害他们儿子都不会说“台语”云云。但事实是，像我父母那代的本省人，都是在两蒋时代长大，个个能自然地说闽南语；反而到我这代“解严”后出生的年轻人，能通顺说闽南语的却不多。这就说明了，这些喜欢拿闽南语彰显本土的“台独”分子，根本在家里就不跟子女说闽南语，只是把闽南语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扒开“台独”的嘴脸

　　最早听说亚洲女性基金会，是李敖在节目中提到，这是一个日本国内的民间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要“安抚”当年日本在亚洲各国强征的慰安妇，以民间的名义回避日本政府正式出面，等同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便一直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侵略罪行一再闪躲掩盖，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维护和平的决心充满怀疑。为此，日本遂搞出了亚洲女性基金会，想以“半套”的道歉解决慰安妇问题。李敖、王清峰等人，认为攸关民族大义及人格尊严，绝不可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和解”，于是号召社会各界支持义卖，由台湾人自己筹钱给慰安妇阿嬤，那时马英九也响应。

　　事隔多年，民进党执政，竟发生日本漫画《台湾论》大爆，“总统府”资政许文龙说慰安妇是自愿的，更夸张的，还有“国策顾问”金美龄高调声援许文龙。金美龄从日本来台后，从“慰安妇自愿”讲到“中华民国不存在”，瞬间变成“台独”教主，甚至被封为“台湾之母”。就这样，被日本蹂躏的慰安妇阿嬤要不到一声道歉，而在日据时代吃香喝辣的金美龄，却可以垄断“本土”的代表权。

　　《台湾论》风波后一年，有一天，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一则广告，说是亚洲女性基金会愿意代表日本政府及人民，向台湾慰安妇致上日本国总理大臣的信函及安抚金，详情请联络万国法律事务所。当时已初中三年级的我，立即想起李敖曾在节目中对亚洲女性基金会的介绍，直觉这又是日本在搞假意“亲善”的把戏，怎么还有台湾的法律事务所配合？当时的我看新闻，方知万国法律事务所的背景是深绿“独”派的。又过了几年，因为陈水扁贪污案，他的御用律师顾立雄变得广为人知，这才又晓得他就是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律师。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和那些“人权律师”“公民团体”天天为阿扁的“人权”奔走，2014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进攻“行政院”，他也成了义务律师，天天指责马当局“国家暴力”“政治迫害”。真不明白，那至今讨不到公道的慰安妇人权，他们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事实上，他们不只是视而不见，还做日本政府的鹰犬，帮助日本堵慰安妇阿嬤的嘴。这就像日本殖民台湾时利用一些“皇民化”台湾人欺压其他台湾人，被台湾民间称作是“三脚仔”的台奸。他们口口声声要独立，争取台湾人的尊严，这些慰安妇阿嬤就像一面照妖镜，揭穿他们的谎言。他们的“台独”，说穿了只是在台湾岛内反国民党，方便夺取执政权的口号。一旦握有权力，便帮着日本人欺负自己的台湾同胞，甘为日本附庸抗拒中华民族的崛起。这种“独立”，哪里有真正的尊严？

　　马英九当选后，“台湾之母”金美龄声称“台湾建国已无可能”，她不能再失去另一个“祖国”，因而申请入日本籍，号称不再进到台湾。结果没多久，日本海啸引发地震，金美龄又跑来台湾，还和李敖同台上节目。节目中李敖问她，受到这样高的教育，为何不替慰安妇阿嬤说一下话？她仅淡淡地说“没什么兴趣”，又说“不要老谈过去，要看未来”，然后继续细数中国人有多残暴，把五千年历史大小战争都扯了一遍。

　　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所谓“台独”的嘴脸。

　　“外省人太多”闹水灾？

　　在台湾的外省人，莫名承担了诸多仇恨与怨怼。

　　从“二二八”事变起，便有一些人特别以“外省人”作为泄愤目标。1947年2月27日，台北大稻埕查缉私烟事件爆发后，针对外省人攻击的暴动竟迅速蔓延到台湾全岛，此后60余年的岁月，“外省人”在台湾的政治中就一直被安上了某种“原罪”，憎恶国民党的，乃至怨恨鄙夷“中国”的，都把外省人当成了罪恶的对象。

　　直到后来，不少外省第三代为了去除自己的原罪感，便表现得比本省人还要极端“去中国化”，借由否定祖先来“认同台湾”。如此，“外省人”已不再是单纯的省籍概念，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意涵，就像陈水扁所说，不“认同台湾”，那就去“跳海”。

　　当然，所谓“认同台湾”的定义，一直是被特定人士所把持。

　　听父亲说过一个故事，是他当兵的时候，在高雄海军陆战队服役3年，部队里有个从大陆只身来台的老士官长，总要独占每天叫部队起床的工作，尤其喜欢摇一摇铃，长长地一声叫喊，然后一溜烟就走。一开始，大家还有些厌烦，后来也就习惯了。直到有一天，父亲惊觉自己睡过头，打量着这位老士官长到哪里溜班了，结果没过多久，消息传来，这位老士官长昨夜死了。

　　像这样的“外省人”，是无数飘洋过海到台湾的老兵缩影，很多没有结婚的，半生寂寥，死了也无声无息。“解严”以后，民进党快速崛起，却是靠着斗争外省人累积政治能量，曾经在最严重的时候，有老兵从荣民总医院要搭计程车回家，却因不会说“台语”被赶下车。一些无知的群众用轻蔑的口气，称这些为台湾奉献青春的老兵是“老芋仔”，眼里充满着非我族类的鄙视。不知感恩的台湾人，未经颠沛之苦的台湾人，有什么资格谈“台湾独立”？

　　郭冠英在具名“范兰钦”的文章里，自嘲自己是一些人眼里占据特权的“高级外省人”，却一直没吃过台北圆环的本省美食，不料这样嬉笑怒骂的笔法，竟成了他被控“歧视本省人”“辱台”的罪状。过去国民党高官给人“权贵”的印象，但不代表所有外省人都是“权贵”，“高级外省人”嘲讽的正是这种刻板印象，哪晓得因此引发“文字狱”，真不知是谁太没自信了？

　　反观当年高雄市工程局长说，因为“外省人太多”造成淹水严重，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郭冠英用笔名写讽刺文章，最后却因此罢官。郭冠英事件发生后，淡江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林金源声援郭冠英，并自称“高级本省人”，恰恰表现了“高级外省人”一词，不必然就是指本省人“低级”之意。林教授进而说，是“高级”还是“低级”，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和格局，“外省”和“本省”的距离并不远，但“高级”和“低级”的距离，却是很远很远。

　　考上建中

　　我初中联络簿的最后一篇日记，记的就是我顺利申请上台北建国中学。从此，结束了3年初中的时光，展开人生另一阶段的征程。

　　建国中学是台北排名第一的男子高中，马英九就是建中毕业。建中在日据时期叫作台北一中，收的主要是日本学生。当时，除了台中一中是给台湾人子弟读的“一中”，其余全台湾各地的“一中”，都是给日本人读的学校。光复以后，原来的台北二中不满，认为台湾人读的学校才应该称为“一中”，后来经过协调，将台北一中改名为建国中学，台北二中改名为成功中学，希望刚刚抗战胜利，可以“建国成功”。

　　“草山高，淡水清；芝岩丽，碧潭明，钟灵毓秀诞新民。宝岛光复，除旧布新，看！我们全是新中国的主人……”这是光复后建国中学最早的校歌。然而，由于1949年后中共在北京宣布成立“新中国”，“新中国”一词变得敏感，歌词就改成了“看！我们重建灿烂的新中华”，沿用至今。

　　本来，我的分数虽铁定能上一般人心中的第一志愿建中，但自己一开始申请的却不是建中，而是大多数人认为是第二志愿的师大附中。原因无他，因为建中只收男生，而师大附中是男女合校，各种文艺团体活动又多，对我来说，后者的吸引力远高于前者。

　　为了舍建中选附中的决定，我还和校长开了会。校长说，龙山初中并不是升学率特别漂亮的学校，难得有学生可以上建中，如不去读太可惜。我说，我就是要附中，谁来劝说也没用。

　　当时的我的确是相当执着。填了表，申请师大附中，单子都已交到教务处。就在这最后关头，历史老师对我说：“你家住哪里？哪所学校离你家近？要是离得远，可就要很早起床了。”

　　是的，就因为建中离我家近得多，我把已送出的单子追了回来，改填建中。直到今天，我还是很难说，这个决定的改变，究竟对我的人生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建中应是全台湾学风最自由的高中，有句流传很久的话，是这么形容台北的前三志愿高中：“建中狂，附中傲，成功呆。”

　　按台湾升学的制度，升高中的基本学力测验共有两次，由于我拿第一次的分数申请，就已成功地录取建中，所以在之后等毕业的日子，多数同学仍在努力准备第二次基测，而对我来说，则是人生中最悠闲的一段时光。当时，我既已考上高中，平时又热衷于演说、戏剧等文艺活动，因此便受学校之托，负责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我特别发挥创意，把这严肃的桥段恶搞了一下，又另外找来三位同学，把毕业生致词编成了清宫小品，他们分别饰演光绪、小李子和宫女，我则领衔主演慈禧一角。

　　在我的设计中，慈禧代表家长，而光绪则是学生，由慈禧“感谢”龙山初中老师们的照顾，才没让“儿子”光绪被“康梁叛党”拐走。严格说来，这根本是在暗讽老师反动保守，只是印象当中，似乎也没人特别注意到我的“不安好心”，成了我临别前在龙山初中留下最得意的一幕！

　　

　　

　　

　　辑二

　　【讨独檄文】

　　两次“319”上阵斗“台独”

　　一

　　历史上，两次的“319”，都是“台独”势力制造事件，对台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两次的“319”，也都使我站上对抗“台独”的风口浪尖！

　　2004年的“319”，台湾“大选”前一天，神秘的两颗子弹，击中了正在台南游街造势的陈水扁及吕秀莲。

　　选前突发的枪击案，顿时造成人心惶惶。独派立刻释放耳语：“阿共仔暗杀咱台湾人‘总统’啦！”后来原本声势看好的泛蓝阵营连宋配（连战、宋楚瑜），以0.2%左右的差距输给陈水扁。

　　当晚，群众远比国民党来得主动，自动自发地前往包围“总统府”，要求立即验票，追求枪击案的真相。一场真正由广大人民自己发起的抗争运动爆发了！

　　正在建中读高中二年级的我，就在那时第一次走上街头，后来甚至留在广场，第一次在群众运动中演讲。一直到多数群众都退了，我仍留在广场，坚持到7月。过程中，也见证了一群人迟迟未能达到目的，转而开始互相猜忌的必然悲剧。

　　后来2006年施明德发起的反贪腐红衫军运动，都不及2004年“319”后的那段抗争岁月，让我更觉得惊心动魄！但这一场人民真正自发的运动，今天却完全被遗忘。

　　10年后的“319”，“两颗子弹”的真相仍然未明，台湾的命运因一群“台独”学生以“反服贸”之名占领立法机构，再度遭到改写。

　　就在他们占领“立法院”的第14天，我因为上街要求与他们公开辩论，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各电视台纷纷邀我上节目，主持人和名嘴一起围剿我，把我打成“人民公敌”。各种丑化、污蔑扑面而来，连我用来发声的脸书，都数度被网军恶意检举，遭到封锁。

　　等到4月10日，那些学生终于离开“立法院”，然而没过几天，又爆发包围警察局的事件。在学生离开“立法院”后，仍留在“立法院”前不愿离去的“台独”团体，被台北市中正分局的警察驱离，学生为此号召千余名暴民将中正分局围住，当面恐吓分局局长会被暗杀。

　　当夜，我和寥寥30多名青年，直接走到警察局前，高喊“警察加油”。现场的暴民一度不让我离去，后来由媒体记者筑成人墙护送我，我才得以脱身。

　　曾几何时，保护人民的警察，竟落得还要人民保护！“太阳花”要的“台独”并未实现，却让台湾的法治彻底沉沦。

　　犹记10年前的“319”，“立委”邱毅为回应群众对选举结果的高度质疑，冲撞法院要求立即验票，结果因此被判刑入狱，受到人生最大的羞辱。

　　10年后的“319”，带头攻占“立法院”的几个要角，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不但没被判刑，还在2016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有的自己当上“立委”，有的则担任“立委”助理，身份一变大摇大摆重返“立法院”。

　　两个“319”，都改变了台湾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二

　　我在2014年“太阳花”后和“台独”的斗争，在本书开头的自序中已有叙述。这里，就为大家回忆那段已被多数人遗忘、但我却永生铭记的2004年“319”后的抗争岁月。

　　2004年“319”，台湾“大选”前一天。由于蓝绿两大阵营的高度对立，选情因此极度紧绷，虽然代表泛蓝的连宋配民调一直领先，但气氛仍然高压笼罩。

　　中午，我和一位友好的建中同学一起外出吃饭，就在建中附近的广东烧腊店里，看着电视新闻，播出时任国民党“立委”的洪秀柱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最后一天，民进党很可能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奥步（闽南语：小人步数）都使出来，比如扁嫂突然病重、甚至轻生的消息出现……

　　不到一小时后，我回到学校，准备放学后就赶快回家，收看连宋选前之夜的电视转播。忽然，班上几个死忠的扁迷同学放声大喊：“阿共仔下手了！阿扁‘总统’中弹了！”顿时之间气氛诡谲，班上全乱作一团。

　　中弹？暗杀？大家消息不明，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上网，只有全跑到学校图书馆的电脑前。网络的新闻标题，一度还写着“疑似鞭炮炸伤”，等我回到家时，却已是各台新闻耸动地播报：陈水扁“总统”于台南扫街造势时，被两颗子弹袭击，紧急送医！

　　当天晚上，连宋阵营取消了所有造势，只剩祈福；绿营场子则由煽动群众的高手陈菊登台，悲愤地喊着“台湾加油、阿扁加油”。

　　半夜，高雄姑姑打电话来，说明天不必投票了，阿扁必胜，南部都翻盘了。直到第二天晚上，中选会开票结果，阿扁竟以不到百分之一的“0.228%”优势，赢过连宋的得票率当选。独派立即散播，这“0.228%”的数字，正是“二二八”事件中的英烈显灵。连宋阵营方面，国民党立场一度犹豫，但支持者早已自动涌向街头抗争，最后连战出面，终于决定不接受选举结果，喊出了“选举无效”四个字。

　　此后的一星期，民众守住“总统府”广场，一直到选后第一个周末，3月27日，在凄风苦雨中，连一向对政治冷感的妈妈也上街，创下了当时台湾群众运动人数最高的记录（两年后才被红衫军超越）。

　　但在3月27日晚，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首先向民进党政府的压力妥协，强势驱离群众。人们被架离“总统府”广场，一直到泛蓝的民意代表介入协调，群众才被请到不远处的“中正纪念堂”继续集会。

　　三

　　4月初，我决定到“中正纪念堂”看看。那天，正好有位自称也是支持泛蓝的朋友，大我一岁，从桃园到台北来参加大学面试，我便约他一起前往。也是在那天的午后，偶然的机会，开启了我人生第一次投入群众运动的经验。

　　当时有一群大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门（后来被陈水扁改成自由广场）下绝食静坐，诉求两颗子弹真相不明，“总统选举”无效。我听着其中一位学生正在演讲，并邀请在场民众也可以上来给大家讲话。

　　我忽然热血上涌，便走上前去向大家说，红色既代表博爱，更是革命烈士的热血，这份千秋大爱，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讲完后，原先主持的大学生便邀请我，留下来一起静坐。就这样，我成了现场最年轻的参与者，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事实上，在那段日子，连续好几个周末，国民党都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大型集会，但解散之后，许多群众不愿离去，就只有被警察驱离。

　　某一次的周六凯达格兰大道集会结束，我跟着人群又来到“中正纪念堂”这个基地，等到近8点我准备回家时，正好看到一批批从南部调上来的替代役男朝我走来。当天入夜时，新闻便播出这些替代役男加入镇压群众的场面，甚至有警察一路追打群众，冲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面对这种情况，民进党及所谓的“人权团体”，不但没有像后来“太阳花”时那样出来谴责，甚至称这些群众是连宋之乱，要求警方限时执法。

　　四

　　在那以后，国民党逐渐退让了，群众顿时群龙无首，人数开始减少，最后只剩下“中正纪念堂”绝食学生这一群。

　　5月4日，学生们也决定退场，但一个多月来陪着学生的民众们却不愿意撤，最后只剩下几个学生继续主持，并请我也帮忙助讲。一次时间太晚，我不知该怎么回家，一位退休公务员余妈妈即时替我出计程车费，才解决燃眉之急。当时，有不少像她这样的普通民众，自愿奉献心力维护住“人民广场”，两年后的红衫军，他们又再次上场奋斗。

　　因为广场的经验，使得当时才17岁的我，第一次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群，可以说是我另类的社会体验。在民进党政府的一再施压下，我们连“中正纪念堂”的最后阵地也被要求撤离。

　　最后，国民党答应让我们，利用中央党部前的空地继续集会，也就是景福门前的一块空间，我在那里，有了人生第一次对着群众的户外开讲。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我演讲结束，现场竟响起“王炳忠万岁”的口号，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要我替他在帽子上签名。我必须坦白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被群众簇拥，真的有一种只能以“爽”形容的感觉。但我也立刻提醒自己，想想像阿扁那样的政治人物，底下不知有多少更热烈的吹捧赞扬，难怪他们一得到权力就不愿放，为了抓住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2004年5月20日，在罕见的倾盆大雨中，陈水扁就职了。由于雨势太强，就职典礼的舞台，甚至还垮下了一边。不到5年后，他从“总统”变成了入狱的贪污犯，似乎一切都已有定数。

　　我在“人民广场”又继续坚持到了7月，才因为马上高三，必须要准备升大学考试，不得不离开。算起来，从4月一直到7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心力都投入了抗争。当时我因为参加建中青年社，负责编辑建中的校刊《建中青年》，时常可以用编务需要的名义，向校方请公假不去上学。（后来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学生领袖陈为廷，高中时期也是建中青年社社员，是我的学弟。）

　　但随着请假次数愈来愈多，后来我竟连请假都懒了。最后，校方一度以我旷课过多要开除我，并请爸爸到学校开会，结果爸爸一到会场，就先对教官大吼：台湾已经危在旦夕，竟只剩下一个高中生去捍卫，你们身为革命军人，有何颜面去见革命先烈？因为爸爸这么一吼，镇住了校方人员，最后经过讨论，决定再给我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留校察看。

　　我离开广场后，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的景福门，那个正对着“总统府”的位置，仍然一直有普通民众坚持轮班摇旗呐喊，他们不信公义唤不回，不容真理尽成灰。其中，包括因此惹怒经常乘车经过景福门的吴淑珍，而受到警方不断刻意骚扰的陈金珠。这位才30出头的平凡女子，最后以自杀明志，陈尸在台北市政府顶楼半年，才被发现。

　　2008年3月21日，台湾“大选”前一晚，被诬指为“319枪击案”凶手的陈义雄家属向马英九下跪，希望马英九当选后，一定要重启调查，还已死去的陈义雄清白。

　　但直到如今，真相仍旧未明，马英久的声势，则早已大不如前。

　　2004年的那场群众抗争，后来也逐渐被台湾媒体淡化，国民党自己也不看重，不像民进党永远有一个又一个的抗争故事，成为他们永远颂扬的神话。

　　2004年的抗争，因为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对民进党妥协，国民党后来的怯弱，以及连战、宋楚瑜听信美国人的调停，整场抗争注定失败，只剩下勇敢的人民。2006年，施明德又率领群众发动“红衫军”运动，但仍然无法使阿扁下台，蓝军的强硬派从失望到绝望，从此一蹶不振到今天。

　　我不知道，和我一样有过当年抗争记忆的人，现各在何方？但我确信，2004年的那段日子，永远会在我记忆深处，为历史作见证。

　　五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段缘分。

　　不少大陆网友知道，我常和文化大学史学所的博士生林明正，及台湾大学政研所的硕士生侯汉廷，一起并肩作战斗“台独”。

　　这两位战友，也在我的介绍下加入新党，一起代表新党参选民意代表。一些大陆网友，就把我们三个并称为“新党三杰”。

　　2015年12月，东森新闻台“台湾启示录”，播出了专访我的专题，我在当中提到，自己曾在中学时代，创作了一部名为《南风后宮》的未完成小说。

　　侯汉廷听了后，惊讶地告诉我，他似乎想起了某件事。等他回家之后，搜出了尘封已久的电话簿，揭开了他脑中那件事的谜底。

　　原来，2004年4月，群众聚集“中正纪念堂”抗争，当时初中三年级的他，也到了现场。一位婆婆告诉他：“有个建中生，跟你一样都是爱国青年，常在广场，你们多联络，台湾未来就靠你们了！”

　　婆婆并把那位建中生的电话给了他。

　　半个月后，侯汉廷为了高中升学的事，打电话给那位建中生，求教关于申请建中的相关问题。

　　那位建中生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实力很强，却被不合理的原因限制入学，那就该召开记者会，诉诸媒体。”同时，还向侯汉廷介绍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及自己经营的个人网站。

　　如今，侯汉廷从泛黄的旧书堆中，搜出了当年记有这位建中生资料的电话簿。

　　上头赫然出现“王炳忠”三个字。那位建中生，竟然就是我！

　　听完汉廷告诉我这段缘，当下的反应是惊呆了！完全没想到，2004年，初三的他就曾给高二的我打电话！更想不到，当时我就鼓励他出来开记者会，我倒是完全不记得了！

　　现在仔细想，那位婆婆应该就是一位朱奶奶，2004年我到广场第一天，她就热情地要了我的电话。我还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遇见过她。后来，听认识她的新党义工说，几年前某日早晨，她一如往昔出门散步，忽然晕倒，走了。

　　缘分真的很有意思。因为2004年的“319”，我们都到了“中正纪念堂”的“人民广场”，通过电话，有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接触。10年后，2014年的“319”，又激发我们一起走上前线，对“台独”正面作战。

　　因为共同的理念，在这大时代里，我们共谱青春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