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需官珍藏的老照片

　　老照片是历史真实的影像记录，蕴含着时代细节，具有丰富的人文信息。考证老照片，读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可以为史料补遗。

　　金秋九月，笔者应黄埔后代杨平生之邀，从北京来到陕西省周至县哑柏镇杨家老宅，杨平生指着一只民国铁皮包边木箱说：“这是我父亲杨俊民在中央军校七分校当军需官时使用的箱子，是他返乡时带回来的，从不示人，连家里人也不知道这里面装有什么宝贝。文革开始，我父亲担心因历史问题被抄家而失去箱子，深夜便将箱子用推车转移到边远偏僻的堂哥家藏匿。果不其然，造反派来我家挖地三尺，寻找金银财宝及反动证据，结果一无所获，可是我父亲却遭受了皮肉之苦。文革结束，堂哥将箱子完璧归赵。自1987年我父亲离世之后，箱子一直保存在老宅。”接着，杨平生找来一块旧布单铺在地板上，打开箱盖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摆放在上面，按物件分类有：老照片一沓、本人简历、证书笔记、契纸凭据及名人书法。其中，十余张七分校影题照片比较罕见，并且每张都有杨俊民的容貌，背景涵盖黄埔村、校门牌坊、本部校门、城隍大殿、总队驻地、影壁，展现出抗战时期军校的风景概貌。其中人物的军服样式也有所变换，无疑，这是研究黄埔校史的珍贵影像资料。

　　八载军需官

　　黄埔军需官杨俊民在本人简历中写道：“我生于民国十二年；县立中学毕业后，18岁投考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在入伍生团受训时被选送军需实习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职。”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留影 前站立者杨俊民

　　抗战初期，胡宗南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同时还兼第八战区司令官，西北数省实际由他指挥的部队多达数十万。分校两三年间，亦由1938年最初的15期两个总队，发展到十几个总队，加上附设班队，学员生人数超过两万多名，比其他几个分校学生人数的总和还多。此时，分校军需处长兼军需署西北第一军需局局长汪维恒认为，分校及部队迫切需要大量军需人员，如向军需学校请调毕业生，固然可行，但不符合胡宗南打算搞独立军需系统的意愿。于是确定了就地取材的办法，从入伍生团遴选学生，分校自己开班训练。为了避免与军需学校班次名称重复，故定名军需实习班。这也是汪维恒注重实际，不搞夸张的作风。军需实习班是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附设班别，隶属黄埔系。汪维恒任军需实习班主任，训育主任魏予珍负责政治教育，班附王炳炎主管军事训练。班址设在弥陀寺，该寺位于终南山麓五台山口，距正顶的圆光寺约20华里，距圣寿寺约5华里，是上南五台必经之处。两侧二山环抱，松柏遍布，寺西一弯潺潺溪流，寺内红白玉兰、梧桐、垂柳等枝繁叶茂婀娜多姿。该寺地势平坦，风景优美，不仅是佛教圣地，又为军需实习班学生的理想课堂。

　　军需实习班的训练计划，除照学校一般原则以外，汪维恒还特别提出：“现在贪污遍地，风气很坏，学生出去，一手拿钱，一手拿物，倘不打好底子，出去就很危险。”他要求训育主任魏予珍搜集历史上民族英雄、爱民官吏，清廉操守、道德高尚的古圣先贤的事例写成讲话教材，并明文排入正式授课时间，由他和魏予珍讲授。课后学生分组讨论，所有教官均须出席指导，再由魏予珍将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然后在全班升旗时讲解。同时在各队“墙报”和学生“周记”中深入讨论，以考察学生的接受程度与思想倾向。由此，逐渐形成了军需实习班的独特学风。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七分校是前所未有的。军需实习班办了两期（一说3期），每期为6个月，每期学生500人，1939年1月至1940年8月，计毕业千余人。

　　看杨俊民从军需实习班毕业后的简历：“1941年11月至1942年7月，17期11总队少尉见习；1942年8月至1943年5月，17期12总队少尉军需；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18期22总队二等佐军需；1944年8月至1945年10月，20期（19期改）14总队二等佐军需；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西安督训处21期8大队一等佐军需；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第2军训班5大队一等佐军需。1948年3月至1949年5月，先后在绥署补8团、陆军90军53师159团任三等正（同少校）军需主任。”由此我们了解到，一个军需官历经八载由少尉军需升至少校军需主任时年仅27岁，可谓平步青云。说明这些毕业生分发后，大部成为汪维恒所主管的分校军需处和部队军需部门的骨干，履职考绩也未发现他们大的贪污问题，算是汪维恒得心应手的部下。据杨平生讲：“我父亲从军始终未离开过陕西，他每次回家乡，不论是骑马，还是坐吉普车，总是一身布衣，从不穿军装，并且让车（马）在离村几里外无人处等候，独自一人步行回到家中与亲友相聚，办完家事即返回，唯恐贻误军机。”

　　杨俊民简历最后部分是：“1949年5月至10月31日，在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1949年11月1日至1950年4月23日，西北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1950年5月至1951年2月，西北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原派西北飞机场工作，本人因父兄先后离世，以需主家事为由，提出返乡要求，经上级批准返乡务农。”杨平生还补充说：“我父亲回乡后，在土改中被划为上中农，村支书知道他干过军需懂财务，便让他当生产队会计。村里修建小学校，又让他负责施工预算。他毛笔字写得好，每逢新年春节就给乡亲们写对联。我父亲朴实，酒量大，对邻里琐事，说话一言九鼎，村民送名‘及时雨’。”

　　蒋介石莅校

　　老照片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19期毕业典礼”，时间1945年9月5日，地点河西大操场。照片中校长蒋介石坐不窥堂，白崇禧等四位将军陪坐两旁，其身后立正着19期全体毕业生，他们头戴德式钢盔，全副武装，威武雄壮，画面震撼人心。

校长蒋介石主持19期毕业典礼

　　自七分校成立后，蒋介石曾三次莅校并致训词。1938年12月24日，蒋介石第一次莅校对全体官生训话，训词略谓：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具备几个条件，（一）丰富的学问，（二）高尚的道德，（三）钢铁的纪律，（四）优异的技能，勖勉全体官生共同激励。1942年9月7日，蒋介石第二次莅校主持纪念周对全体官生训话，训词略谓：大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确实厉行我们“亲爱精诚”的校训，不仅官长学生要“亲爱精诚”，团结一致；还要拿我们官长学生“亲爱精诚”的精神作中心，团结我们全国军队以及全国民众的力量，使成功一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如此，才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才不辜负抗战已经死难的官兵与民众，才不辜负同盟国对我们的帮助，才不辜负为同盟国四强之一。1945年7月2日，蒋介石第三次莅校主持第19期学生毕业典礼，训词略谓：我们要“亲爱精诚”，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毕业以后，不仅要做革命军人，而且要做世界上的现代军官。

　　此照下方题注：西京英华像馆摄。该馆创建于1918年，位于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经理高亚夫，摄影师李茂清。该像馆曾给军界政要胡宗南、杨虎城、蒋经国，以及文化名人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拍过照，为此闻名遐迩，顾客盈门。抗战时期，七分校各期官生合影多出自西京英华像馆。蒋纬国与石静宜在西安常宁宫结婚，他们的结婚照也是西京英华像馆拍摄的。

　　关麟征阅兵

　　老照片之“河西大操场校阅台”，时间1946年5月21日，地点河西大操场校阅台。照片中关麟征将军正在校阅台上讲话，陪同人员在侧，台下有一骑马阅兵指挥官，头戴钢盔，抱刀待命，等候关将军下达阅兵命令。台前横幅写有：“时时不忘奋斗，刻刻……”字样。

关麟徵在河西大操场阅兵

　　河西大操场占地500余亩，南北宽约500米，东西长500多米，略呈长方形。沿操场东边有车马通道，南端与村路相接，为校阅人员进出线路。操场北边居中，建有凸字形七开间高大的校阅台。校阅台附有保管室，常设人员看守。各期学生毕业典礼多在这里举行。沿操场东、南、西三边，可排列十几个总队（团）组成的30多个大队（营）方队受阅。这里还常作制式教练及会操使用，由校部主持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也在这里举行。

　　抗战期间，校长蒋介石、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曾在河西大操场阅兵、训话。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以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魏德迈等来第七分校时，亦曾在此阅兵或讲话。七分校大校阅活动，都是由七分校主任胡宗南主持的。

　　关麟征（1905-1980），字雨东，陕西户县人，黄埔1期生。1946年4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次年10月，蒋介石辞去各军校校长兼职后，关麟征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並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48年8月，关麟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仍兼任军校校长。期间，关麟征将军曾3次到七分校（后改军校西安督训处，又改军校第2军训班）视察校阅训练情况，同时与七分校乡党杨俊民多有交往，对其敬业精神及人品表示赞赏，并挥毫书写条幅、中堂相赠，加以勉励；草书条幅“山深无俗客，地僻有高人”上款为“俊民同志属”，下款为“麟征（方印名章）”。草书中堂为唐代李白青年时期所作《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款为“俊民同志属”，下款为“麟征（方印名章）”。

关麟徵将军书法

　　七分校礼堂

　　老照片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全体经理人员合影”，摄于王曲校部礼堂（总城隍庙大殿）前，全体经理人员共54人，前排右五为经理处少将处长汪维恒，三排左三为杨俊民。堂前楹柱镌刻对联“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这是出自孙中山先生的手书，该墨宝现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保存。1923年1月，蒋介石请孙中山先生挥毫书联，中山先生即书“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上款“介石吾弟撰句嘱书”，下款“民国十二年一月，孙文（方印名章）”。每楹柱顶部镶饰青天白日徽。

上图:全体人员合影。下图：七分校礼堂

　　王曲城隍庙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至明代，它已成为一座统领着十三省城隍，地位级别最高的总城隍庙。1938年5月，七分校本部由凤翔迁入此庙，这时庙内建有影壁、山门、钟楼、鼓楼、大殿和两侧的配殿等。总城隍庙大殿高大，面阔进深为大七间（别省城隍庙为小七间）。大殿里面正中坐着总城隍，两旁百数十个各地城隍的小坐像。总城隍左右站着的红脸红身和蓝脸蓝身两大门神（判官）袒胸露腿，身上斜挂着一串人头。他们执戟执板，圆眼怒视，代表了这城隍庙的威严。殿内可容坐几百人，七分校将小城隍像均迁闭后堂，改大殿为校部的礼堂。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来七分校视察，招待晚会就在这个礼堂举行，会上演出京剧《西厢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饰演红娘。七分校主任胡宗南非常尊重本地民俗，逢总城隍庙庙会，便命校本部对外开放，军民同乐。王曲城隍庙庙会自古就是西安城南一大景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各方民众为了纪念汉忠烈纪信诞辰，纷纷来此祭祀，以求得庇佑。当天的盛况可用人海茫茫、香火连天来形容。

　　关于经理处少将处长汪维恒经历，黄岩史料记载：汪维恒（1896-1971），别号微痕，浙江诸暨人，陆军军需学校4期毕业。1924年春，经共产党人张秋人介绍，汪维恒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党组织决定派汪维恒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其先后在南京、西北胡宗南部、台湾、上海担任军需科长、经理处长、军需局长、联勤总部副司令、供应局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初起，汪维恒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为提供中共军队经费和军需物资等方面给予诸多方便和帮助。1943年春，汪维恒在重庆受到周恩来的秘密接见，向周恩来汇报了重要的军政情报，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赞扬。在解放战争期间，汪维恒按照中共的指示，多次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汪维恒历任上海直接税局副局长、地政局局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等职。文革中，汪维恒受迫害于1971年去世。1979年，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汪维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4年，中组部发文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

　　兄弟家国情

　　老照片之“兄弟合影”，这是杨俊民与胞兄杨俊福（1911-1949）的三张合影。一张是1942年摄于西安白宫照相馆，另两张是1948年8月游临潼华清池、正气亭留影。时杨俊福已患胃癌晚期，身体消瘦，其于次年正月病逝，终年39岁。从影像看出，兄弟二人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抗战时期，弟弟从军为国尽忠，哥哥在家侍亲至孝，是全民艰苦卓绝抗战生活之写照。

　　1944年春，杨家发生了不幸，老父亲杨德外出探亲途中，遭到邻县土匪绑票，被捆于大树拷打，逼其让家里送钱赎人，老人刚强不从，气得匪首丧心病狂，便命手下动用狠刑，架柴火烧。此时，杨俊福闻讯心急如焚，一面带领乡亲手持棍棒赶去营救，一面派人报官支援。土匪索财不成逃之夭夭，老父亲被烧得惨不忍睹，救下抬回家中已是奄奄一息，未几，不治身亡，时年六旬有四。老父亲蒙难离世让杨俊民悲痛欲绝，魂颠梦倒。历时月余，匪首被绥署保安团捉拿归案，经审判执行枪决，真是大快人心。1947年是杨俊民的老父亲离世三周年，按照秦川习俗，操办祭奠亡人三周年讲体面，杨德老人生前为人忠厚，德高望重，为此，于右任题“德范常昭”四字，派人制成木刻匾额送来以慰亡灵，村民深感荣耀，吹打乐器喜迎之。

　　为考证“游临潼正气亭留影”，笔者奔临潼登骊山来到亭前观看。此亭位于骊山半山腰虎斑石处，亭高4米，宽2.5米，为一座砼欧式方亭。抗战胜利之时，经胡宗南将军倡议，由七分校全体官生捐资，于1946年3月建成此亭，名曰“正气亭”。1949年以后，改名“捉蒋亭”。1986年12月，又易名“兵谏亭”。

　　1936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陈诚、戴季陶、陈立夫、胡宗南、王耀武、林森、卫立煌等，先后登临骊山，在“正气亭”周边岩石上，题词刻石记事纪念西安事变。

　　文革期间，大部分石刻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后，为使中外游客进一步了解西安事变，景区管理方复原了一部分石刻，以再现历史真实。如今亭虽在，名三易。“游临潼正气亭留影”清晰可见亭内顶饰为青天白日图案，现亭内顶为空白无饰。今壁上石刻文字位置与老照片对比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