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十）

　　破解台湾人的认同迷障

　　一

　　大陆朋友在碰到台湾人的时候，通常会先问：听说你们台湾人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然后还可能再问：为什么呢？你们不都是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拜中国的神明吗？而一些比较同情“台独”的大陆朋友，或者是一些外国朋友，则可能会说：好吧，他们台湾人确实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把人家当成中国人，这样才不会伤了和气，也才比较礼貌。

　　我就曾经参加一场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中国文化研讨会议，和来自大陆、美国、欧洲等地的学生共聚一堂，当中一位美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对我提问：“你们台湾的中国人都怎么看……”旁边另一位美国人立即插嘴说：“不能把台湾人称作中国人，不然他们会不高兴。”当时我就直接回答他们：“没有问题，我是来自台湾的中国人(I’m Chinese from Taiwan.)。”

　　后来，我上“独派”知名主持人郑弘仪主持的广播节目，他一开头就问我会如何向外国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我同样回答他，我觉得最适切的讲法就是“I’m Chinese from Taiwan.”，既说明了我是中国人，也表达了与大陆不同，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国人。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和中国人这些名词，对不少台湾人而言确实感到尴尬，觉得难以启齿。多数人大概都认为，这是近20年“去中国化”教育造成的，尤其近20年来，台湾有不少固定的民调机构，每过不久就会做一次民调，问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类的问题，得出来的结果，认同中国人的比例确实逐年降低。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台湾人对中国、中国人失去认同，就是这20年来“去中国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王炳忠与《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

　　2014年，我随“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习总书记在会中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当年他在福建任职时，就曾问当地的台商：“‘台独’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当时台商告诉他，“台独”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人平常拜的妈祖、关公都是中国人，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不可能和中国切割。

　　习总书记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接着对我们说，如今看来，台湾经过20年“去中国化”教育，如果再不拨乱反正，恐怕关老爷、孔夫子都成外国人了。

　　的确，台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化，都还是以中国人自居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影剧节目中看得出来。大约在1996年第一次台湾大选后，李登辉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去中国化”的力度，等到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台湾方方面面的“去中国化”达到顶峰，留下的遗毒，至今不但无法清除，而且继续扩散。

　　然而，我们能够简单地认定，台湾人之所以对中国的认同愈来愈低，就都是因为这20年“去中国化”教育造成的吗？如果说，两蒋时代对台湾人灌输的是大中国教育，那么从蒋介石到蒋经国近40年的大中国思想，为什么在之后短短的20年内，就几乎土崩瓦解了呢？

　　这几年来，旺旺中时集团也开始就台湾人的认同问题进行民调研究。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问法和过去几家民调机构的问法不同，他们直接认定受访者一定就是台湾人，然后再问：“身为台湾人，你认不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如此的问法，避免将“台湾人”和“中国人”对立起来，得到的结果，似乎愿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又变高了。

　　大陆朋友也许会纳闷，台湾人对中国、中国人这些词的认同，竟可以是如此扑朔迷离，难以理解。有的时候，台湾人非常强烈地要和中国切割；有的时候，台湾人又会很自然地在生活中随口说：“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就是……”

　　到底要怎么去了解台湾人这种奇怪又特殊的情结呢？很多学术著作都对此有过分析，但几乎用的都是艰涩难懂的学术语言，让人愈读反而愈不理解。因此，为了让一般对台湾有兴趣的大陆朋友，可以更容易理解这种复杂的认同问题，我发展出了一套我独家的说法，用来解释台湾对中国的认同迷障，而一切得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

　　二

　　20世纪70年代对于台湾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先是爆发了大学生“保钓”风潮，而后就是退出联合国，以及美国最终也离台湾而去。

　　先说“保钓”风潮，起自美国在1970年片面宣布将钓鱼岛私下授受给日本。此一事件先是激发了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义愤填膺，而后从海外一路延烧回台湾的校园，在大学生之间掀起了“保钓”的风潮。当时在台大校园里，还有学生悬挂起五四运动时罗家伦创作的知名对联：“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不可以低头！”

　　然而，就在隔年的1971年，便发生“退出联合国”事件，精确地说，应该是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承认改变，从台北移转到了北京。此后国民党当局便面临了骨牌式的“断交”风暴，最终到了1978年底，连美国也改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

　　在这样特殊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生从“保钓”的激情，进而产生对于台湾未来何处去的困惑。当时主要的路线有三：一是坚持捍卫“中华民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二是认为应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三是不要“中华民国”，也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共内战与台湾无关，台湾应该宣布“独立”。

　　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前，第三条路线乏人问津，知识圈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前两条路线。也因为如此，“保钓”阵营也分裂成左右两派，两派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却不能合作抵御外侮，反而内斗起来。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则是“左统派”与“台独派”合作斗争国民党，然而也从这次事件后，“台独”势力开始壮大，“左统派”与“台独派”逐渐分道扬镳。

　　20世纪70年代的三条路线，基本就是今天台湾“左右统独”板块的前身，构成了台湾人对中国认同错乱的背景。然而，除了这三条路线的政治困惑外，还有同时在文化界发生的文化困惑，更能说明后来台湾人对中国认同的迷障。

　　三

　　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文化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来的人称之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最早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黄春明、陈映真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该都去描述那些达官贵人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关心台湾土地上的小人物。

　　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坛，最先盛行的是“反共怀乡文学”，内容主要讲述希望回到大陆的思乡之情，以及“反共”的政治倾向。60年代后，又兴起了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文风，主要效法当时欧美流行的现代主义笔法，描写现代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

　　但是，这些文学在乡土文学作家眼中，根本是远离群众，因为当时台湾根本才刚刚从农业社会要进入工商业社会，哪来那么多现代社会的忧郁呢？

　　以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说《台北人》为例，白先勇在书中叙述了一批像是窦夫人、钱夫人这些落魄的国民党贵族，在逃难来到台湾后，继续追忆当年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听戏的美丽场面，凭吊那些消逝的风光岁月。但对于乡土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对这些远离群众、风花雪月的题材没有兴趣，他们更有兴趣去关心台湾底层的小人物，在受到美国文化入侵后，生活上的改变及受到的冲击。

　　本来，这不过是单纯对文学题材的不同兴趣，但国民党当局立即意识到，乡土文学所倡导的接触群众、关怀基层、反映社会等，和左派文学非常接近，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像这类带有左派意识的文学，将来会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尤其当时大陆才刚经历“文化大革命”，国民党当局更加害怕，“文革”的斗争风气会在台湾兴起，于是决定展开对乡土文学的批判。

　　吊诡的是，国民党抬出来批判乡土文学的理由，却是捍卫中华文化正统的大帽子。在这样的论述下，等同于只有国民党欣赏、接受的文学，才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那些关怀底层人物的乡土文学，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异端。

　　如此一来，原本只是单纯的左右斗争，一下子变成了国族之争。不认同国民党权贵作风的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转而承认自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是台湾草根的代表，主张拋弃大中国，认同台湾土地。

　　本来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大地主及“皇民化”阶级，因为国民党政府来台，抢走了他们原本的权贵地位，而对国民党早就怀恨在心。他们本来也该受到左派的乡土文学作家批判，却因为国民党打压乡土文学，使得大家都找到了“国民党”这个共同敌人。既然国民党在台湾代表中国，那么反国民党就要反中国，最后就成了“台独”。

　　讽刺的是，国民党支持的文学，真的就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吗？其实国民党喜欢、赞咏的那些现代文学作品，根本就是欧美的文风，又或者是迎合国民党权贵的品味，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白先勇描写国民党贵族在南京、上海风光岁月的游园惊梦，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正统，那么何以诉说台湾底层的故事，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

　　某种程度来说，国民党这么做，反而把阶级问题异化为国族问题，原本因为日本殖民遗留下来的“台独意识”，正好从这里得到了养分。“中国”二字的话语权，在当时的台湾完全由国民党垄断，无形中也就使得反国民党的力量，很容易就走向“反中”乃至“台独”。

　　四

　　最后，你也许会说，可是现在的国民党，好像也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了？

　　答案的确如此，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中国”的话语权，后来又被另一个国民党自己反对的对象所抢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国民党虽然继续坚持自己代表中国，但底气却愈来愈虚。

　　到了1991年，已经执政的李登辉，宣布结束“动员戡乱”，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也不再和大陆在国际上争夺中国代表权。也就是说既然抢不过你，干脆我就不做“中国”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刚好在台湾先后代表了“中国”的概念。本来，许多人因为不满国民党的威权与权贵作风，或者因为国民党和自己有利害冲突，因而也不认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后来，则是原本捍卫国民党的忠贞分子，以及多数受国民党教育认同“反共”的民众，在中共逐渐取得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后，对中国的认同也开始动摇。

　　骨子里视日本为祖国的李登辉，始终梦想由日本领导“东亚共荣圈”，妄想中国会崩溃。在他任职期间，巧妙地结合了“反国民党”与“反共产党”两种情结，将这些情绪统统引导成“反中”意识，并配合“去中国化”教育加深对中国的反感，再用似是而非的本土化大旗加以包装，正好使民进党从中得利，在短短的12年间就打败了国民党。

　　也就是说，从李登辉到陈水扁，看似只有20年的“去中国化”，背后其实累积的是“反国民党”与“反共产党”的两大能量。在这样的“去中国化”浪潮下，坚持中华民族大义的新党，便被李登辉结合民进党，联手打成中共同路人。

　　至于多数原本捍卫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几乎都选择向“去中国化”浪潮屈服，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被中共抢走了，那就也没必要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不必再那么认同中国了。尤其这批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很多是冥顽不灵的“图腾派”，他们说不清楚自己追随的理念是什么，只知道效忠关于国民党的图腾。

　　在他们心里，“中华民国”远高于“中国”，“反共”还比“民族大义”更重要。因此，他们甚至会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人”。对他们而言，宁可永远偏安，也要死守早已被“台独”偷梁换柱的图腾，聊以自慰。

　　总结来说，讨厌国民党的人讨厌“中国”，因为认为国民党代表“中国”；而反共的一群人也讨厌“中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被中共代表了。“中国”这两个字在台湾，就这样无端地被近乎所有人讨厌。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奴役久了，产生严重的民族自卑感，最后就表现在对中国的歧视，认为中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

　　最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出现了一批帮着洋人欺压自己同胞的二毛子，他们自认为受到了洋人的文明教化，反过来歧视其他同胞。台湾在日本殖民50年后，也出现一批以做日本人为荣的“皇民化”分子，认为自己接受了日本现代化的文明训练，看不起连自来水都没见过的国民党低阶士兵。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其实也都非常贫穷，鞋子都没得穿，在以宋美龄为代表的国民党权贵眼里，这些台湾人也都没有文明。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普遍都富起来了，再又一起嘲笑大陆人没有教养、就算有钱也不懂礼貌。这些一个又一个自认为贵族的群体，其实不过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物化的产物，都是被西方价值观驯养的大奴才而已！

　　曾经有一位女老师，还是1949年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二代，在谈起国族认同及两岸关系时，竟然这样对我说：“等到‘他们中国’和美国一样文明了，再来叫我做中国人！不然我们台湾比他们还文明，谁要跟他们统一？”我当时就想，这完全就是谬论，当年那些革命志士所处的中国，绝对比今天更贫穷、更破败，但他们反而更加爱国，更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为了祖国拋头颅、洒热血！对于台湾现在普遍的这种论调，我只能说，要切割中国可以有一百种理由，但就是不能说服我。

　　因为我有坚定的信仰，我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我们不靠霸权侵略弱小，我们有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今天要破除台湾人的认同迷障，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展开论述，认清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阶段，仍在追寻一条最适合中国人的发展模式，包括中国人定义的文明。过去走过的道路已经证明，绝不能直接将西方的模式照搬照抄。其中，国共内战的纷扰，正是中华民族在追寻复兴的道路上，对于救国道路的不同见解，只是后来逐渐迷失，成为了全然的权力争夺。

　　台湾人不应为此自绝于中国，我们反而应该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和大陆的中国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努力，在过程中互相发挥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彼此借鉴，创造出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模式。这才是台湾人真正该走的一条路，一条拥有无限发展空间的统一之路。

　　自信走出未来

　　我完成《自信走出未来》这篇文章，是在2009年8月，当时我人正身处上海。还记得那时我刚从台大毕业，已经考上了政大研究所，要到9月中旬才开学。因缘际会下，先是跟随政大隋杜卿教授率领的参访团，在江南一带游历，然后又一个人在大陆待了近两个月，拜访了上海、南京、广州三个与民国历史关系密切的城市，并且与多个大陆网友见面。这两个月的旅行，成为我一生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也是我第一次深度地接触大陆的市井小民。

　　当时，正值马英九上台执政不久，两岸刚刚实现三通的时候，正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春暖花开的蜜月期。同时大陆也才在一年前举办过奥运，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台湾怀抱中华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几乎也都对未来极为乐观。

　　文中提及的杨日青教授，便认为统一自能水到渠成，然而如今再回首这句话，似乎低估了许多仍须跨越的艰难险阻。两岸之间最深层的认同问题，仍然必须解决，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差异同样无可回避，必须正面与“台独”论战，提出反“独”促统的完整论述。我当时以为，可以借由文化的交流化解两岸多年的历史恩怨，看来也是过于天真了。

　　我至今仍忘不了那两个月在大陆的时光，尤其是我第一次在大陆搭乘长途火车，从上海一路到广州，远远超过台湾从南到北的距离。那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睡卧铺，一边读着唐德刚写的中国近代史，忽然觉得自己就在见证一个时代。

　　7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似乎比当时更加自信，而台湾人却愈来愈没有信心，只能以不可理喻的自大来掩饰无可救药的自卑。台湾岛内的气氛，从马英九上台时的大陆热，演变成如今“天然独”的天下。

　　犹记2014年11月29日，台湾地方大选落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竞选民意代表，开票结果未能当选。竞选总部里，我的助选人员不仅因为我的落选而伤心，更因为蓝营惨败如丧考妣。我当时就告诉他们，其实不必这么难过，因为这只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气数将尽，但我们的中华民族却是一天比一天壮大。

　　2008年马英九当选，不代表“台独”势力就此终结，反之，如今“台独”气焰嚣张，也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这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本来就是与霸权主义的长期抗战，愈接近黎明的最后阶段，往往也就是最黑暗的时候。

　　2010年世博会就要在上海拉开帷幕。160年前，挟带船坚炮利强向中国扣关的大不列颠，曾以水晶宫向人类炫耀工业革命的丰硕成就；160年后，曾为帝国主义列强盘踞的中国上海，也要向世界展现繁盛的现在与未来。

　　上海，这颗20世纪初最闪亮的东方明珠，20世纪30年代令文人又爱又恨的欲望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抗战时期沦陷的孤岛，以一座橫跨大江两岸的黄浦大桥迎接我们这群来自台湾的大学生。坐在大巴上，听着向导说起那年邓小平来沪、行经大桥时，眼见当时上海残败破烂的景象，不禁感叹：我们对不起上海人民。并做出指示：希望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这句话，奠定了上海建设往上翻的基础。

　　在紧要的关头，邓小平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足见其果断与决心。

　　听一位大陆教授说，刚刚开放外资的时候，反对声浪如洪水滔天，就是到了推动中国加入WTO的节骨眼，负面意见仍不绝于耳。中国人对待外国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过去100余年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像愈合不全的伤口，偶尔仍要隐隐作痛。

　　然而，自从北京奥运以来，我们逐渐看到：中国大陆，从民间到官方，还是渐渐走出了这种情绪。整体而言，大陆上下弥漫的是一股坦荡向前的自信气氛。

　　相对来说，台湾近来则显得自卑，丧失了往昔那种气概，从而无端地以自大来掩饰畏惧的心理。

　　同行的同学告诉我：这样的交流感觉真好，不会特别在意谁是台湾学生、谁是上海学生，于此当下，就只是一群在校园里求学的学生，一同哼着周杰伦、陶喆歌曲的年轻人。

　　音乐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那种震撼，足以穿透时间与空间，超越政治与文化的藩篱。记得在参访南京总统府时，我穿过一道小门，逐步朝蒋介石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前进。瞬间，邓丽君的歌声竟就这么传来，毫无预警地，在我的耳边飘荡。我们身处的地方，曾是大清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囯天王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总统府，并一度在1949年后作为江苏省政府的所在地。如今，她又恢复了国民党迁台前的名字——总统府。这样一幢见证近代中国历史恩怨的建筑，在邓丽君温婉细腻的嗓音中，此间的朝代兴衰、政权更替，都变得愈加五味杂陈了。

　　开幕晚宴上，一位当年在“二二八”后移居上海的台湾人后代，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自我介绍说：“我叫钟国屿，名字是爷爷取的，意思就是中国美丽的岛屿——台湾。”这个名叫钟国屿、暑假后准备升读大二的男生，人极热情，与台湾学生很快打成一片，却对近代海峡两岸的政治、历史纠葛一无所知。他对我“学长、学长”地叫，特爱唱流行歌，跑来跟我合唱《千里之外》，又与我同房的台湾同学在闭幕会上搭档表演。

　　两岸之间若能多些人像他这样拋却政治意识，多些文化、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该是多么令人向往！

　　初下飞机的几个小时间，我们一行乘着磁浮列车进入上海市中心，四时许，未见暮色，便首先安排到了上海石库门建筑群改造的新天地。晚间，缘于我用餐时与几个上海同学的邂逅，我们这组便跟随他们的向导一路由陕西南路再度逛街来到新天地。大伙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来到新天地一家主打老歌演唱的酒吧，正契合我这个酷爱怀旧氛围的青年。我拿起笔在纸上点了几首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歌曲，眼前一位优雅的小姐正伫立台上深情地演绎着。

　　此次交流行程的安排，上海待得最久，南京及扬州、苏州的江南名园则都只待上一天，来匆匆、去也匆匆。尽管如此，南京作为曾经的民国首都，还是对我这个来自台湾的青年学生别具意义。上海同学讲：“南京总有股化不开的阴气。”我当时答道：“日军侵华在此就屠杀了至少30万中国人，怎能不阴？”其实，南京自六朝便饱经战乱，历代建都者皆国祚不长，清末太平天囯之乱更是元气大伤。人们说，是秦始皇偶然发现了金陵城暗藏王气，派人断了南京的龙脉，从此便出不了真命天子，一路走上了悲惨的命运。我虽不晓风水，但回头再望总统府，真有种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

　　南京城的王气却仍是可感受到的。当你搭乘游艇在上海浦江上游览时，你所见到的是如同香港维多利亚港、带着浓重资本主义气味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而当你伫立在南京中山陵顶端俯瞰大地，一股威风凛凛的王者之气便油然而生。行前，导游阿浦哥不断地提醒要蓄备体力、补充水分，使我以为爬中山陵将是一场多么艰难的任务；真正与钟国屿一同登上顶端后，觉得也就这么回事了。循着当年连方瑀穿着高跟鞋一级一级踏过的台阶，我来到中山墓穴前鞠躬，仰望屋顶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雕刻。

　　青天白日满地红，在大陆，只有一些特定的地点能够看到。中山陵是一处，总统府也是一处。门外旗杆上目前是空无一物了，60年前的渡江战争，解放军就是从这换了旗。蒋介石办公室楼上，昔日的会议厅中，则仍保持了当年的摆设。

　　当我们要进入蒋介石办公室前，看到中庭的穿堂两侧各摆放了一幅油画。左边的画是孙中山站在中央，周围簇拥着无数追随革命的志士，背后是一幅带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秋海棠国土。这幅画在台北中山纪念馆、政大国发所办公室都有相同的版本。同一个地方，右边的画绘的则是1949年解放军易帜的历史现场。同一个场域，不同的符号，撞击出现代中国在20世纪最水火不容的两大意识形态。

　　我时常在想，两岸是否能拋开政治的符号，本着中华民族的大胸襟，如同此次活动名称──“华夏情，文化行”，重新看待诸多今日困扰我们的问题？

　　来到大陆，讲起两岸，难免又要陷入统独的混战。杨日青教授在闭幕晚宴上说得好：“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最后终归一统，但如今要统一，时机还不成熟，不如留予历史，待日后水到渠成。”台湾与大陆分隔分治一甲子，政治制度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互相几乎不了解，近年来又因政客炒作误会日深。唯有从民间交流做起，化解歧见，增进认识，如此则降低战争机率，促进海峡和平。由此看来，则杨日青、隋杜卿两位带团老师，可谓积大功德矣。

　　我们的足迹，最后又回到了上海。几天前，在浦江旁的餐厅用餐时，有幸与隋老师同桌，听着老师侃侃而谈全球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格局与雄心。台湾对开放大陆学生来台留学一事，至今政策模糊摇摆，充分显示了对于对岸挑战的恐惧，更遑论以优秀的教学品质、自由的风气去影响大陆年轻一代了。

　　夜深了。中共一大会址的建筑，依然伫立着；因世博会整建而封锁的外滩上空，依然萦绕不已的，是一个民族亟欲在世界舞台上复起的壮志豪情！

　　2009年8月12日，凌晨二时，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