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情 爱国心 统一梦—— 追忆父亲乔光锐

　　去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在这个全国人民重温抗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的时候，我们深深怀念秉承良好家风，历经黄埔精神洗礼，倾力培养抗战军事人才，致力抗战报国，渴望祖国统一的父亲——乔光锐。

　　故乡情

　　父亲乔光锐1914年7月4日出生在湖北武昌，祖籍贵州镇远，黄埔军校8期步科，中校军衔，是镇远乔姓家族第九代传人。父亲的成长以及为人处世风格，受家族传统影响很深。父亲是祖父乔运钧与祖母谭家彩的长子，是乔谭联姻的传人。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说，镇远乔姓来自北方山西，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山西交城武进士乔冲标被清廷钦点到镇远，首任清江协副将，升任镇远总兵，正二品，从此落地镇远生根，发展了乔氏家族镇远一支，被尊为镇远乔姓始祖。镇远风俗重习文，乔家第四代乔明凤（1780—1845）考中进士，开启乔家书香门第之风。我们的曾祖父乔文斗（1848—1917）是举人，位列第七代，先后任浙江衢州府道台、安徽滁州府（凤阳）道台、湖南衡州府道台，四品，吏治清廉。乔文斗生育我们的祖父乔运钧及乔运鸿、乔运亨两位伯祖父，镇远乔姓传承到父亲已是第九代了。父亲多次强调，乔姓虽然不是镇远本土姓氏，但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乔家的故乡是镇远。

　　黄埔军校8期步科乔光锐。

　　我成年以后，有一次父亲与我促膝谈心，说：“你的爷爷乔运钧在家排行老三，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怀和正义感的长辈，对我的成长、做人做事的原则及人生道路选择影响很大。”

　　祖父乔运钧1888年湖南衡州出生，又名乔筱衡。殷实的家庭环境及良好的家风，使他和伯祖父们都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年轻时的祖父相貌英俊，身高超过1.8米，是镇远当地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1905年，17岁的祖父修完中学学业，踌躇满志奔赴湖北武昌高等学堂继续求学。当时的湖北武昌是革命思潮涌动的地方，祖父悟到报国非从戎不可。1906年夏天，他毅然弃笔从戎，报考河北保定陆军学堂速成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编入骑科。1907年，祖父远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与已经在日本公费学习政法的二伯祖父乔运亨一起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早期会员。回国后，祖父当了保定军校教官，伯祖父当了贵州省镇远县教育局局长。

　　1908年，祖父受命于湖北武昌新军，任骑兵标统。祖父十分关心士兵，意识到新军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革命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他立即支持并参加。1912年随黎元洪北上，在北京政府工作。他拥护蔡锷将军护国倒袁战争，1916年受民选总理熊希龄派遣，以国务委员身份亲赴贵州，调停袁军的反抗，使袁军倒戈。1922年6月，他任外交部“国事商榷会总会”交际部调查股主任，负责南北议和。1925年，他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在李济深第4军。1926年，他反对蒋介石“清党”及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1927年，他又反对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1930年，他再次反对蒋介石下令围剿井冈山红军革命根据地。拥护共和、反对分裂、力促和谈、推动和平的思想植根于他的内心，贯穿于他的行动。

　　祖父乔运钧与谭钧培的孙女（谭钧培长子谭启宇之次女）——谭家彩1913年春结为夫妻。谭钧培是十九世纪末晚清重臣，云贵总督，正一品。谭家在镇远的宅子“谭公馆”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所赐，光绪帝亲书“中丞第”匾额。这种殊荣，在当时是罕见的。谭家“一门三进士”，谭钧培、谭启瑞（谭钧培的儿子）、侄儿谭文鸿三人进士及第后，都在翰林院当过编修，谭家可谓为书香门第官宦之家。镇远坊间一直流传“谭家的顶子，乔家的文房”。现实生活中，谭乔两家可谓“门当户对”，两家联姻令世人羡慕，传为佳话。

　　父亲在世时，时常教诲我们不要忘祖，以此表达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父亲生长在武昌城，后随祖父北上南下，对故乡镇远的情愫来自祖父母的谆谆教诲，受祖父母家训影响，深深埋藏在父亲心里的“故乡镇远情”也常常感染着我。

　　父亲1979年过早地离开我们，无缘返回故乡镇远，我们晚辈每每想起都倍感遗憾。我们抚育有一女一儿，他们懂事后，从1980开始，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我们十几次带孩子们返回故里，追寻祖辈父辈的足迹，缅怀故乡之情。2013年，值乔谭联姻百年、父母诞辰百岁之际，遵父亲生前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愿望，我和妻子刘莹携女儿乔茵、女婿尹家堂、儿子乔正，将父母双亲与祖父母、叔叔、姑妈一起墓葬于镇远平冒山解放坡，了却我们心中多年的遗憾。

　　　爱国心

　　父亲从小聪慧过人，举止行为极有教养，承继乔家清末以来书香门第之风，中学毕业后走诗书立世之路，甚至留洋深造是完全可能的。他常年跟随祖父身边，精忠报国思想耳濡目染，思想中早早萌发了报国的意识。他急于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面貌，于是如同祖父一样，走上了弃笔从戎之路。父亲16岁不到就有了报考黄埔军校的想法，祖父母很快察觉到儿子的思想动态。祖父将自己所了解到的黄埔军校情况如实告诉我父亲：“1924年到1930年，黄埔军校从创办到北伐成功，一共招了7期学生，培养了中国国民革命最早的一批军事人才，这6年共7期黄埔军校的年轻人都是真正理解黄埔军校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深刻含义的。”父亲还告诉我，祖父曾问过他：“那些参加东征，出征北伐，统一中国的黄埔军人都有着视死如归的气节，都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很多黄埔生都是千里迢迢从大山里走出来，报名考试，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父亲的回答是十分坚定的。

　　我想，那个年代的父亲，已经把对家乡的思念放大到对国家的爱，在当时，现代国家意识在一代青年人心中刚刚萌芽，他与无数怀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有志青年，在人生需要选择的关头，选择了从戎报国的军旅之路。

　　1930年5月，黄埔军校第8期公开招生，即将年满16岁的父亲乔光锐，填报了黄埔军校申请表，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武汉分校8期步科学员。2015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女儿乔茵通过浙江档案馆获得了我父亲的一张毕业学籍档案的影印件，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父亲的名字、家庭地址及籍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父亲20岁身着戎装的形象，他坚毅的眼神里透露着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无怨无悔。我们凝视着照片，无比激动，为能在父亲百年之后得到这份珍贵的资料感到欣慰。

　　1930年10月，父亲开始了三学年制军事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1931年始，学校首次引进德国军事课程，父亲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刻苦学习，攻读步科技术，严格操练，尊师善友，成绩优异。1932年3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8期学生并入南京本校，学校学生分为两个总队，其中武汉分校学生为第2总队。1933年5月20日，第1总队毕业学生305人；11月25日，第二总队毕业学生1240人。黄埔8期一共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三年制合格军事人才1545人。

　　父亲在军校学习的3年，也是中国抗战爆发的头三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整个东北三省被日寇占领，这让正在黄埔军校潜心学习的父亲义愤填膺。他说：“作为军校的学生，我们的感受更是强烈，同学们个个恨不得马上毕业，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收拾河山。”

　　1933年11月，年满20岁的父亲从军校毕业，分配在南京宪兵学校做教官。1934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加快对华侵略的步伐，中国正值全民族抗战最艰难、最激烈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抵御日军的正面战场硝烟弥漫，其间，中国的军事学校一直未中断招生，未停止培育军事人才。当时办学条件艰苦，为保证正常教学和训练，防犯日军飞机轰炸，军事学校都迁向西南或选址在西北开办。有军校的地方，就有父亲的身影，父亲服从军事学校的需要，1942年在重庆、1943年在甘肃兰州、1944年在西康西昌，足迹遍及西南西北。我是1937年8月出生在武昌，童年时期在四川、西康度过。我弟弟1942年在重庆出生；1944年，妹妹出生在西康西昌。作为一名军事教官，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倾力为国家培养军事力量，为前线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指挥人才。他教学严谨，操练规范，关心学员，平易近人，深得学员拥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侵华战争升级为对华的全面战争。父亲急于上前线，向军校请调至贵州丹寨，1938年至1940年，任国民兵团副团长，他领兵操练，为部下讲解抗日形势，随时做好调赴抗日前线的准备。父亲思想开明，他后来对我说他一直信奉“信仰可各异，抗日可同心”的理念，凡是怀有抗战爱国思想的人，他不问身份出处，都同样对待。他的下属管慎之和肖国斌二人是共产党人，父亲对他们在部队内进行抗日宣传不但从不干涉，还暗中予以保护。解放后，父亲回到武昌，管、肖二人已是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干部，还专程来看望我父亲。1941年，父亲又被调回军校当教官，一直到1947年。

　　1945年，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我清楚地记得祖父、父亲牵着我的手，在重庆街头欢庆胜利，在欢庆的人海中感受艰苦抗战所带来的胜利及喜悦。1946年，蒋介石违背民意挑起了内战。祖父和父亲两代军人都反对内战，盼望和平建国。祖父与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曾一起留学日本。1931年，祖父就旗帜鲜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行为，这已经成为两位同学之间信任的鸿沟。1947年，祖父辞职回到故乡镇远，住乔家祠堂，在师范教书。1948年病故。

　　1972年7月摄于武昌的全家福。乔光锐（二排右一）、长子乔钟鸣（三排左二）、长媳刘莹（三排左一）、长孙女乔茵（一排右一）。

　　1947年，父亲从西康军校被调任宪兵独立第1营营长，布防郑州，防守郑州机场。父亲同样也厌恶内战，内心同情共产党，常常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给予方便。有一次，一位商人打扮的刘姓年轻人来到父亲的办公室，跪地不起，大呼“乔营长救我”。经了解，才知道这个商人所携的一大批西药被机场扣住，不准运往西安。父亲心里明白这事的分量，立刻打电话给机场予以放行。还有一次，机场防务人员抓住疑似刘邓大军交通员，对其殴打，电话请示父亲如何处置，父亲电话回示二字：“放人。”我的二舅王凤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38年加入共产党，二舅在武昌家中的地下室办中共外围组织的《大刚报》。1947年年底，父亲辞去军队职务回到武昌，父亲住在楼上，明白楼下的二舅在干什么，掩护二舅安全地编写报刊，印刷与发放。解放后，王凤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对父亲当年的掩护给予高度的赞誉。

　　统一梦

　　1949年春，父亲回到他20年前报考黄埔军校时居住的贵阳，心情沉重，对我母亲说，当初的一腔报国情，被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给浇灭了。1949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二伯祖父乔运亨长子乔光鉴大伯，因叛徒告密，被贵州省长谷正伦诱捕，关押在贵州省政府文昌阁。

　　光鉴大伯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者之一。1938年，民先派他到贵州开展抗日工作，他隐蔽党员身份，在关岭县任县长，开展郎岱少数民族反税斗争，组织盘北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支队，不幸于贵州解放前夕被捕。

　　父亲派我去文昌阁给大伯送衣服。见到大伯后，大伯将一张纸条放在我上衣口袋内，对我说“不要再来了”。父亲见纸条后，只说了一句话“凶多吉少”。国民党贵阳撤退前夜，将光鉴大伯等一批政治犯杀害。光鉴大伯牺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贵州解放前夜的11月14日，至今尸骨无下落。光鉴大伯的牺牲对我们家族来说是一件万分不幸的事件，父亲及全体亲人痛彻心扉！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父亲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他曾在国军中的身份，以及1947年曾任宪兵独立第1营营长，布防郑州的历史。1950年春，父亲去公安局办理全家回武昌的手续。公安局根据他的身份职务，裁定他在贵阳接受改造。期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父亲所陈述的历史进行核实，在郑州进行调查，发现无任何劣迹和罪行，1956年裁定“撤销原判，无罪释放”。

　　1956年，父亲回到武昌，家人团聚，从此开始了自谋营生的生活，那年他42岁。我们家得到二舅王凤教授及外婆的关照，我顺利读了中专，上了交通大学，一直在科技、教育岗位工作，并且悉心培育了一女一儿。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黄埔军人的一个缩影，他早年投考黄埔，求索军事知识，随后军旅报国，实现人生抱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抗战结束后，他渴望和平，厌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无怨无悔接受改造，理解改造是新中国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认可政府对他的前半生的调查核实，接受政府给予他的结论。他内心平和宽厚，接受现实，并尽量减少因他所造成的对子女、孙辈的不利影响。他一个人扛着生活的艰辛。随着时局的变化，父亲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向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希望在促进两岸和平方面尽一些力。

　　乔光锐的长子乔钟鸣与长媳刘莹（2004年8月摄于深圳）。

　　1949年后，两岸隔绝，骨肉分离。我七叔乔光铄去了台湾，至此杳无音讯，父亲经常思念远在台湾的亲人。父亲在世时，不少黄埔军校同学的名字经常挂在嘴边，如郑为元、黄强烈、陈天德……他时常回忆影响他一生的黄埔军校，对黄埔有着常人不可理解的情怀。他不止一次提到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从今天起，就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说，这是黄埔军校一代代学生的精神食粮。“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向我提到：“祖父是蒋介石的同学，我又是黄埔8期的学生，在郑州机场多次见到过蒋介石，我的同学郑为元在台湾军届任要职，我可以为两岸民间往来做一些事情。”从父亲的话语中，我能够理解他们这代人读书、参军、抗日，就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换来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为人民营造一个安宁和谐的生活。即便当时他自己的处境并不算好，但他想的、谈的还是祖国统一大业。这就是我们黄埔后代今天还在继续遵循的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支撑着他的梦想，他是多么希望台湾能回归，自己能为祖国统一出份力啊！1979年12月10日，父亲病故，享年65岁。

　　乔光锐的孙女乔茵（右一）与长孙乔正（左一）（2005年9月摄于福建福州同盟会100周年纪念大会）

　　如今，我们凝望着年轻的父亲黄埔军校学习时身着戎装的照片，眼前仿佛展现出父亲那代人忧国忧民、舍身忘我、报效祖国的感人画卷！回望历史，黄埔军人用鲜血、生命、青春铸就的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与习总书记总结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两岸和平，祖国统一是黄埔精神在当下的历史责任。父辈们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们黄埔后人有责任去努力实现，我们不仅要为前辈所拥有的光荣和梦想而自豪，更应把先辈的光荣进一步发扬光大。

　　父亲，祖辈的爱国精神熏陶是你的思想基础，黄埔军校的洗礼是你一生的荣耀，黄埔精神将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您的历史是光荣的，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