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黄埔情缘

　　2017年重阳节，秋高气爽，菊花怒放，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携妹妹张树风来南京安如村小区看望我百岁老母亲。母亲接到晓风大姐电话告知，重阳节从台湾飞来南京，就忙着准备水果等物用以招待。百岁高龄的母亲思维敏捷，行动自如，出门迎接晓风大姐的到来。只见晓风大姐身着黑色连衣裙和紫红色上衣，使我诧异的是晓风大姐手持双拐缓缓而来，明显比以前见到时苍老了许多，只是声音还是那么的平缓温和。母亲拿出了相册和晓风大姐共同回忆起过去的岁月。

　　晓风大姐的父亲张家闲将军系徐州铜山县人，家里人多物薄，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勉强能糊住众口，张家闲自幼聪慧，十分机灵，又很勤奋，还时常热心帮助堂叔及乡邻家干活。张家闲的父亲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在张家闲7岁那年，领着他来到堂叔家：“他叔，我看这小子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念书去吧，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堂叔从家中旧瓷罐里拿出了仅有的21块大洋。幼小的张家闲背上了他母亲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告别整天赤脚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迈进了学堂，迈向了从此改变他一生的全新世界。为了父亲和堂叔的笑容，张家闲拼命吸吮着知识的雨露。在古老冷清的徐州城墙上高声背诵英文，每天大口嚼着从家乡背来的煎饼卷盐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以后张家闲毕业于徐州师范如愿当上了教书先生。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张家闲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进步思想影响，想到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穷人的命运，更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他看到北伐革命的风起云涌，为国家、为大家，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6期，开始戎马生涯。1929年“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柩由北京移葬南京，张家闲品学兼优，在军校中脱颖而出，被选在葬礼上为孙中山总理抬棺。这成为张家闲在军校时的荣耀。

　　2017年，张晓风、张树风在丁志凡家中与其家人合影。

　　我的父亲陈颐鼎系宿迁窑湾人，9岁那年跟随在镇江丹徒任知县的舅父张敬先来到镇江读小学。那时的镇江茶馆酒楼林立，澡堂旅馆众多，码头上堆放许多进口倾销的洋货。长江水面上外籍商船、军舰来往巡弋，江岸上外国水手、水兵酗酒闹事，横冲直撞，寻衅伤人，调戏中国妇女，欺凌国人。父亲目睹这一切，小小的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深渊。为什么外国人如此欺压中国同胞？父亲咬紧了牙关，攥紧了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父亲从小爱好史学，深知我们这个国家从古以来一直是解体容易团聚难。那时军阀混战，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操纵，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痛受半亡国奴的耻辱。幼小的他就常有反抗的冲动。舅父一再告诫父亲，少到码头那边去，避免生出事端。父亲从小就嫉恶如仇，我们家乡那时有许多赌博的人，时常聚赌，我的祖父也参与之中，常常赌到深夜。儿时的父亲在祖母的吩咐下，在漆黑的夜间打着灯笼，从这庄找到那宅。在田埂上艰难行走，心中充满了埋怨。一次祖父被人骗赌，输了许多钱，债主们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划着小船到家里来扒粮食以抵赌债。气愤之极的父亲当时也就十一二岁的年纪，跑到县署击鼓鸣冤，一番慷慨陈词，大意是，国家动荡不安，乡里赌博成风，如此下去哪有国、哪有家？知县你能坐视不管吗？知县惊讶于小小儿郎竟能说出如此话语，竟有如此胆识。马上出面制止了这一追讨赌债的事件。此一故事现在还在窑湾乡亲们口中传扬，成为弘扬正气的美谈。父亲的那个年代打麻将成风，几乎也是社交的常态，儿时对赌博的深恶痛绝，是父亲从不参与打麻将的主要原因。父亲的马术很好，骑马奔驰是他唯一的嗜好。父亲中学就读于徐州江苏省立第十中学，上中学期间在校长顾子扬先生革命思想熏陶下，经常看一些革命书刊，阅读了《三民主义浅说》《中国政治经济概况》等书籍。反帝反封建的意识，逐渐加强，直到刻骨铭心。

　　此时，父亲对孙中山先生已产生无比敬仰之心。1923年，在校长顾子扬、教师张凌霄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父亲家境尚可，但不知爷爷出于何种考虑，只给父亲很少的一点点生活费，学校伙食又贵，只能天天靠吃摊贩的辣椒包填充肚子。他外貌瘦弱，但聪慧英俊的模样被徐州云龙山兴华寺住持孝周方丈看在眼中，嘱咐父亲每周可来寺庙吃一次招待饭，给父亲补充营养。1924年，父亲从徐州省立第十中学毕业，随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因为当时军阀江浙之战交通受阻，父亲到达上海法政大学时，已经开学近两个月了，学校按制度不能让其注册，上海法政大学校长徐谦系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军政时期司法部长。他与顾子扬先生也熟悉。于是就动员父亲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经法政大学出函介绍无须测试就被上海黄埔军校招生处录取。1924年10月底，随船到达广州白鹅潭后转船去黄埔，进入黄埔3期学习。父亲当时思想很朴素，也不会期盼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只有一颗为祖国、为民族尽心尽力的雄心。

　　晓风大姐曾说：“我们的父辈吃最简单的食物，过最简单的生活，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求上进。通过不懈奋斗而改变命运。这是我们华人世界很可贵的精神。我们今天追寻父辈的足迹，要找的就是这种精神。它影响着我们后辈的人生信念。”

　　1940年初，父亲升任国军86军67师少将师长，由于特别赏识老大哥张家闲将军的才干，极力保荐张家闲将军担任了67师师参谋长一职。师部最初驻扎在浙江义乌，于是我母亲丁志凡与张家闲太太谢庆欧在义乌相识相遇，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友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并终其一生。谢庆欧女士，江苏睢宁双沟人，家境殷实，相传是东晋安西将军谢奕的后代，自幼聪慧，知书达理，毕业于南京名校一中，那个年代女高中生凤毛麟角，可谓真正的名门闺秀。我的母亲，浙江杭州人，平民之女，启蒙教育受益于杭州天主堂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的孩童设立的免费小学堂，自幼勤奋，可谓真正的小家碧玉。她们都是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遭遇到国家被倭寇入侵，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她们含泪送郎出征，在丈夫杳无音信，生死不明的日子里，她们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承担着家庭的重任。也是由于她们为国家和民族的付出，使得父亲和张家闲将军全无后顾之忧并肩奔赴抗日战场，用鲜血和勇敢效忠于祖国。正是有许许多多我们父辈这样的人，为中华民族挺起了铁的脊梁。

　　1948年，母亲和谢庆欧在南京挥泪分别。40年后的1989年，她们再次重逢。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她们都说自己的路走对了。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张家闲将军已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副官局少将处长，预计到国民政府的溃败是不争的现实，于是安排谢庆欧及子女先行从广州到达台湾，自己应公务需要直到1949年12月9日才从成都乘飞机向台湾飞去。因当时飞机续航能力有限，抵达台湾需中途在云南昆明加油。当张家闲将军乘坐的飞机抵达昆明后，正遇上卢汉将军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昆明市实行紧急戒严。在巫家坝机场，张家闲将军被起义官兵缴械后集中监视。一同拘押的还有国防部第5厅厅长吴鹤云中将及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岳星明中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张家闲将军心急如焚——自己的妻女都已在台湾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张家闲将军的确聪慧过人，又是单身一人行动方便，他机智地寻找机会摆脱了监视，化装成烟贩，闯过一道道关卡的盘查，逃出了昆明城。一路爬山涉水，步行穿越了彝族、傣族、苗族、瑶族地区到达越南，又经历艰辛辗转到达香港。直到1951年1月农历年底，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家人强烈的思念，经过一年多不懈的努力幸运地搭上了轮船，顺利到达台湾，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张家闲将军抵达台湾后履任步兵学校教育总长、校长。1955年，台湾发生了孙立人事件。1956年，张家闲将军受其牵连，被排挤退役闲居，待遇自然比以往要低了许多。谢庆欧不愧为真正的贤妻良母，她承受住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与张家闲将军风雨同行。

　　晓风大姐是这样描述她的母亲的：“我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她自己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衣把自己掩藏了，是什么让母亲改变了呢？是因为她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和爱。”“一大早起来我还没睡醒，就听到厨房里传来炒蛋的声音，习惯告诉我一定是母亲为我准备早饭了，我躲在墙角仔细观察母亲的一举一动，厨房油烟很大，呛着母亲了，她不时地咳嗽着，无意间看到母亲手背那裂开的皮，好像血随时都要流出来一样，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与深深的内疚。冬天下雨时给我送伞，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回家晚了，即便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都能在家门口看到一盏为我点亮的灯和一个憔悴又步履蹒跚的身影，熟悉地徘徊着，那便是母亲。”

　　1947年7月，时任国军整编70师中将师长的父亲在鲁西南战役中被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生擒。1951年，拘押在河北永年解放军华北解教团4年之久的父亲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的聘请，担任军事学院军事研究员兼教员。他解脱了拘押之困，回到了南京，与苦苦守候4年之久的母亲团聚。母亲当年不顾一切艰辛困苦，毅然选择了与父亲风雨同行，不离不弃，谢绝了许多亲朋好友“到台湾去”的劝告。父亲的老上司、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将军不由感慨地送了我母亲四个字“深明大义”。1953—1957年，我们姊妹四人相继出生。父亲1958年11月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参事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享受国家正厅级待遇。还担任了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江苏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等职务。父亲生于忧患，长于战乱，少怀建国立业，振兴中华壮志，老期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贡献。1994年3月，父亲溘然离世。

　　1989年，丁志凡与谢庆欧在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门前合影。

　　1989年，陈颐鼎、丁志凡一家与前来看望的谢庆欧一家合影。

　　母亲默默无闻地为父亲付出了一辈子，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母亲始终陪伴着父亲，给父亲抚平累累伤痕。人们普遍印象中女性都会以痛哭来宣泄生活的压力，抒发内心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的母亲是十分坚强的，很少看见她流泪，在我记忆里母亲的一次流泪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难以忘怀。我16岁那年，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石膏矿当了一名矿工。那是一所刚刚建立的新矿，基本生活设置全部没有。当时天寒地冻，早晨的洗漱都要到小河边破冰取水，冰凉到刺骨的河水我下不了手，只能用毛巾蘸点水，擦擦眼圈。很快，我的手就长满了冻疮，肿胀得很厚。每天打钎采石时，双手疼得钻心。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清晨，我感觉到母亲在颤颤巍巍地观察我的双手，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手背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瘦弱的肩头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那一刻，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早饭时，母亲替我做了一碗糖心鸡蛋羹，一看还是两个鸡蛋，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儿滚落下来。在我儿时的岁月里，母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买菜、做饭、洗衣、缝补，一有空闲就忙着纳鞋底。我始终看到的都是她忙碌的身影。曾经解放军的一个高级将领（母亲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送过母亲四个字“至贞自重”。1988年3月病重中的父亲也写下“诀别的话”，其中对母亲是这样说的：“老伴丁志凡为人厚道，对人虔诚，对己自重，从不为己着想，勤俭持家，操劳大半生，是个贤妻良母，堪为家人范，要好好侍奉，以乐余生。”母亲说，她能得到这个评价，感到十分满足，不愧人生！这就是我的母亲。

　　2017年，张晓风、张树风在南京与丁志凡家人及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合影。

　　1989年，母亲与谢庆欧女士分别40年再次相逢后的一席家庭宴，有敬不完的苦酒，更有诉不尽的乡愁……她们述说着各自的路，都认为是走对的路。她们经历的路程并不一样，但是过程的艰辛、精彩是一样的。晓风大姐说：“父母们的经历，让儿女明白一个道理，要对家人负责，即使阻隔重重，也要不离不弃。”今日我们回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迪。他们坚韧、拼搏、善良的优秀品质是我们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2017年11月2日，母亲陪同晓风大姐来到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受到赵锡南秘书长的热情接待，大家共忆往事，再叙黄埔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