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杂志与口述历史

　　陈予欢：《黄埔》杂志撰稿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历任广州市轻工业局党委宣传部干事，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科级、处级干部。2004年聘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黄埔军校研究中心研究员。

 

　　庆贺《黄埔》杂志走过了30年！从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黄埔》杂志为黄埔军校研究从政治缘由转向学术探求，开辟了广阔空间和学术氛围。特别是与黄埔军校相关联的许多军事问题、军队建设、军校教育等方方面面，骤然成为探讨研究对象。对于推动海峡两岸共同致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起到了很好的历史与现实作用。1995年10月，我到京城出差半月，为编纂大型人物传记集《黄埔军校将帅录》，走访黄埔前辈先贤十数人，积累成口述访谈初始资料与照片，23年后故人多已远行，幸有文字留存。时至今日，笔者亦为《黄埔》人物栏目撰稿有8年之久，值此《黄埔》杂志创办30周年纪念之际，特此撰文以志回顾。

　　1995年10月10日至26日，我利用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党建研讨班学习的机会，在完成短期学习研讨任务后，请假滞留北京十天，以黄埔军校史及人物研究学者名义，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4号黄埔军校同学会所在地寻访，受到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刘广兴，联络部副部长廖加强的亲切会见，随后还有幸见到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耿文卿。我向他们详细叙述要编纂一部收录数千名黄埔名人的《黄埔军校将帅录》的设想，并出示已征求到的部分黄埔前辈先贤的题词，刘副秘书长和廖副部长表示理解与赞赏，并向我提供了部分在京黄埔老前辈的家庭住址与联系电话，借此，我采访了十数名黄埔军校前辈先贤。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只能依靠笔记与事后回忆，追溯记载当时一些采访纪事。时过23年，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现将旧日照片与部分笔记整理成文，并将个人30多年史学撰文历程简要回顾。

　　一、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黄埔军校第1期生李默庵

　　1995年10月19日上午，按照事前电话约定，到李默庵家进行采访。出来迎候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时年91岁的李默庵将军精神抖擞红光满面，从沙发上站起来握手致谢。我顺势送上前些年出版的《民国广东将领志》，遂与李老拍照合影。我向李老说道：“您是大陆健在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军职最高的将领，那时您是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老红润的脸上现出笑颜，兴奋地频频点头。仿佛在说：很高兴现在还有年轻人知道他过去的事。我与李老谈到“黄埔精神”，他说：“在抗战时，黄埔学生比较集中的部队，爱国心切、抗日坚决、作战勇敢，表现出顽强的黄埔精神。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黄埔精神在一些部队，尤其是黄埔学生比较集中的部队，逐渐上升为民族精神，一种坚持抗战到底的顽强精神。”这是我与李老交谈，印象最为深刻的话语，从那时起，对于“黄埔精神”也有了比较深的了解，然而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后来在不断读书、学习、认识当中，才逐渐体会到，李老所说的“民族精神”，实质就是抗战到底绝不妥协投降的一种坚定决心，在黄埔生当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与李默庵会长合影。

　　二、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第4期生李运昌

　　1995年10月26日上午，电话约好到李老家。下午我到达时，张秘书早已迎候在门前。进门入座后，我呈上前些年出版的《民国广东将领志》。然后，李老开始询问我是做哪行的？在哪儿上班？我便将工作证递给李老看，他细致端详了一番，才算放心攀谈了。我当时的感觉是，此时工作证，显然比身份证更重要！李老时年87岁，但精神抖擞，记忆超常，谈锋锐利。李老说：“我是大革命时由李大钊介绍，推荐到广州读黄埔军校的。我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又转入广州农讲所学习。”李老接着满怀深情地说道：“我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华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冀热辽广大区域最后连接成华北根据地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我所在部队距离东北最近了，所以我是最早到东北的一批干部。”经他介绍，我才知道，李老抗战胜利后，就是我党组建的热河省政府主席，解放后一直在司法部，他的夫人刘树屏在旁补充说：“是党组书记和第一副部长，主持工作。”

　　诚请李老为书题词，他写道：“东征北伐建功立业，抗日救国振兴中华。”意涵书写者是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战争，真正是老资格的黄埔革命军人。临走时，李老还送了汇集许多照片的《冀热辽烽火》（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一部12开本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大型画史，李老在抗日战争时期奋战八年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一生的革命经历与荣耀集于此，捧读倍感亲切。

与李运昌副会长合影。

　　三、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兼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第4期生文强

　　1995年10月16日中午，我登门对90岁高龄的黄埔前辈文强先生进行采访。在交谈中，谈到军统的将军，文老特别指出：“军统的少将，实质是黑市将军。”（意即：许多是没有经过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的，只是军统内部授予并认可，但是也是肩挂一颗星的少将军官。）他还讲起一件往事，1948年春，他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那时他已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代理参谋长，按照此职务军阶，他此时军装肩挂两颗将星，是中将级军官。向陈诚汇报时，遇到了麻烦事。陈诚看到他军装两颗星，惊诧地问道：“啊！文强，你升中将，我怎么不知道啊？”文强笑而不答，勉强应付过去。文老对我说：“确实是没有正式叙任中将，只是依军阶允许挂两颗星而已。”也说明那个时期，国民党军队中官职与军阶滞后一两级，是一种普遍现象。有鉴于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十分重视与关注前国民党将校军官的颁令叙任情形，在《国民政府公报》颁令记载中看到：文强，1946年11月25日叙任陆军步兵上校。因为一直在军统局工作，实际上没有纳入正规军队叙任序列。此后，我专门对七批特赦的前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叙任将官”文件与时间进行考证，不断发现有许多“将”，实际上“查无依据”，只是根据当时的官职套用而已，并没得到最高军事当局与铨叙任官部门的权威颁令认定，或是《国民政府公报》没有见载。

与文强合影。

　　我随后征询文老意见，可否为正在编纂的新作《黄埔军校将帅录》题词？他老人家欣然应允，并取出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信笺与笔墨，挥笔题诗一首：“一代天骄将帅名，沙场万里记长征，条条战线忠臣志，烈烈威仪宇宙锋，国家情怀天下重，兵家异彩一书来，炎黄宝鉴传千古，一统中华至盼明。”

　　四、采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前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彭漪兰

　　1995年10月23日下午，我来到彭漪兰家中进行采访。彭漪兰系胡公冕夫人，胡公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彭伯母时年87岁，她作为大革命时期著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因为家居京城身份特殊，依旧是公众视野中的名人，寻访与求见者络绎不绝。彭伯母说道：“因为胡公冕的陕西、甘肃任职，在西安、兰州待的时间比较长，那里胡宗南统领西北。”笔者估计，也许是因为胡公冕与胡宗南有过师生关系，所以在陕甘任职长久。因为彭伯母之盛名鹊起是在武汉时期，我将话题转移到大革命时的武汉，彭伯母说：“那时在武汉，革命旗帜到处飘扬，革命歌声和标语随处听见，追求革命的女青年，参加队伍去从军，确实是轰动社会的大新闻。我是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兼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参与女生队的招生与组建，组建的时间短促，因为那里革命的形势迫人，容不得等待，招生的时间也很短暂，竟然也有数百人报名，踊跃参军当女兵！”见面与交谈时间比较短暂，后来谈到想约见另一著名女兵黄静汶，因她第二天有别的事，未能如约见面而失之交臂。嗣后诚请彭伯母作为黄埔女兵代表为书题词，她欣然应允，所题词为“黄埔精神，万古常青”。

与彭猗兰合影。

　　五、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第5期生莫文骅

　　1995年10月24日,经过事前电话联系，我来到莫老居住的一个平房小院子。时年85岁的莫老精神抖擞迎候门口。莫老向我述说，他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又称南宁分校，是第3期步兵科，按照毕业时间计算是黄埔本校的第5期。他是在广西参加百色起义前后，参加革命队伍的。莫将军说：“这些年将过去的事，通过回忆记录成文，目前书稿在解放军出版社，待出版后送你一本。”我诚恳向莫将军报告了自己愿意为黄埔的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多采访黄埔老人，积累口述资料，希望将来能做成一本书，书名已经想好了，就叫“黄埔军校将帅录”。莫将军听后很高兴。此时笔者顺势邀请莫老为书题词。他欣然应允，拿出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甲兵部”的信笺，挥起笔墨慨然而书：“为黄埔军校将帅录题：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第二年的冬天，我终于收到了由莫将军题签赠予的毕生总结之作——《莫文骅回忆录》，至今仍珍藏书柜经常捧读。

与莫文骅将军合影。

　　六、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生杨伯涛

　　1995年10月25日，我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杨伯涛将军的家。杨老时年86岁，过去历任国民革命军精锐之师——陆军第11师师长及第18军军长。杨老系侗族，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后，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行政九级待遇。杨老说自己后来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军事组成员，主要是写军事方面的回忆文章，以及审读各地送到北京的文史资料军事方面的稿件。杨将军接着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任连长，除了读陆军大学一年多，其余皆在作战部队，在抗战第一线，是从部队逐级升上来的。他在抗日战争中多次负伤，他还特意向我展示腿部、背部枪伤和炸弹伤。采访时，其夫人罗启芝（杨将军读中学时低年级的同学）一直陪伴在旁。提起为书题词，杨将军随即拿出笔墨，写道：“为纪念我校共勉：爱国先锋精诚永久，发扬黄埔军校精神。”

与杨伯涛将军合影。

　　七、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黄埔军校第10期生高存信

　　1995年10月19日下午，我来到高存信将军的家中进行采访。那年高将军刚好80岁，标准军人姿态，腰杆笔直硬朗，笑容可掬，待人热忱，其夫人白竟凡一直陪伴在旁，从广东的气候谈到东北。高将军说，他随军入关后，就考入南京的黄埔军校，读完书就参加八路军，因为在军校学的是炮兵，此后一直在人民军队的炮兵部队任职。高将军接着说：“因为读军校，在南京待了几年，觉得南京的气候好，没有东北那么冷。”谈到东北军一些往事，高将军说，他现在仍为东北军的事忙乎。白伯母插话说：“为澄清一些历史事件与事实，在编写几本书。”随后从书柜拿出《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相赠。我表示，我的书出版后，定邮寄高将军与伯母。

　　采访后，由身着蓝色上装的高崇民（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存信将军之父）、小儿子高大会，为我们拍下了多张合影照片。高将军题词：“黄埔同学精诚团结，为实现和平统一中华而奋斗。”

与高存信、白竞凡夫妇合影。

　　1996年底收到白竟凡伯母来信，惊悉高将军已于我赴京采访的第二年——1996年12月17日在北京辞世，也许我的到访是最后的访谈！总之，十分庆幸这些事总算及时去做了，我要尽快将书完成交付出版，告慰黄埔先贤英灵。

　　八、采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黎原

　　1995年10月24日下午，我采访了黎原将军。黎原将军时年78岁。1934年9月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第1总队步兵科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他身材高大健壮，有着标准的军人仪态，见面后握着他粗大的手，感觉温暖而安全。他说：“我是从家乡河南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军校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了延安，此后一直在延安和周边区域驻军。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到了东北。”为了吸引黎将军讲述更多，我赞许地说：“将军您在湖南时，是党政军一把手啊！很厉害！”黎将军笑着说：“那是因为所在部队第47军在湖南驻军，被结合到地方革命委员会。”将军一点都没有当过第47军军长的架子，反而说：“广州，我经常去，那里有我许多战友。”后来他率部进驻西北，曾在新疆军区、兰州军区都当过副司令员，后以大军区正职离休。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采访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黄埔学生，黎将军说：“前些年接到军委指示，要他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军人训练，毕生难忘。”

与黎原将军合影。

　　最后我征询将军意见，为了编书需要，能否提供一份详细的个人情况介绍，他坚定地回答：“可以。”将他以前填报的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信笺”的个人简历给了我。因为时间仓促，没来得及请将军题词，就匆匆离去了，直至今天还存深深遗憾。

　　九、采访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彭明

　　1995年10月16日下午，我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采访彭明教授。采访彭明老师是计划中之重点，因为彭老师是那个年代最早进行黄埔军校研究的国家级专家，是他发起成立了“黄埔军校史研究会”并任会长，他主持策划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民国史丛书”，当时在史学界影响与作用深广。同时彭老师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从我想做黄埔书的第一天起，就谋划着一定要请彭明老师题写“前言”。

　　见到时年71岁的彭明老师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说：“彭老师是研究黄埔军校第一人，国家级大家。”彭老师谦逊地回答：“我早年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近些年才做黄埔军校史研究，也是国家与统战的需要。”我当时在想，或许当年在史学界，黄埔军校史研究被视为中国革命史向外延伸的一个分支。他还说他正在进行中华民国史研究，当年是受到胡华的委托，才将部分学术精力转移到民国史方面，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竟然做出一整套丛书，真是当初始料未及之事。我此时接过话头说：“您主持的民国史丛书，我买到许多本，对我影响很大；老师策划主编的《黄埔军校人物传》（河南人民出版社），我也购置了已经出版的前两集。”他惊奇地看着我：“难道你也想研究黄埔军校吗？”我笑着回答：“我想做一部黄埔军校人物传——《黄埔军校将帅录》，并想请老师题写前言。”我的话刚出口，彭老师就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啊。”目标达到了！我心情异常兴奋地与彭老师告别。

与彭明教授合影。

　　过了两个月，彭明老师为《黄埔军校将帅录》写的前言就邮寄到单位。文稿异常珍贵，我倍加珍惜地加以收藏。2004年我公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数月，曾经两次去过彭明老师家拜访，时年80岁的他，已经忘记了许多事情，再度使我感慨万千，当年幸亏提前做此事，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十、采访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及夫人田映萱

　　1995年10月24日下午，经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李运昌介绍并推荐，我采访了李葆华夫妇。李老时年86岁，夫人田映萱时年76岁。夫妇两人都是中共七大代表，李葆华还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能够同时采访两位七大代表也是一种幸运与荣耀。采访时，秘书杨永林陪伴在旁边。

　　李老向我介绍：“我是在父亲牺牲后，才由各方资助得以到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参加了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于1931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李老接着说：“直至解放后，我才逐渐知道父亲当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以及他的许多事迹。于是我也参加了李大钊的史料文物征集，最近还参与了《李大钊文集》的征稿与编纂工作。”我是从中共党史进入史学观察与研究，较早阅读了李大钊当年《庶民的胜利》等檄文，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今天能亲睹其长子李葆华言谈举止，如同见到先驱者之音容笑貌，我满怀崇敬与虔诚聆听着李老的述说。李老的夫人田映萱讲道：“我是中学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因为家乡所在地河北完县，是晋察冀边区妇女工作模范县，以妇女代表推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我是1940年夏到达延安，此后一直在延安工作，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后来我从阅读中才知道，田映萱伯母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监委副书记等职，1982年底离休。

与李葆华、田映萱夫妇合影。

　　十一、采访部分在京其他黄埔先贤

　　在京期间，我还采访了前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杨荫东（黄埔军校第16期生）。杨副会长热情地接待我，为我沏茶倒水，还询问我来北京这段习惯不习惯，使我这个年轻人倍感温暖、鼓舞与鞭策。他特别指出，黄埔当年未竟的事业，需要当代人加以弘扬。中央在10年前打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牌子，其意义与作用深远。杨副会长说自己当年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生。在杨副会长的热情鼓舞下，我才定下心来，放下到京城犹豫胆小的心境，依据他的介绍与推荐，逐一采访了一系列黄埔先贤。他告诉我：“我有个儿子叫杨元元，在广州南方航空公司当总飞行师，嘱咐我有事可找他帮忙。”后来杨副会长题词：“雪耻酬先烈，统一报千古。”是由其长子杨元元委派工作人员专程送到我办公室来的。后来知道杨元元历任南方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中共第十六、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我还采访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著名作家臧克家。到臧克家位于东城区赵堂子胡同的家时，臧克家正在住院治病，见到了郑曼伯母和他的小女儿郑苏伊。臧克家老前辈后应笔者之邀，为《黄埔军校将帅录》题词：“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

　　我还采访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克同志，见面后，他介绍自己是洛阳分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学生，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陕北工作。后随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一直在炮兵部队任职。贾克同志很谦虚，也很客气。后来才知道，其实他1955年9月已经被授予大校军衔，以准军级离休后，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此后，我们彼此书信来往了许多年，在信中语言文字总是那么谦逊客气，至今令人难忘。

　　十二、从事史学研究之回顾

　　1985年我被调入中共广州市委工作。当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中共中央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正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各地亦组织起相应班子与队伍开展这项工作，因为中共组织史资料征集与编纂是中共党史的基础工作，一些领导知道我是学历史的，继而被调去参加广州市的组织史资料征集与编纂，同时还参加了《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解放后资料征集与编纂，一干就是8年，受命以执行编辑最后完成结稿并出版了三部书《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1920.7—1987.10）》《广州市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10—1987.10）》《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1987.11—1991.12）》（均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与此同时还参与了由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负责编纂的《南粤英烈传》第三至第七辑撰稿与编辑工作，前后撰写了七八十篇人物小传。还参加了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发起的《广东革命史辞典》人物篇目撰稿，也撰写了70多个人物传略。其后，受各方面委托，参与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田子渝、陈金安主编，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人物辞条撰稿，撰写了100多条人物传略；参加了《广东百科全书》和《广州百科全书》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2012年）人物条目撰稿；继参与了《广东省志？人物志》、《广州市志？人物志》第一版、第二版的人物条目撰稿，为上述四书撰写人物传记约七八十篇，其中被《广东省志？人物志1979—2000》编纂委员会指派为编纂委员及初审小组成员之一。2005年受聘于广州市社科院历史学研究所主管的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接连出版四部黄埔军校史学术研究专书（三部是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2010年起，应邀为《黄埔》杂志开辟黄埔人物栏目并撰稿8年，大约撰稿40多篇。此外，先后出版了个人独立署名书籍20多部，形成了“近现代中国著名军校将帅人物传记书系”（六部书），“黄埔军校学术研究论著书系”（五部书），“黄埔军校人文全记录书系”（六部书），“岭南军史名人传记书系”（三部书）等四大序列，历经30多年长途跋涉，作品亦累计超过2500万字。

　　结语

　　《黄埔》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承载着黄埔军校史及人物事迹之记录与传播。黄埔军校是那个时代在军事、政治教育方方面面之缩影，距离今天已渐行渐远，知道它的经世与史实的，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黄埔先贤。也许是从那时起，黄埔军校及其人物就开始以历史视线与现代眼光进行史学叙述。任何历史阶段之断代史或专题史，都须有人进行综述，任何历史事件及人物，无论孰是孰非终须有人予以估量评述，对于过往历史之追溯与总结，亦是当代史学者一项义不容辞之使命，需要义无反顾地尝试、践行。回顾我为《黄埔》杂志撰稿8年，以及近几十年走过的史学路，我的探求路径始终与黄埔军校史研究如影相随，使我倍感欣慰与荣光。我们行进于当今强国强军强盛之伟大时代，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为黄埔军校这段辉煌伟岸的革命历史，留存更多当代人之追忆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