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相伴皆缘分

　　单补生

　　单补生：新中国同龄人，“文革”下乡当知青，开放返城做工人，因先祖父为黄埔军校4、5两期教官，又先父为黄埔16期生之缘，故情结黄埔。立身酷爱黄埔军校史料收藏研究，现为《黄埔》杂志撰稿人。

　　世人常云“缘分”，是说由于以往因缘致有当今的机遇。我家先祖单懋统为黄埔4期教官，先父单培新为黄埔16期生，本人为《黄埔》杂志撰稿人，祖孙三代与黄埔息息相关，可谓拥有黄埔血脉的“缘分”，缘久而情深。

　　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黄埔军校文物并进行考证，自《黄埔》杂志2010年第2期发表《我珍藏的黄埔四期同学录》，至《黄埔》2018年第3期发表《我珍藏的陆军军官学校实寄封》，在长达9年间，以收藏黄埔军校文物讲黄埔军校历史，连续撰文50余篇，并借助《黄埔》结识黄埔老人，或登门拜访，或鸿雁传书，或视频对话，记录亲历者口述黄埔所闻，以解独学寡闻之忧，受益匪浅。

　　2010年8月6日，《黄埔》编辑部转交我一封读者来信，读者居住四川西昌干休所，是位黄埔生叫刘志祯。来信说：“《黄埔》2010年第4期刊载了单补生先生所撰《我珍藏的黄埔二十一期同学录》的文章。这个醒目的标题深深地吸引着我的眼球，拨动了我的心弦；如饥似渴地读后，心里得到很大安慰；失去60多年的同学录如今仍在世上，深为感慨！我是黄埔21期（西安督训处）步科8大队33队毕业生，参加了同学录的筹备事宜，且在西安南大街天章印刷厂驻厂校对、联络工作。所以对此同学录怀有深厚感情，闻此重见佳音，回忆往事不胜依怜。若想复得已不可能，只想将同学录中那幅筹备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的照片得到一张。相烦之处不胜感谢！如若不便切勿勉强……”我被信中老人急切真诚的话语所感动，岂敢怠慢；当天就拨通电话向刘老问候并答应敬送照片，及烦请复信介绍同学录印制情况。第二天，我便将打印好的照片由快递公司寄出；半月后，收到了刘老的复信，信文如下：

　　大陆黄埔1至21期同学录的编纂，在军校中无论是校方还是学生个人，都是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对校长蒋中正来说，这是笼络黄埔生，巩固黄埔系的一个好方法；对大部分黄埔生个人而言，同学录以人之常情，它的确能加强同学之间的友谊。更有先期同学已当权，其姓名附于同学录之上，实也使有些学生走出校门后附势而上，因而在军队中有相当大的用处。则黄埔同学录者，不啻为黄埔精神之所寄托，袍泽声应气求，而亦为黄埔同学“亲爱精诚”之写真也。

　　我生于1924年，山东新泰人。1942年8月，我17岁考入驻鲁干部训练班19期入伍生队起，到第八分校19期学生总队，又并入七分校为20期学生，后来又改成了第21期（西安督训处）步兵科8大队33中队学生，这五年内受训于三校三期，1947年9月才毕业。蒙本队同学信任当选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同学录》筹备委员会委员，分在编辑股，平时驻在本队负责本队同学的登记上报工作，带领同学到曹村（特科大队驻地）依次照毕业像；收取同学自付的少数费用（当时已是享受下士待遇，按月发饷和领取‘伙食尾子’）上缴筹委会出纳股。不久我被调到同学录组，坐镇西安城内南大街天章印刷厂督导及校对，仍身穿校服，改按厂方作息时间（吃住均由厂方提供），第一次享受市民生活。由于与厂方配合得宜而受到尊重，后来厂方因接受军校订货感到荣耀，想方设法克服物资短缺的困难，按时保质交货。黑栽绒封面上“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同学录”烫金字闪闪发亮，镀铬扣环装订，装帧盖过七分校以前各期同学录。同学录印制完成后运回王曲校部，待毕业时再发给同学。这以后的工作，因我于毕业典礼前两个月提前分配，任90军158团1营少尉副官，所以收尾工作就由另外同学去办了。1947年“九ー八”毕业典礼在皇甫村河西大操场举行。检阅、会餐后颁发四大件：同学录、武装带、中正剑和证书。同学们拿在手上捧在胸前，内心无限感慨，情绪万分激动！视为五年来严格艰苦训练的结晶和最大收获。也知道从此就要离开“亲爱精诚”的学校和朝夕相伴、同甘共苦的同学和师长。现在已由学生成为军官了，这个跳跃可以告慰亲人光宗耀祖了。从此各自奔向血与火的战场，踏上出生入死的新生活。自此一别，何年何月才能相见？相见时在何地？都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又喜又悲，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话语无法表达，就痛哭流涕相拥不放，只好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哭个够！今后想念同学与师长时，只能翻开金光闪闪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同学录》，可慰藉思念之情，回忆在校五年的艰苦、快乐、严谨、活泼、团结、友爱的学生生活。

　　我们毕业于西安督训处的同学不同于前期老大哥，2000多人中有近50％是19期入伍生、20期学生、21期毕业生三期于一身，他们中有1942年从沦陷区逃出，投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的东北、华北、华东的老同学，又从鲁干班考入八分校，再并入七分校，最后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督训处。先后经历了李仙洲、李宗仁、胡宗南三个分校主任，和两任校长——蒋中正、关麟征。经历了安徽临泉吕大寨、湖北均县草店镇、陕西长安王典镇三个省界。还有一个特点是，北方来的学生中绝大部分遭受了亡国奴的苦难，其中有些人在入校前，其本人或父兄是上过抗日战场的军人和游击队员。如骑3队的王柏性是29军宋哲元部卢沟桥的小哨兵，戴上尉军衔入校；我是14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当小文书。1945年夏，八分校学生总队的学生奉命镇守从丹江口至老河口的汉江江防，抵御日寇渡江西犯；参加了抗日实战和两度迁校的千里行军。他们都是1944年前，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其身体、政治、军事素养均有良好基础；这是其他分校各期少有的特质。加之历经5年的军训锤炼，变成了如铁似钢的合格军官。为这样的同学筹备编纂同学录，是筹委会全体成员的光荣，自感责任重大，无不尽心完成好这一任务，使他们的英姿影像流传千古而尽力。

　　我驻厂校对同学录时，正值七分校各兵科学生从王曲开进西安市接守城防任务（不知何故，当时估计是前方吃紧，守城军队撤走），这与八分校学生总队守汉江江防相似。守城防就是在城门站岗放哨，分区组建巡逻队与宪兵队共同进行巡逻。市民见惯了宪兵巡逻，看到军校学生巡逻还是第一次，个个身材魁梧，精神饱满，黄色校服领子上缀着兰底白字的“军校”“学生”圆领章，扛的是苏式转盘机枪和762锥刺步枪，脚蹬翻毛深腰黄皮鞋，队伍步法整齐。两队相对路遇都要跋正步向左看，致礼声音宏亮，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时到本队帮同学值班，上城墙箭楼站一会儿岗，领略西安古城内外风貌和鸟瞰附近市容。晚上还有看电影、听戏的机会，在“移俗社”听懂了秦腔（地方戏）；有一次在北大街戏院子，有幸看到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演出，听戏时第一次品尝到新疆的哈密瓜干和葡萄干香甜的味道，享受致极。有趣的是还见到军校同学登台演唱京剧，王宾如同学的唱念做打颇有功夫，其“盗御马”赢得满堂阵阵掌声；还有同学王柏性（台湾）演“武家坡”里的薛平贵等等，誉留古都长安。市民称赞说：“军校的学生人才辈出，文武都行。”

　　我虽一人离校住进城里，但并不寂寞。除了有第一次进大城市的好奇感外，还想借此机会去看各处的要好同学，利用休息日出了古城“玉祥门”到西安飞机场，找辎重队的同学玩，向尹春荣同学（山东潍坊人，现在吉林省扶松县错草村）学开美国大吉普。我们步科学生曾学过汽车的进、压、爆、排四行程发动机原理，但是没有上车操作过。飞机场开阔平坦确实是个练习汽车驾驶的好场地，开始学驾驶时手脚配合不好，发生断路、熄火、挂不上档或方向盘转动角度不到位，经过一个半天的反复练习，终于可以驾驶吉普车在机场转圈了。此外，还游览了西安一些名胜古迹，如南院门、大雁塔、阿房宫、莲花公园、灞桥（鸿门宴处）、正气亭（现名兵谏亭）等处，钟鼓楼离印刷厂不过300米自不在话下。还到“华清池”澡塘洗过澡，吃过民乐园市场的羊肉泡馍、饴馅、炒饼等，这些只能品尝一下，一个军校学生哪里来钱经常下馆子。

　　1947年7月，我被提前分发到部队，离开了同学录筹委会，“九一八”毕业典礼也没参加。后来，我从队上领到自己参加编纂的同学录及证书、武装带、佩剑，因军务在身不便随身携带，当时又无法寄回老家，就存放在时任兵学教官董植桢（表叔）家，日后再也无缘抚摸翻阅。有一件事要说明，毕业照片上同学们穿的呢子服，戴的圆盘军官帽，不是发给学生的服装，而是校方为学生照相提供的“道具”，穿戴起来威武雄壮。部队发的都是人字呢军官服，前期同学照毕业像时穿的都是士兵服。

　　刘老的复信详细讲述了亲历黄埔军校印制同学录的全过程，为黄埔校史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考据。最后，刘老深情表达：“《黄埔》杂志是黄埔同学的良师益友、精神家园，每逢刊到都履行三读（初读、再读、细读），从中受益匪浅。此前对黄埔校史知之甚少，先期学长的光辉事迹知之不详，读了《黄埔》顿解愚昧，倍感充实，精神振奋。在读《黄埔》中还找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21位要好同学，如新疆的贺士武、王兴余、贾长山，山西的梁维德，宁夏的柴啸峰，湖北的朱光润，台湾的丁弼、王柏性等同学；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黄埔》是联络黄埔同学的纽带。”我与刘老是在《黄埔》相知，虽从未谋面，但不乏书信往来，神交已久，按父辈论以叔侄相称，这也是缘分。正是：一人黄埔，全家黄埔；神州黄埔，天下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