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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十一)

日期:2019-01-18 09:00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王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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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不是水到渠成

  

  2009年暑假,我参加了一场名为“华夏情,文化行”的沪台大学生夏令营,在闭幕晚宴上,担任夏令营团长的政治大学杨日青教授讲到,尽管时机还不成熟,但两岸之间人民来来往往,增进认识,累积条件,等到未来条件成熟了,自然就可以统一,所以统一自会水到渠成。

  杨日青教授讲了“统一水到渠成”这句话后不到5年,“太阳花”风波就爆发了。“太阳花”后,再也没人敢说统一会是水到渠成,更多人说,台湾的年轻一代是“天然独”,再怎么样下去,“台湾人就是独”。

  短短不到5年内,两岸关系竟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到底是谁的责任?首先,似乎应该先检讨马英九。很多人说,马英九在2008年声势最高、支持度最高的时候,竟然没有做拨乱反正的工作。过去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长达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当然应该要立即修正过来,但马英九却错失了刚上台的第一时机,反而幻想要做蓝绿都爱的“共主”。

  我们也看到,马英九确实谨守本分,遵照“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可是马英九并没有做好群众教育,并没有教导民众“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什么,也没有教导民众“两岸同属一中”的概念是什么,甚至自己也避谈“同属一中”的措辞,仅以“九二共识”含混宣示。可以说,马英九更多只是喊口号而已。

  马英九把“九二共识”当成一个和大陆谈的口号,却没有用心向台湾民众谈“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不像“独派”透过教科书、网络图文、短片、漫画等各种形式,几乎天天向一般民众灌输“一中一台”“一边一国”的“台独”意识。反之,马英九仅是高举“一中各表”“一中就是中华民国”的口号,却也没有谈清楚“中华民国”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甚至经常为了迎合“独派”,把“中华民国”与“台湾”的概念划上等号。

  马英九口中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华民国”,都只是图腾、标语,他并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党政资源、行政资源,真正做好群众教育,教导群众认同“两岸同属一中”这个核心概念。

  那么,想必很多人会问,马英九为何不教导民众呢?其实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马英九对“两岸同属一中”根本没有真心的认同。我们只要仔细观察马英九的成长背景及言论,不难发现马英九更认同的,是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马英九认为,只要他可以和大陆、美国、日本都保持等距的关系,就是他的成功,他并经常以此“亲美、友日、和中”的外交政策引以为傲。

  大陆朋友应该了解,马英九本人就是一个混合老国民党“反共”观念与美国民主自由价值的产物,所以马英九从来没有一个强烈的中国认同观,自然也不会积极去做重建中国认同的教育工作。

  说到这里,大家会说,马英九不做,大陆总应该要对台湾同胞做教育工作,总会是认同中国应该要统一的吧?但是,过去大陆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要承办的是商人间的经济交流,以及年轻人的两岸交流营队。

  

  就在大陆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的同时,反华势力也借此找到空间,表面声称推动和平发展,实则展开对年轻人洗脑的和平演变。美国人创办一个“海峡寻新”,民进党搞出对大陆学生洗脑的“陆生民主营”。这不禁让我想起,过去毛泽东说过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两岸之间的交流营,过去就只是在请客吃饭。

  或许有人会说,如今已非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两岸之间已不需要革命。但是,台湾从日据时代就已经留下了“皇民化”的遗毒,后来又加上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与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如此积累了长达百年的“反中”能量,要把局势导正过来,不正需要一场思想上的大革命吗?

  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办的“海峡寻新”在做什么。所谓的“海峡寻新”,是2005年由一位美籍华人学生(1949年后移民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后代),在布朗大学发起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每年都会招募来自大陆与港澳台的精英学生,这些学生还要自行负担一半的开销才能参加。至于论坛的内容,则是个长达八天七夜的闭门会议,主要探讨两岸之间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主办方会邀请一位引言人带领大家讨论,这位“引言人”就是极为关键的“带风向”的角色。我在2011年时,曾经参加过第一届在香港大学举办的“海峡寻新”,当时的引言人是一位自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大陆政局失望、因而移居美国的大陆学者,他非常刻意地把两岸之间的冲突根源引导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认定是中国大陆不民主所造成的,并且不断地暗示大陆将来也应该发生“颜色革命”。

  由于我在台湾已有多次与分裂主义分子斗争的经验,我很敏感地发觉,主办方正一步一步地分化大陆与港澳台的青年人。当时这位引言人称,要来自台湾、香港、大陆的学生各自讨论:“什么是台湾,台湾人是谁?”、“什么是香港,香港人是谁?”、“什么是中国,中国人是谁?”。我立即质问他:“这么做不是排除台湾人、香港人也都是中国人吗?”

  如此一来,他便开始盯上了我,私下对其他学生传播耳语,说我所属的台湾新党是中共同路人,又对大陆学生说:“那个台湾来的王炳忠,是想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通过主张‘一国两制’在大陆飞黄腾达的。‘一国两制’违反广大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的利益,你们千万不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后来我才知道,“海峡寻新”根本就是由美国人操纵的活动,这个论坛的主要赞助者,就是美国在里根总统时期成立、由美国国会直接拨款支持的和平研究院(Institute of Peace)机构,专门负责对其他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在他们八天七夜的工作下,本来不具强烈政治意识的台湾学生,被主办方鼓励应该多说一点和“台湾独立”有关的内容,让大陆同学听到“平常听不到的声音”。最后,在这样的煽动下,台湾代表便一个个跳了出来,说大陆不民主不自由,说就算大陆自由了、文明了,台湾也不要和大陆统一。

  这就是在两岸经贸日益热络的今天,反华势力打出的人权牌、民主牌,企图以此继续拉抬台湾岛内的“台独”意识。民进党也利用这样的论述,幻想能一方面表现支持两岸交流的开放态度,一方面又不放弃“台独”,达成他们自以为的“和平独立”的目标。这实际上就是许多民进党内被称为“亲中”的开明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在过去8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民进党在台湾也举办了各种各样所谓的“陆生民主营”,对在台湾的大陆学生积极洗脑,一些陆生因此对“台独”产生同情,后来甚至参加“太阳花学运”。

  反华势力做了这么多思想工作,而大陆办的两岸青年交流营队,大多却还只是停留在吃吃喝喝的阶段,这令我们这些台湾统派,不得不感到焦急。

  

  再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2014年“太阳花”之后,该如何理解台湾的政治光谱。我自己独创了一个分类法,将台湾的统独政治光谱,大致分成“独派3.0”“绿吱吱”、中间摇摆的“西瓜派”“温和蓝”“战斗蓝”以及“统派”,以下是我个人对这些群体的定义。

  “独派3.0”:2008年以后,开始出现一批用民主、人权作为包装的“新台独”,取代了陈水扁时代的“独派2.0”。他们不像“老台独”给人粗鲁、草根的印象,也不像“老台独”总是用闽南语发言,他们更多说着普通话或英语,有着高学历,用西方政治理论、价值观去建构“台独”的思想。我将这类人称之为“独派3.0”,他们也是“太阳花学运”的核心领导班子。

  “绿吱吱”:一批盲目“反中”“仇中”的人,认为台湾所有的痛苦都是“中国”造成的,他们未必有强烈的理论基础,只是一味地讨厌“中国”(包括对岸的大陆,台湾的国民党,以及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物)。

  “西瓜派”:平常对政治不表达意见,看到哪边成为主流就投靠哪边,认为这样比较流行。比如“太阳花学运”期间,就有不少人觉得“太阳花”感觉起来比较高级,所以就跟风去“反服贸”(所谓“西瓜派”的说法,取自闽南语“西瓜偎大边”这句俗谚,意指一个西瓜切成两半,但没有办法切得很平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一般人会选比较大的那一半,后来引申为“趋炎附势,投靠有权势的一边”的意思)。

  “温和蓝”:情感上厌恶民进党及“独派”过于粗暴,但却不愿、不敢挺身而出对抗民进党及“独派”,也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多数”。然而一直继续沉默下去,在舆论呈现上,他们就是少数。

  “战斗蓝”:敢于挺身而出对抗民进党及“独派”,但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支持统一,只是觉得“台独”不好,而敢于和“台独”拼命,对于统一没有明确的主张。

  “统派”:可以说是在台湾几乎被完全忽略的群体。台湾的老统派纯粹是靠历史情感支撑,当中还区分左统与右统。左统是过去支持社会主义,追求两岸结束内战、和平统一,因而在“戒严”时期被国民党迫害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右统则是像新党这样被认为是“深蓝”“正蓝”,在台湾政治情势及两岸关系变化后的今天,仍然坚持两岸应该和平统一的力量。

  可以说,过去左统与右统在“戒严”时期还互为敌人,如今则放下国共恩怨,一致追求和平统一。然而,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反“独”促统理论,主要只是靠民族情感、民族大义作号召,并且多数人已垂垂老矣,又因为历史的因素,也不能完全团结,整合力量。

  相对于“台独”阵营已经形成理论与行动兼具的“独派3.0”,台湾岛内却连“统派2.0”都看不到,因此我自许有责任去开创“统派3.0”,因为在台湾要真正能与“独派”抗衡,一定要先建立起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统派3.0”。我不能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大陆或是外界的改变,我只有先做好自己能做的,就是发展出一套包含情感面、法理道德面与利益面的反“独”促统论述,并且要认真研究在台湾支持“台独”与抗拒统一者提出的理由。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使统派真正崛起。

  最后我要说,“太阳花学运”以后,包含台湾的统派及坚定主张统一的大陆朋友,出现了两种在思想上很危险的论调。一种人认为,台湾社会渐渐出现一群接受两岸共同体的人,他们忧心台湾发展困局,相信台湾必须融入大中国才有出路,成为反“独”促统的社会中坚。台湾几大报中,唯一支持和平统一的《中国时报》就持这个论调,并且称呼这群人就是“新统派”。

  然而,我必须诚实地指出,在我周边也常碰到不少察觉台湾困境的人,支持两岸走得更近,但由于缺乏明确思想引导,无能也无胆和“独派”正面交锋,当爆发“反服贸”“反课纲”之时,他们就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当中有不少直接离开台湾,到大陆就业就学;又或者默默做自己的事,不理台湾政治。最后,这种坐等统一的态度,其实就是坐视“台独”。

  另一种论调,则常见于大陆网友之间的讨论。很多大陆朋友认为,既然“天然独”已经形成,和平统一看似很困难,但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通过经济封锁或是武力威胁,台湾迟早还是要被统一。此话说的是事实,我也并不反对,但我们不要忘了,真正的统一不只是表面上的政治统一,更必须是心灵契合的统一。如果我们不能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中战胜“台独”,那么就算台湾最后被武力解放,或是在逼迫下被统一,还是祸患无穷。

  台湾从早年嫌大陆经济落后,到后来又说是民主制度、文明程度不同,拒统理由千百种,却从未提出主动统一的主张,也不愿宣示以统一为目标。所谓的“统派3.0”或“新统派”,如果只是建立在对被统一趋势的顺应,其运动性及号召力自然受限。我希望唤起的,是有志气的台湾“解严后”一代,应体会到我们和大陆改革开放后的80后一样,都出生在变革的年代,没有内战的包袱,可以合作创造统一的新中国。

  统一问题的本质,仍是美日霸权对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压制。当国际上众多进步学者接连重视中国模式,台湾青年更须解放思想,反省我们从小不假思索、全盘接收的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大陆都已接受两岸领导人平等会晤之后,与其再拿大陆作借口,不如认清美日霸权弱肉强食的现实,从中定位台湾的角色,如此才能理顺统派思路,关键犹在台湾自己。

  两次见到习总书记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在2014年9月,在中共中央台办的邀请下,随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访问大陆。

  当时,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由新党、新同盟会、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中华统一促进党等20多个岛内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团体组成,由新同盟会会长、高龄94岁的陆军退役上将许历农老先生(岛内统派的精神领袖)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共同领队。

  这些团体由于历史的因素,虽然同样主张和平统一,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左右光谱的差异。然而,在台湾刚刚发生“太阳花”不久,我们这些岛内的统派团体,也愈发感受自己责任的重大以及团结的重要。

  我所代表的“抗独史阵线”,则是参访团中最年轻的团体。2014年1月,马英九在执政6年后,终于宣布将对陈水扁时代遗留的“台独”课纲进行微调,但即便只是根据“宪法”、修正陈水扁时代将两岸写成“一中一台”的措辞,以及还原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真相,“台独”团体仍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包围“教育部”的行动。

  因此,我和几位支持马英九修正课纲的同学,紧急讨论该如何反应。我们有人只是高中生,有人已经在大学就读,还有年纪更大的研究生或社会青年,为了团结各界反对“台独”史观的力量,便联合起来称为“抗独史阵线”。当“台独”团体完全掌握了对课纲的话语权之际,我们及时挺身而出,到“教育部”前高喊“拨乱反正,绝不妥协”,引起新闻一面倒的报道。

  如今,“抗独史阵线”作为一个新兴的青年统派团体,和其他历史悠久的统派团体一起,拜见习近平总书记。

  9月2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们,他首先亲切地与所有团员握手,接着发表开场讲话,然后由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以参访团团长的身份致词。大批媒体离开后,习总书记再次发表谈话,许历农也意犹未尽地又说了几句话,他尤其强调“统一急不得,但也拖不得”令人印象深刻。

  许历农发言完毕后,新党郁慕明主席及劳动党吴荣元主席发言,最后由我这位最年轻的代表发言。

  我表示,还记得2008年两岸“三通”实现,北京奥运也成功举行,当时我和无数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样,都觉得中华民族复兴在望。然而正因为如此,反华势力更加要压制中国,日本右翼与美国鹰派在东海与南海不断制造事端,台湾岛内的“台独”团体也加紧制造各种事件。台湾问题看似比东海、南海小,但处理起来却远比东海、南海复杂,因为东海、南海讲到底就是实力的较量,但台湾问题却纠结了中华民族内部历史矛盾,反华势力正好利用这些矛盾来分化中国,因此更需要用智慧去化解。

  由于几个月前才刚发生“太阳花学运”,我也向习总书记表达,我观察到的很多台湾学生,很多都是跟风去参加所谓的学运,其实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要什么。台湾年轻人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对未来比较迷惘,我希望让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到,台湾人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推进中华民族复兴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共享的荣耀,在这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后阶段,我愿意承接这样的时代使命。

  我发言以后,让我深感意外的是,习总书记并没有按照事先拟好的讲稿接着讲话,而是首先回应了我的发言。习总书记说,同意刚刚台湾年轻人所说的,在今年台湾发生的政治风波中,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注意到,年轻人的特点是求真、求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是让年轻人了解我们才是真理,才是历史正确的方向。

  我没有想到习总书记会回应我的话,更没想到他会对“太阳花”的问题看得如此深入、透彻。在台湾,国民党看待“太阳花”的态度,要么干脆屈服、投降,要么就是将“太阳花”的年轻人直接认定为不懂事、造反。没想到,习总书记却是对台湾的局势掌握得如此清楚,而且看得如此深入,他点出年轻人喜欢求真、求是的特点,更启发了我看待“太阳花”的新视角。

  回应了我的发言后,习总书记仍然脱稿,即席和我们分享了他20世纪90年代初在福建任职时的经验。他说,当时他曾问当地的台商:“‘台独’问题到底严不严重?”当时台商告诉他:“‘台独’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人拜的妈祖、关公原来都是中国人。”接着,习总书记话锋一转,对我们说:“现在看来,台湾教科书如果继续维持‘去中国化’下去,孔夫子、关老爷都成外国人了!”

  习总书记对台湾情况的认识,可以说非常深刻。其实,更准确地说,台湾经过日本50年殖民统治,后来又因国共内战和大陆长期分离,中国意识本来就相当薄弱。近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更加深了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疏离,“独派”更进而在历史教育中否定台湾光复,炮制出所谓的“同心圆史观”,认为过去曾经统治台湾者,统统都是外来政权,台湾人需要自己的“国家”。

  然而,在这套外来政权论底下,“独派”又对日本殖民有特殊的眷恋情怀,他们通过历史教科书的论述,把原本“日据时期”的用词改为“日治时期”,并强调因为日本人的建设,才奠下台湾现代化的基础,进而将建设“嘉南大圳”的八田与一捧成台湾先贤,却忽略他是为日本殖民者服务,以方便剥削台湾人的资源。“独派”借由这套论述,实际灌输给学生的是“媚日仇中”观念,日本殖民者变得光明美好,中国人光复台湾却成了来劫收的“外来政权”。

  由此史观再延伸下去,“独派”甚至开始说“台湾人不应庆祝抗战胜利,而是悼念中国人和美国人空袭台北造成的伤亡”“台湾人在二次大战中是战败者,因为台湾人的祖国是日本”,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并以此作为“认同台湾”的标准。可以说,这种肯定日本殖民的史观,不仅站到了中华儿女的对立面,更站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对立面。

  习总书记最后提到,年轻人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骨干。我深深以为,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战争与革命虽已离我们很远,但在如今这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反华势力仍对我们不断发动思想的进攻,这无疑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台湾就是重要的战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台湾的年轻统派,更要肩负引导台湾青年的重责大任,带领他们认识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发展个人宽广的前途。

  

  第二次见到习总书记,则是在2015年9月1日,正好是我28岁的生日。那次会见,主要是为了两天后的九三阅兵,习总书记接见来北京观礼的台湾人士代表。整个会见的过程,相比上次较为行礼如仪,主要由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分别发言,时间也较简短。

  然而,这次会见在台湾岛内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出上一次。8月30日我刚办完登机手续,走进桃园机场检查行李的区域,却忽然听到外头的大厅一阵喧闹,等到上飞机后,才知道连战先生也搭乘同一时间另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稍早听到的吵闹声,正是“台联党”的青年军来抗议连战,并堵住连战办公室的张荣恭先生,还用抗议布条盖住张先生的头,现场一度气氛火爆。

  9月1日上午,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整个会面仅有习总书记和连战先生发言。连战先生提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对抗战做出贡献,也都是抗战的胜利者。抗战是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两岸应该要同记历史、共写史书,由此开始建立政治共识,化解仇恨与歧异。

  与我上一次见到习总书记的会面相比,这次会面时间较短,我也没有发言,却因为是九三阅兵,引起台湾更多关注。当天台湾代表和习总书记一一握手,而我是当中最年轻的,轮到我和习总书记握手时,台湾媒体纷纷从各种角度捕捉画面,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一幕,当天下午便在全台湾广为流传、众所周知。

  当时,全台湾的新闻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批判台湾人参加九三阅兵,连战尤其成为被攻击的标靶。更不可思议的是,攻击连战的声音,主要还来自马英九当局。从最初连战受邀出席阅兵典礼,就被劝阻不宜参加,国民党前高官甚至辱骂连战“不是东西、丟人现眼、自贬身价”。

  在全台湾没人愿意替连战说话的情况下,台湾的媒体找上了我。当天晚上,东森新闻驻北京的记者便和我联络,约了隔天下午来采访我。第二天一早,我还先去了趟卢沟桥,凭吊当年七七事变的现场,然后搭出租车回到我住宿的北京饭店。结果才到饭店旁的王府井大街下车,台湾几大媒体一拥而上,劈头就问我对台湾舆论批判我们这些人来观礼阅兵的看法。台湾主要的电视台记者全都到齐,不少大陆民众也来围观,好奇这么多架摄影机,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我就这样站在王府井大街和长安大街的路口,对台湾记者侃侃而谈。我说,现在台湾攻击连战参加九三阅兵的,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根本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类人实在非常可笑,因为他们既然认为台湾是二战的“战败者”、甚至视日本为祖国,那又有什么资格管中国人怎么庆祝抗战,怎么诠释我们中国人抗战的历史呢?

  另外一种人则是走不出内战思维的“老国民党”,他们坚持说只有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共产党对抗战没有贡献。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情结,但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出力也是事实,不应该否认;而且大陆已经承认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并没有说共产党是领导者,而是最早倡议抗战、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反而要问的是,如果今天不是北京举办阅兵,台湾还有谁讨论抗战?台湾连一座抗战纪念馆、甚至讲述台湾人自甲午战争后抗日历史的纪念馆都没有。国民党如果要强调自己对抗战的贡献,那为何又不大肆庆祝抗战胜利,也不重视台湾光复节呢?

  9月3日上午,我在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全程观看了九三阅兵典礼。亲民党因不堪台湾舆论的攻击,宋楚瑜一度要求代表他到北京的秘书长秦金生,在见过习总书记后就提早返台,后来又上演了临阵开溜的戏码,对台湾媒体宣称没有出席九三阅兵,在台湾竟成了一场“罗生门”。

  然而,同样出席九三阅兵的其他台湾贵宾看不下去,向媒体还原了事实:原来当天上午,秦金生和他们几个贵宾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在主办单位安排的观礼席坐了下来,但在阅兵式正式开始前,却忽然声称身体不适,离开观礼席,到城楼上另外一处休息区看大屏幕,等到最后典礼结束,又跟大家一起下楼。这位台湾贵宾问媒体:“这样算不算出席九三阅兵呢?”

  当天下午,我回到饭店休息,便接到“正晶限时批”节目来电,要用电话连线在节目里访问我。我早就清楚,这就是想利用我不在现场,无法立即做出反驳的空子,制造出众名嘴公审我的样子。所以我断然回绝,表示这种具有历史深度的问题,必须要当面才能谈得清楚。

  后来,我回到台湾后隔天,就连上了“正晶限时批”和“新闻面对面”两个节目。只能说,台湾名嘴水平之差,还是超出我的预期。在“正晶限时批”节目,同台的名嘴连台湾光复都不承认,那还管我们中国人纪念抗战、庆祝光复干嘛?到了“新闻面对面”,民进党“立委”结合名嘴,企图偷换概念将“九三”讲成“十一”,也被我当场拆穿。

  阅兵完的当天晚上,台湾的《联合晚报》就报道,国民党有高层指出,原本国民党和新党共同推荐我在台南参选“立委”一事,因为我高调参加阅兵,引起社会观感不佳将生变。有记者事后告诉我,所谓的高层很可能就是马英九方面的意思,但我至今仍无法查证。

  我虽不晓得所谓的国民党高层是谁,但我很清楚这些政客、媒体操作的所谓舆论,与民间真实的观感有很大差距。我爸爸的许多市井小民朋友,包括在台南老家碰到的一般民众,都兴奋地向我打探我见到的习大大是什么样子。一位政治立场偏绿的玉石店老板,因为和爸爸熟识,曾经送我一块象征喜上眉梢的玉,在我和习总书记握手的照片传开后,笑着对我说他的玉应验了。还有过去我常去的便当店老板的儿子,一看到我就问我习大大的事,还说很认同我所讲的要跳脱内战情结,希望我有机会能带他一起去大陆走走看看。

  甚至过去把我当作丑角消遣的名嘴,如今再提起我时,口吻、态度也都变得看重了许多。网络上还流传起许多分析“王炳忠见习近平现象”的文章,说因为我敢于做少数派,所以反而能够突出、得到礼遇,甚至还有人创造了“王炳忠行销学”的名词。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我对行销学其实完全没有概念,我既没有刻意去推销自己或经营人脉,更没有他们所讲的那样复杂的权谋算计。一路走来,我就是我,我以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荣,始终没有改变。但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了。

  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再到2015年的“九三阅兵”及“习马会”,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太多历史性的突破。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有多少大事发生,但我知道这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阶段,而我有幸见证这段历史,同时也在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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