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20日，恽代英在《黄埔潮》杂志第35期发表《党纪与军纪》

　　1926年2月20日，恽代英在《黄埔潮》杂志第35期发表《党纪与军纪》一文，强调党纪与军纪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其文指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应当讲党纪，不必管什么军纪。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所以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敌人，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的。党纪是保障革命的军纪，决不是来破坏这种军纪的。”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他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先后编写、撰写了大批教材、论文来阐发军队建设等问题，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论述尤为突出，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恽代英与黄埔军校的事迹在《黄埔》杂志已有详细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现仅将恽代英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略摘几则以记之。

　　“炸弹”与“微生物”之争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卢作孚应杨森之邀赴泸州出任四川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他以川南为实验基地，以极大热情和改革精神在泸州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革试验。卢作孚在泸州创办了通俗教育会，向民众普及与生活密切结合的各种常识和文化知识，并开展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更大力推进对川南师范学校的全面改革。

　　为此，他聘请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德熙、恽代英出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教务主任。王德熙校长调离后，1922年4月，恽代英继任校长。

　　恽代英很快就融入学校教育改革活动之中。他提出，军阀政府办教育是用它来装饰门面和培养御用爪牙，旧的教育体制除了满足人们的个人主义欲望之外，并不能有益于社会，“高师的训练应该使学生独立自尊，只服从理性，不服从权力”；而教育改革“非先有教育理想一致而又肯向上负责的同志、团体，不能望新教育建设成功”，因此“要学生成为好的革命家，他们必须明了社会进化的律例，与他们所处社会的实况”。

　　到川南师范后不久，恽代英即在校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并迅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还购置《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及外国进步文学名著，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革命思想，恽代英先后介绍了肖楚女、李求实、刘愿庵等来校工作，并利用寒假，率领师生20余人组成宣讲团，到川南各地宣讲进步思想。恽代英还从川南师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沪县中学的“学行励进会”中，吸收了一些觉悟较高的青年，组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青年如余泽鸿、徐经帮、曾润百等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此外，恽代英还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校公有运动”“择师运动”以及“经济公开”运动等等，将川南师范学校的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恽代英和卢作孚在对于采取何种方式救国这一问题上，见解并不一致。一次，卢作孚邀请恽代英演讲。恽代英告诉听众：“我是一颗炸弹。”按照恽代英的说法：所谓“炸弹”，就是要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国。对此，卢作孚当场提出异议，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救国。他还比方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卢作孚与恽代英在救国救亡的方式上意见不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真挚的友谊。正当教育改革试验如火如荼、卓有成效进行之时，却因杨森在一场军阀混战中失败退出泸州而戛然而止、前功尽弃。1923年1月，恽代英、卢作孚先后前往成都。此后，恽代英在革命救国之路上英勇斗争，直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成为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而卢作孚则产生了必须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独立自主办教育的想法，于是，他着手创办民生公司，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用《中国青年》影响一代青年

　　恽代英先后主办过十多种进步的革命报刊，但所办报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属《中国青年》。

　　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大”上，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又递补为正式委员，任团中央的宣传部长，负责“主撰本团机关报并管理各地出版物”。会后，恽代英与邓中夏开始筹备创办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问世，恽代英是第一任主编（此后第二次主编过《中国青年》）。该刊32开本，每期16页，约1万字，发行量最高时达5万份，共出版了168期，长达4年之久，为建党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最杰出的党的报刊之一。

　　当时，恽代英等人是在极其艰苦、非常秘密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中国青年》的。编辑部只有一间狭长的屋子，开会、编辑、看书、写文章、校对、夜间休息都在这里，室内仅有装在两个书架上的参考用书。“为了避开敌人的警察和特务的破坏，常常搬家，印刷是在秘密的印刷所里进行的”，“开始还可以半公开发行，以后变得只能秘密发行了”。

　　在恽代英的主持下，《中国青年》从不同角度为广大青年宣传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探求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动员和鼓舞青年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恽代英借《中国青年》这一园地，开设“通信”“青年问题”专栏等，为青年答疑解惑，与青年讨论政治、文化教育、学习生活、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问题，在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化素质、鼓励青年勇于社会实践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恽代英为《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优秀作者队伍：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陈潭秋、沈雁冰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与革命活动家都是刊物的经常作者，还有国际友人阮爱国(胡志明)等曾为其撰稿。恽代英也是《中国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间，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先后发表文章和通讯185篇。

　　恽代英在办刊过程中，坚持实行群众办报刊的方针，注意和读者的交流和互动。恽代英要求《中国青年》稿件“文字浅显通俗”，“大半用白话文，以人人能懂最好”，并先后刊载诗歌、散文、小说、歌曲、戏剧、寓言、童话、杂文以及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等形式的作品，把刊物思想的正确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起来。《中国青年》曾开展过我党报刊史上最早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编辑部归纳为11条内容及几条关于编辑、印刷形式方面的意见，并据此提出了准备改进的6条措施，于第140期上发表了这一颇有意义的调查总结报告，取得了很好效果，受到普遍的欢迎和称赞。

　　《中国青年》在精心编辑出版后，发行量从最初的3000份逐步增长，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尽管还是秘密发行，但《中国青年》却一跃成为大革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由于恽代英的努力,《中国青年》激励成千成万的青年走向革命，陆定一、杨松、余鸿泽等人，就是在《中国青年》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陆定一还称恽代英为“我的第一个共产主义老师”。

　　与毛泽东的相遇相知

　　受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1917年10月，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等在长沙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两个进步团体很快就开始了书信往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毛泽东主编的周刊《湘江评论》。创刊号刚出版，毛泽东便将刊物寄给武汉的恽代英。恽代英则通过互助社在武昌、汉口等地积极宣传售卖，使毛泽东的文章在武汉进步人士、爱国青年中广为流传。当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声援五四运动的武汉爱国学生后，恽代英立即写下《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声讨王占元的罪行。毛泽东对此文颇为赞赏，随即临时增刊《湘江评论》第一号全文刊登，并附声明坚决支持武汉学生的爱国运动。

　　1919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12月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抵达武汉，并亲往拜会恽代英。两人一见如故。在汉口停留的10天里，毛泽东就住在恽代英处。毛泽东还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罪行，表达了湖南各界人士的驱张决心。毛泽东的文电写好后，恽代英连夜安排互助社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同时还派人用电报的方式传到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的报纸发表，形成了对张敬尧的强大舆论压力。

　　在京取得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返回长沙途经武昌，与恽代英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和武昌青年正在酝酿筹建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在详细了解了书社经营状况、所购书籍刊物种类以及读者情况后，毛泽东明确表示回湘后也要开办一个像利群书社这样的宣传阵地。

　　1920年2月，利群书社开始营业。这年夏天，在毛泽东主持下，文化书社在长沙宣告成立。但书社成立伊始，与外埠出版社联系甚少。毛泽东请恽代英做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在向外埠订购书刊时可以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恽代英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以利群书社作抵押担保，通过积极活动和多方协商，为文化书社购进了大量进步书籍刊物。两个书社还经常互派人员学习和工作。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毛泽东与恽代英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参与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6年1月，毛、恽共同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了中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还经常邀请恽代英来给学员上课，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农民问题。

　　八一南昌起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军

　　1927年7月，恽代英被中共临时中央派赴九江，后转赴南昌。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恽代英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5人组成起义前敌委员会，分析敌我形势，确定起义的时间、地点、起义部队、组织机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

　　南昌起义爆发前，张国焘赶到九江传达所谓“国际来电”，企图阻止起义，遭到恽代英等的强烈反对。恽代英主张必须依靠共产党人已经确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独立军事行动，并愤怒地对张国焘说：“现在南昌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南昌起义胜利后，恽代英任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及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8月1日，在恽代英的布置下，《宣传大纲》以及重要的标语口号已散发到各处，负责演讲做群众工作的宣传队，已深入到南昌城内的大街小巷，系着红领巾的起义军巡逻队步伐威武地在热闹的市区巡逻。

　　8月2日，恽代英在南昌市组织了5万人参加的“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军民联欢大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阐述了“为了挽救革命，反对国民党大屠杀的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斗志昂扬地鼓励士兵和群众，为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捍卫工农阶级的利益，建立革命政权，必须紧紧地把枪杆子握在手中”。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原计划撤离南昌开始南征。恽代英忙着做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每到行军休息时，他总是和战士们一起，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宣传革命必胜，鼓动战士们英勇奋战”。面对南征途中各种困难，恽代英从未说一声劳累困苦，并且还经常鼓励战士们：“革命本非享福与畏难的人干的事。”行军途中，他引导战士们齐声高唱，解除行军疲劳。恽代英与士兵同甘共苦，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大家，提升战士的革命激情。恽代英身患肺病，组织上配给他一匹马，但他总是把马让给有病的或体弱的同志骑，自己穿着一套粗布军衣，扛着背包，肩上搭着一条长布手巾，与战士们一起步行。

　　起义军在抚州、广昌、瑞金、长汀、上杭、汕头等停留时间较长的城市里，都组织群众集会，每次都有恽代英讲话。他向渴求解放的群众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解释革命军的目的和政策。恽代英的讲话通俗易懂，使群众很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