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黄埔军校

　　张申府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1920年夏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建党初期党员之一。他曾参与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是最早进入黄埔军校工作的共产党人，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和进入黄埔军校工作的推荐人。因此，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重要人物，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较早的参与者与开拓人。

　　

　　张申府

　　五四健将，建党先驱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嵩年或崧年，后以字行。河北献县人。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的国会众议员等职。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数学助教。张申府深受北京大学新思潮与时代精神影响，为《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后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及活动。五四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1920年5月，在上海的陈独秀致函张申府，商议组织政党事宜，并就组织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意见。他在信中特别叮嘱张，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李、张一致认为新组织应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1894—1977，天津青年运动著名参与者，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此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张申府是馆长室秘书，当馆长不在时，由他代行馆长事务。一次，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位满口南方土语的青年图书管理员交来一份自己职应缮写的材料或卡片，因为缮写得不够工整，张回忆说，他客气地请对方“拿回去重作一道”，但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快之色，这位青年图书管理员姓毛，名泽东。据赵俪生回忆：“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 “五四”前后，张申府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任《新青年》编委，又参与《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派刊物的创办与撰稿。他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新青年》及其衍生出来的《每周评论》，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就有46篇之多。许多针砭时弊的新思想和欧洲知识界的新动向经他介绍不胫而走，由于他读得多，下笔快，文风犀利，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1920年末，他遵照陈独秀的指示到法国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抵达法国后，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张申府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后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2年，他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思想非常激进，明确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他以“赤”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个人不负罪恶责任》《编辑室杂记》《共产主义之界说》等文章，明确指出：“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吾们只有：革社会之命；调理人之性。”“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他的前夫人刘清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即为妇女界风云人物，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成为好朋友。即使张申府已经退出共产党，刘清扬依然得到李大钊的信任，李大钊遇害前仍任他的秘书。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刘清扬还是武汉政府的妇女部主任，这可以说是她政治事业的顶峰。

　　参与筹备黄埔军校，力荐周恩来入校任职

　　关于参与黄埔军校筹办，张申府回忆称：“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达成了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的成果，这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张申府与蒋介石之不期而遇，成了日后得以入黄埔军校机缘。1924年初春，他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那时的张申府，得到了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充分信任。

　　1924年3月27日，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文明路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参加考试，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他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预订正取生300名，备取生150名。在蒋介石呈上的17名候选待任教官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他于1924年5月12日被孙中山任命为首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1924年5月13日，孙中山任命邵元冲与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4年6月13日，孙中山任命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日，张申府亦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此时的张申府还分别担任孙中山“一武”（黄埔军校）“一文”（时称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学校的教员。显然，戴季陶此时是以政治总教官嬗递政治部主任职，而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被学者认为是入黄埔军校中共第一人。戴季陶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时，就与张申府相识并有深交。此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与戴季陶和张申府交流时，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工作。于是张申府向廖仲恺写了一封推荐信，列出有15名中共党员的名单，排名第一是周恩来。张申府即去信欧洲，致信周恩来早日归来，还为他筹措了从欧洲回来所需路费。

　　1924年6月17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准任张申府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6月20日，张申府被校方正式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获得颁令履任黄埔军校职务第一人（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当时还没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22日，戴季陶因与张继、谢持等矛盾激化，辞去所有职务离开广州。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亲历此事，有回忆记述：“1924年6月18日上午，戴季陶到邹鲁家串门聊天，正巧张继（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也在喝茶谈天。三人在闲聊中说到共产党，戴季陶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便激起张继的反感，张继是极力反对国共合作的，一听到戴季陶此时还在为共产党说话，便指着戴季陶怒骂：你是一条共产党的走狗！戴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这个北洋军阀的走卒，也配来教训我！张继曾为北洋政府幕僚，戴季陶的这一骂正好触动他的软肋。张继恼羞成怒破口骂道：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要脸的东西！并扬手给了戴季陶一记耳光。”随后，两个书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文官在邹鲁家里厮打起来，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奈何他不得，回家后越想越觉得委屈，次日便不辞而别，乘船赴香港转上海。当日由党代表廖仲恺提议，任命邵元冲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 “对于黄埔军校初期政治教育之推进，致力甚多”，邵元冲此时推进的政治教育显然是中国国民党“党义”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等。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要兼顾国立广东大学教职与课程，于是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1924年9月下旬，周恩来到职军校。不久，虽然此时张申府已经离开黄埔军校，周恩来还是借着当初张申府的列名推荐，得以出任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不久，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于1924年11月12日被孙中山亲点为陪同北上的八名文随员之一， 11月13日即随孙中山乘日本轮船“春洋丸”至香港后北上。行程中，邵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此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位置空缺，不久周恩来接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教官。1924年11月下旬，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于是，这位后来的历史巨人从此登上了中国的军政舞台。周恩来曾说过：“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中的‘代表人物’。”正基于此，周恩来认为能进入黄埔军校任事大有可为。

　　　书生意气，党外襄助

　　关于张申府书生意气冲动退党之事，其个人回忆与坊间均有记载。年轻时的张申府有着浓重文人气质，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因讨论党的纲领，与蔡和森等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第287页记载：他的四大代表资格尚未完全确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党之“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退党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奋斗。他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当中是一种理性常态现象。在脱党一年后的1926年3月，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个人秉持与处事风格。他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1935年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在任教清华大学的逻辑课上，他时时置“数理逻辑”于不顾，向学生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冬，他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大学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教学与政治活动生涯，先后在私立广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曾在上海参与酝酿筹建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活动，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兼任国民政府政治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转移到重庆后，他参加国民参政会活动，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于1943年参与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务委员、文化委员会主任和华北总支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直坚持反对内战、力主和平，1947年11月8日，他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和华北各地民盟组织。1948年10月23日，面对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国共决战大局已定之际，书生气十足的张申府，以学者身份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奋力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被认为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受到中共严厉批判。与他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此时也登报斥之为“人民公敌张申府”，并与之离婚。他还受到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将他开除出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彭真、张友渔等人安排，张申府于1949年9月2日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据赵俪生回忆，建国初期有次听苏联专家报告，会后恰与张同行，“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1957年，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未能逃脱“右派”厄运，被划为大右派。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参会代表张申府、刘清扬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78年，张申府获“平反”，1980年代初复出。此时，他有关建党初始之回忆叙述亦逐渐为官方接纳，成为中共早期党史珍稀原始材料。晚年的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还是绘声绘色。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言毕张申府仰天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到此，他还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接着他又比较两人的家庭：“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张申府后历任农工民主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顾问，连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6月20日，在北大医院逝世。

　　“黄埔精神”另类，社会改良先驱

　　在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曾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时有过交集，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在20年代中期退党。他参与了黄埔军校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若论黄埔中共第一人，从时间论断应是张申府，黄埔军校在那个年代显然是中共切入军政事务的首个着力点，政党观念（或是党性观念）薄弱的张申府，显然未意识到其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年轻时的他，充满热情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的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种内心矛盾使他难以释怀。固然，他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罗素主张的改良的行会（Guild）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分开，也可能他是有意“混淆”这两种学说，想以科学、理性来使“革命”不那样“暴力”。舒衡哲（Vera Schwarcz）是美国Wesleyan大学东亚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她从1979年底开始，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对张申府进行多次采访，又花了若干年时间整理与核对材料，最终完成《张申府访谈录》，英文原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译者李绍明将其翻译成《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可以说非常到位。在早期中共的活动家中，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张申府应该算是第一人了，论个人的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也无人能出其右，后一点从他自述的建党和退党经过来看最能说明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与学养相长，他显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罗素哲学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不认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张申府晚年曾对朋友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舒衡哲这本访谈录多少可以弥补一点他的遗憾。在书中不但记述有大量曾经被遗忘、被扭曲、甚至被暴力镇压过的往事，而且写出了张申府个人的思想、禀性、风格乃至音容笑貌。若论思想的深邃和信仰的坚定，他无法同李大钊相比；论处事的机敏和意志的坚韧，他同周恩来差之千里；论为学的专一执着他不如梁漱溟，就是在他自视独步的罗素研究领域，要论起数理逻辑这样的专门知识他也比不上金岳霖。晚年的张申府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在给周恩来信稿中说到自己的治学大病处加入了‘浅尝辄止’四字，因总自感有此毛病。这个毛病与用心过纷是分不开的。”他无疑是一名重大历史事件之过客，有一段时间几乎被世人彻底遗忘。然而张申府在30年代初就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张申府最重视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张申府曾在文中写道：“有了理性，人乃能开通，乃能开明，乃能开发，乃能开展，乃能走到自有的路上去。”张申府在文章中一以贯之他对罗素哲学观点的拥护：他号召追求理性，解放思想。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汇于一处而不彼此抵牾。此与当今时代倡导的“和谐社会”亦是吻合相迎。

　　张申府留存后世的《所忆：张申府回忆录》，尽管存在某些疑问，但是他的回忆还是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出自一个特殊时代中的特殊人物：参与过中共创建的造反英雄；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的译者；爱因斯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思想在中国的引介人；妇女解放的先驱和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被剥夺了话语权整整30年的学林怪人和政界异端。由于战争、动乱、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历史的记录中某些事件的本原已经非常模糊，一些曾被排斥在话语场外的人物，例如张申府，他们的回忆正可补充官方历史中的某些缺失，至少可以同后类文献互为参照，不仅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也会丰富集体记忆与提升民族文化意识。

　　张申府生前曾多次向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说明，早期的中共巴黎小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不是那种列宁式的政治组织。张申府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呢？诚然，他的政治回忆中含有自夸和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看不出存有恶意歪曲历史的意图，他顶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来注释历史，并试图在对逝水年华的朦胧追忆中反刍当年的荣耀与浪漫的理想。这正是张申府之为张申府的所在，也是他无法成为一位真正革命家之缘由。我们当今身处强国强军强盛的伟大时代，更应站得高看得远，在革命狂飚的时代浪潮过后，社会意识形态之延伸与迈向，还有另外一种改良、温和思潮形态存在，张申府所代表的显然是战争、革命、激进、血火拼搏之外的社会中间层面知识界考量之一，他的思想或许与“黄埔革命精神”背道而驰，但他的“和平共享”“避免战争与流血”，却是知识阶层对于社会温良平稳的一种祈求与愿景，无论你承认与否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张申府的研究与理解，将会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以及知识分子心路的理解。

　　参考书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大前后》。

　　2、张申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所忆》。

　　3、雷颐撰文《一言难尽张申府》。

　　4、赵俪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5、张申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所忆：张申府回忆录》。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纪念黄埔军校创建六十周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7、罗家伦、黄季陆主编，秦孝仪、李云汉增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1月《国父年谱》。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九洲出版社2012年3月《蒋介石年谱（1887—1926）》。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华东工学院编辑出版部影印，档案出版社1989年7月《黄埔军校史稿》。

　　10、龚乐群编著，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5月《黄埔简史》。

　　11、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中山全集》。

　　12、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

　　13、冯双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邹鲁年谱》。

　　14、邵元冲著，王仰清、许映湖标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邵元冲日记（1924－1936）》。

　　15、《黄埔建国文集》编纂委员会主编，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年6月16日《黄埔军魂》。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周恩来年谱》。

　　17、秦孝仪主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2月《国父图像墨迹集珍》。

　　18、周恩来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周恩来选集》。

　　19、舒衡哲著、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张申府访谈录》。

　　20、张岱年、张燕妮著，2001年出版《回忆张申府》。

　　21、张燕妮著，1993年出版《先父晚年生活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