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28日，任命邵力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1927年2月28日，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两人于第二天共同出席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成立典礼。邵力子，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一贯坚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有着“和平老人”的称号。在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中，他都是以一个积极赞助者或直接参与者的“文人形象”闻名于世。然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却进入黄埔军校，穿起戎装，以一名“武将”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发展革命力量、维护两党团结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开创一代学风，汇聚革命人才

　　1922年10月，上海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师生在革命思潮影响下，因不满学校的办学方针、混乱的管理制度和低劣的教学质量，派10名学生代表，到《民国日报》编辑部找到邵力子，希望他能支持学生们的改革要求。

　　邵力子当时正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笔，当即答应了学生代表的要求，后由他出面，请于右任担任该校校长，他任副校长。于右任和邵力子又找了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议，决定把“东南高师”改办成一所综合性文科大学，并取名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于右任、邵力子两人出席了上海大学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生动的演说，受到学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1923年年底，于右任离开上海去广州后，由邵力子代理上大校长。

　　邵力子

　　这时，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大革命的浪潮已然掀起。孙中山对上大非常重视，担任名誉校长，视上大为“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的革命学校。广州革命政府也曾多次拨款。李大钊为该校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邓中夏担任上大总务长，瞿秋白担任社会系主任。随后，上海大学又延聘了如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施存统、高语罕、田汉、沈雁冰、陈望道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共产党员和知名进步专家学者任教授课。在上海大学读过书的学生有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丁玲、阳翰笙、张治中等。

　　邵力子代理校长，兼行政、教学、办报于一身，可谓不辞辛劳，虽然在“上大”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任劳任怨，积极从事编定组织机构，募集资金，筹建校舍，聘请教师等活动，并直接担任讲师授课，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为培养革命人才，上海大学新增了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史》及《资本论》等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课程。上大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师生对于课题和问题，往往采取共同研读，热烈讨论，相互启发的方式，为近现代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代新风。上大教学还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在课外组织各种社团，把学术研究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结合起来。邵力子每星期到学校参加行政会议，并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还为学生讲授新闻学和国文名著选等课程。邵力子在讲授新闻学时，不采用课本讲义，多以当时他主持的《民国日报》的评论、报道为资料，生动活泼，使听者津津有味。上大共产党支部组织师生，办起工人夜校、工人文化补习学校，通过识字、学文化，提高工人的觉悟，培养工人运动骨干。

　　从上大诞生之日起，邵力子带领师生积极参加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并发挥了带头和骨干作用。上大师生率先在上海学界掀起支援北京学界反对军阀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司法，蹂躏人权”的斗争；带头组织上海各校女生声援保定女师学生撤换专横无理校长的要求；当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后，其座舰到达上海时,上大学生列队等候江边迎接孙中山并暗中保护。尤其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大学师生率先发起了多次游行示威，并组成宣传队，发传单、写标语、作演讲，鼓舞工人的斗志，还组织“募捐队”，向社会各界人士募集款项，用来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虽然此时已得到广州黄埔军校的任职邀请，但邵力子依然和上大师生投身于运动之中。他发表演说，组织、指挥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如果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被捕，他就去法庭辩论，不许敌人拷打折磨他们。他去打官司，把被捕的师生保出来，做了许多营救工作”。此外，邵力子还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和拍照，记录下帝国主义屠杀上海人民的罪行。5月30日晚，更与瞿秋白等人参加上海学生总会的会议，研究、讨论形势，布置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1925年6月4日，上海大学遭帝国主义武装占据，在邵力子和瞿秋白的领导下，上大师生没有屈服，于6月5日建立了临时办公处，坚持斗争。作为“赤色学府”代校长的邵力子，早已成为帝国主义的“眼中钉”。1924年12月17日，租界总巡捕房就以上大出售含有“仇洋词句”的《响导》周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为名“控告”过邵力子。1925年6月后，由于被法租界工部局下令驱逐，并被上海护军使缉拿，6月中旬（一说7月），邵力子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在黄埔军校身兼数职

　　1925年6月，根据工作需要，黄埔军校本部调整了机构设置，增设了专职秘书机构——校本部办公厅。6月中旬（一说7月），邵力子到达广州，于7月22日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办公厅首任秘书长（掌管重要文件，处理下属秘书处工作）兼政治部副主任。

　　其实，远在接任办公厅首任秘书长以前，邵力子就和黄埔军校建立起牢固的信赖关系。早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成立时，身为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的他（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等职），就曾在上海大学秘密为黄埔军校招生。在邵力子的领导下，上海大学不论是从黄埔军校初建时的师资还是生源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帮助，为黄埔军校输入了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张治中、阳翰笙等教职员和许继慎、王逸常、徐石麟、李硕勋、邱清泉等大量学员。以至于当时“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说在进步人士中广泛传播。

　　邵力子到黄埔军校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相处也很融洽。在军校革命气氛的熏陶下，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并要求中共黄埔支部允许他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参加军校的党组织生活。不久，军校成立筹备校史编篡委员会，邵力子被任命为主席，当选第三届军校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

　　廖仲恺遇刺后，军校政治部主任汪精卫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继任军校党代表。在9月28日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军校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汪精卫联署提名推荐邵力子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由周恩来请邵力子推荐，时任政治部秘书），此提议获得通过。10月，时值第二次东征开始，邵力子又兼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1925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推动下，在北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群众斗争。同时，国共两党正确做出了大力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决定。在李大钊、徐谦的帮助下，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和顾问团，并照黄埔军官学校办法，设立陆军干部学校，并在校内设政治部，聘请徐谦为政治部主任。邵力子奉命奔走于北京、上海、张家口之间，积极传达广州的革命形势、部署任务，联络新闻界同人宣传国共合作精神，并与冯玉祥接洽合作事宜。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力子与汪精卫共同起草二大宣言，并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会后，因上海大学在江湾建筑新校舍等事宜赴沪，并前往北京会晤于右任（据黄埔6期生郑自毅回忆），政治部部务交由副主任熊雄代理（因国民革命军第1军扩编，鲁易被周恩来推荐出任第3师党代表，其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由熊雄接任）。

　　随着军校改组工作正式开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和蒋介石、邓演达、熊雄、严重、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军校改组筹备委员。其间，由蒋介石呈请任命邵力子、熊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得到批准。2月28日，邵力子正式成为改组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并于3月1日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典礼。

　　1926年3月，黄埔军校第4期新生入学。邵力子虽然事务繁重，但仍坚持主讲《三民主义》课程。他对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通俗易懂地讲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解释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和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虽然上大课次数不多，但邵力子十分注意学生提问的要旨，结合当时的形势予以通俗而明确的回答，使学生们对国民革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因此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其间，他还介绍文强等加入国民党。

　　“整理党务案”后，邵力子保留了国共两党的党籍，继续致力于军校建设。6月5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之职，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不久，邵力子被指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于7月29日与同仁话别，离开了黄埔军校。

　　出使莫斯科

　　1926年6月5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之职，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邀请一名共产党代表和一名国民党代表参加执委会第7次扩大会议的通知。中共方面决定由谭平山参加。为取得苏联的好感，蒋介石考虑到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对苏联的态度一贯亲善，且与苏俄已经有间接交往（由邵力子任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该报副刊“觉悟”用许多篇幅介绍新俄情况，还曾于1921年底派遣朱枕薪作为《民国日报》记者前往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于是决定委派邵力子为代表前往参加会议。邵力子接受使命，完成黄埔军校工作交接，于7月29日由广东出发，前往海参崴。临行前，蒋介石找邵力子谈话，交代了“向莫斯科必须提出的要求”，“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并叮嘱其向斯大林转达：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

　　8月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会上瞿秋白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服从组织决定，正式退出共产党。

　　9月，邵力子与谭平山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报告，阐述的是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称“受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派遣前来”，使命是就“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共产国际给予指示”。而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知道蒋介石想独揽党权军权，便建议共产国际，“目前只能同他（邵力子）谈蒋介石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并请他把这一点电告蒋介石”。10月，邵力子几次在农民国际的会议上发言，阐述国民党的政策，强调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提出召开一次远东农民代表大会和建立一个常设的农民问题中心的建议。

　　11月22日，邵力子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谭平山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次扩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继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祝词后，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致祝词。12月，邵力子进入中山大学旁听，并担任国民党常驻中大代表，校理事会成员。这样,邵力子才由“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正式转为国民党驻苏联的代表。

　　1927年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决议原则上通过了与国民党互派代表的决定，确定国民党代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享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18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仅仅在农民国际中设立研究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委员会，由中共方面的谭平山领导，参加者有农民国际、国际土地研究所、远东书记处、中山大学等部门的代表，邵力子也参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接下来还出现过在远东书记处内新建一个国民党“常设会议”以专门处理有关国民党事务的建议，原定吸收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和邵力子参加。但由于鲍罗廷接连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来电报，汇报了他与蒋介石的冲突。鉴于中国国内事态的变化，2月11日，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个建议。

　　此后，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广州电，与鹿钟麟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第三国际主办的反帝大同盟会议。3月29日，邵力子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苏联与国际革命者对国民党占领上海表示的欢欣以及英美炮轰南京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表示感谢。几天后，邵力子接到回信:“共产国际认为,只有在反帝斗争战线中保证工人阶级及其武装部队有相应的地位,中国的斗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久，邵力子接到让他回国的通知。临行前，斯大林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接见了邵力子，并让他给蒋介石带上照片。斯大林写在照片上的赠语是：“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惠存，庆祝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国的解放。斯大林赠”。他把照片给邵力子的时候笑着说：“如果蒋介石真的把工人纠察队缴械，可我却把自己的照片给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此后，邵力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却得知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回国后，邵力子记得斯大林已经有言在先，便把照片寄还斯大林等人，并表态说自己不当“反革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