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维城将军鲜为人知的故事
乌龟墩最聪明的孩子
狄维城祖居胥渚，据说胥渚是古华胥国的都城，现在，胥渚及其周边均属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经过大兴土木，已经很难看出当年的模样。狄维城父亲狄荣庆这一代已经到了晚清。因为这一带历史上统称为胥渚狄家，狄维城的村子称为狄家花园头，但许多人都习惯称之为“乌龟墩”。
狄维城出生于1902年，有关他的历史档案不多，连他的出生日期都不太详细。狄维城的父亲、爷爷出生于有文化、有远见的大户人家。据狄维城的后代讲述和史料记载，狄维城毕业于溧阳平陵书院。平陵书院创建于清乾隆46年（公元1781年）。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废科举行新学，平陵书院改名为溧阳县高等小学堂。当年从乌龟墩到平陵书院必经双桥、码头街，经洋桥过利涉桥，走书院巷再到学校，全程约7里多路，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天天来回走这么远的路，也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但狄家的长辈认为，要使孩子有出息，必须念好书，上好学堂。
狄维城当年在平陵书院的学习成绩门门都是满分，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而且曾经被祠堂长老请去，以他做榜样教育其他孩子。当年胥渚狄家都知道狄维城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乌龟墩的老人们更是口口相传至今。
狄平子和有正书局
狄维城的成长，与一位祖籍在胥渚的溧阳历史人物狄平子密不可分。这位当年康有为唯一的江南弟子、梁启超的莫逆之交、“公车上书”的参与者、中国历史上知名的维新老人就是让自己的族亲狄维城走进黄埔、走向从军之路的启蒙者、引路人、见证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上海也成为运动的中心。这一年的初春，17岁的狄维城来到了上海，来到了狄平子开设的有正书局。
当年，狄平子的有正书局开设在上海的望平街，就是现在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底层为有正书局，二层为狄平子开设的《时报》馆，三层为书报编辑部和狄平子的居室。
狄维城来到上海之时，正是中国处于大变革之际。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正在冲刷着人们的传统意识和腐朽观念。狄维城到有正书局以后，每天早早起来生炉子、烧开水、扫地、擦书桌、掸灰尘、整理书架。但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有正书局的书。这位当年平陵书院的高材生对这里的书爱不释手，一空下来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十年后，其老父亲狄荣庆在田头与乡邻谈到狄维城的学习经历时说，孩子在溧阳平陵书院学习还仅仅是基础，在有正书局他真正学到了不少东西，孩子每次回家，话语总离不开狄平子的有正书局和他所看过的书。从老爷子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狄维城在有正书局工作时接触和浏览了不少革命和进步书籍，这对他今后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狄平子这位维新人士对自己的族亲小老乡也是关怀爱护备至。虽然他们的族辈身份有上下，但在打倒军阀、争取民权、实现共和等政治观点上还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经常探讨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时候会通宵达旦。
1926年初，狄维城经狄平子介绍，到一家大纱厂做文员。一天，狄维城匆匆来到狄平子办公室，告诉他想报考黄埔军校。他的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狄平子的大力支持。狄平子感叹自己原是个文人，后来搞武装暴动失败，最后跑到海外才幸免于难。他深知文武双全的重要性。在狄平子的全力支持下，狄维城报考了黄埔军校4期政治科。录取后，他告别了家乡的父老和妻儿，来到了广州黄埔长洲岛，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和政治学习。
参加北伐获珍贵徽章
狄维城报考黄埔军校时，军校共招考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5个科，狄维城报考了政治科。据史料记载，狄维城所在的第4期是1926年3月8日开学的，按教育进度和计划，第4期的2645名学员应该在1926年10月4日毕业，但是，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打响。狄维城所在的4期学员全部参加了北伐战争。最后，狄维城所在的4期与5期生同时毕业并被定为5期生。
狄维城的后代家中还藏有一块非常珍贵的获奖徽章。这块徽章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章面是紫铜材质，狄维城的像清晰地印在上面，形状呈标准的椭圆，下面有木质基座。据狄维城后人讲述及有关史料记载，这块徽章（奖牌）是国民政府于1936年为纪念北伐战争10周年而精心制作的，奖给黄埔军校所有参加北伐战争的将士。是年，狄维城已经34岁，军衔为少校。
1928年狄维城与夫人周仲莲、儿子狄的真的合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带着妻儿居住南京的狄维城在南京保卫战前夕，把妻儿送回老家，同时把这块极其珍贵的北伐纪念徽章留在了乌龟墩家中，再三告诫家属一定要珍藏好。
现年96岁的狄维城长子狄的真老先生说：“南京陷落前父亲把我们送回家，从此，这件纪念徽章就一直珍藏在我家。”今年已经63岁的狄维城将军的长孙说：“这枚北伐战争纪念徽章一直珍藏在我家祖屋的穿梁洞内，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爷爷留下来的这件东西很宝贵，有时候我会偷偷爬上去拿出来看看。”
深夜，日寇包围乌龟墩
狄维城的妻子周仲莲娘家在溧阳歌岐村，她与狄维城共生育了8个孩子。由于那个年代的医疗卫生条件差，8个孩子中有5个先后死于伤寒。周仲莲也在36岁那年死于伤寒。最后剩下来的是狄的真和妹妹狄曼真、弟弟狄希真。从南京保卫战开始，狄维城一直率领部队奋战在抗日前线，故一直没有续娶。到了1943年，才与溧阳籍的一位名叫方德贤的女子结婚。
1945年3月24日深夜，大批日本兵悄悄包围了地处溧阳城西北角的胥渚花园村，前来捉拿抗日将领狄维城。据南京档案馆资料显示，当时狄维城已经提升为少将军衔，负责江浙两省的策反工作。他当时从重庆经南京潜回溧阳，不幸被敌方特工马力行（又名马瑾、马祥、马进勤）、王奇（又名王咬脐）、女特工周恒等发现，将他的行踪报告了敌驻溧宪兵队军曹富田德。
狄维城的女儿狄曼真回忆：“那年我15岁，早上起来烧早饭，当时天还没亮，因为灶头大锅的木锅盖要拿到村前的池塘里洗刷干净，我就去开门，谁知一开门，涌进来一大批日本兵，吓得我丢了锅盖大叫起来。接着响起了两声炸耳的枪响，带头冲进我家的日本兵叽里呱啦叫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残杀我父亲的日本军曹富田德，翻译马上说，狄将军，出来吧，请到宪兵队走一趟！那天是爸爸和我后妈（狄方德贤）第一天到家，我爸我妈从容地从内屋走出来后，这个日本军曹命令把我父母捆绑起来，遭到了我妈的坚决反抗，谁知这个狼心狗肺的日本军曹上去就给我妈一个巴掌。因为我妈那时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怕捆绑伤了肚子里的孩子。”
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日本的军衔分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士。按理，日军驻溧宪兵队在获知如此重要的情报时，应由宪兵队长直接负责和过问，但此时的日本一线战事岌岌可危，地方守敌严重缺员，军官大都调往前线，驻溧的宪兵队长迟迟没有到位，故率领大队人马前往乌龟墩抓捕抗日要犯的也只能是日本军曹富田德。
狄维城夫妇被捕后，富田德对他们分别进行了提审，结果一无所获。而狄维城也从未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和自己特殊的身份告诉妻子。由于狄方德贤有孕在身，又实在问不出什么结果，富田德只得暂时释放了她。
狄维城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监狱期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讯。据上海军事法庭军事检察官顾永泉起诉富田德的起诉书记载，富田德直接指出狄维城是少将军职，两次攻打溧阳县城造成日军死伤，并以利益诱其投降。狄维城见身份暴露，坦言：“余投身军旅，在国家危亡之际，能率部抗敌，乃为黄埔军人责职所在。”富田德阴笑着说：“自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政近百万人归顺日本，岂是你狄将军一人可挽大局？”狄维城平静地答道：“中国是一个古国，难免有许多残渣，在她团结成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会暴露许多缺点，可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神圣的，你一个军曹岂可在堂堂黄埔少将面前妄放厥词！”富田德冷笑道：“可惜你的所谓精神连同你的生命都将被我们消灭了。”狄维城昂首答道：“余至此，对于己身已毫无挂虑，中国军队已胜利在望！尔虽顽劣至死也不能阻止日本战败之惨局。”“余坚信，区区日本四岛纵有天大狼子野心也断无亡我中华之理！”
起诉书中记载：“本年6月4日夜间，富田德率其部下宪兵6名，以草绳捆扎狄维城之双目以及下颌，以布条紧缚其口以禁其呼救。然后将其一再高举摔地至昏厥后盛装于草包内由两士兵负之所出，因发现狄维城尚未气绝仍如前法复将其高举摔地遂致殒命，后以尸体置放于预为扣留之渔船内，驳运至对岸三尖渚荒地（现溧阳市高静园）后将尸体由草包中取出。被告（日本宪兵军曹富田德）以所携之刺刀宰割死者之头颅，并刺戳死者之腰部，又因所挖之泥潭太小故斩断死者之左手及右臂，以草绳扎紧，草草将尸体卷埋泥潭后，以垃圾及瓦砾覆盖其上。”
日寇这一暴行被渔民周洪宝、江锁林亲眼看到，二人成为战后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凶手富田德的有力证人。狄维城将军被日寇残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狄维城的亲属那里，狄维城的父亲狄荣庆和狄方德贤以及胥渚的亲属们迅速前往收尸，却遭到了富田德的阻拦，他们架起机枪阻止收尸的亲属。乡亲们和亲属们只得退了回去。值得一提的是，在狄维城被日寇关押期间，新四军曾组织力量对他进行营救，终因敌戒备森严未能成功。
寻找杀人凶手“六指头”
狄维城的女儿狄曼真是当年父亲被抓时的主要见证人。就在日本军曹举手打后妈狄方德贤的一刹那，眼尖的小姑娘分明看到了这个凶神恶煞的日本人的手掌上好像多了一根手指头，这就是溧阳民间常说的“六指头”。
第二位知道富田德是六指头的就是狄维城的妻子狄方德贤。狄方德贤与丈夫一起被捕后，身怀六甲的她被押解到驻溧日军宪兵队（现高静园对面宝塔湾鲁仙宫旁），为了撬开狄维城的嘴巴，富田德首先提审了狄方德贤，谁知狄方德贤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刚烈女子，她怒斥富田德抓错了人，自己的丈夫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新四军，更不是什么将军，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富田德气得暴跳如雷，六指头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六指头的拳头把他面前的桌子擂得砰砰响。这一幕给狄方德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狄维城将军被日寇残杀两个多月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举国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狄方德贤生下了狄维城将军的遗腹女，取名狄爱真。随即，狄方德贤和狄维城将军的直系亲属开始了举报和起诉杀人凶手及汉奸的追讨过程。
当年，国民政府迅速把此案定为重大案件处置，首先把几名密报并出卖狄维城将军的汉奸抓获归案，上海军事法庭立即将日本军曹富田德列为战争罪犯通缉。1995年，已经65岁的狄曼真回忆了当年抓获战争罪犯、残杀狄维城将军的元凶富田德的精彩而难忘的一幕。
国民政府通缉令发出后，富田德犹如人间蒸发，不见了踪影。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富田德的军衔仅仅是军曹，不是军官，很有可能是混在士兵里随第一批战俘被遣送回日本了，但是，第一批遣送的名单中没有富田德的名字，而下一批遣返的日本战俘又即将启程回国，这让上海军事审判战争罪犯法庭十分着急，再次派稽查队把即将登船遣返的日本士兵逐个检查，仍没查到。高检官急中生智，急忙把此案的关键人物也是证人之一的狄维城遗孀狄方德贤找来，让她跟随稽查队到上海码头查找罪犯富田德。这次狄方德贤女士可立了大功。在船上，她与稽查人员一个一个舱位寻找，在离开船前半小时，终于在最底层的舱内发现了富田德，但老奸巨猾的富田德已经改了名字，他否认自己是富田德。狄方德贤立即厉声说：“把你的双手伸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富田德乖乖举起了罪恶的带有六指头的手。
枪决富田德现场回放
据有关史料记载，富田德被执行枪决的这天，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符树德和书记官袁庸庆、翻译官罗涤及宪兵独立第3营第2连班长马玉生及宪兵4名，来到提篮桥监狱，签发提押犯人的书面凭证，将富田德提解出监房。看守呼喊富田德走出监舍，富田德知死期已至，面呈惨色。他身材不高，面颊偏瘦，脸色青绿，身穿黄色日本军服，戴军帽，系同色皮带、绑带，脚穿淡黄色长统皮靴，军衔及肩章均已摘除，宪兵上前对富田德搜身，富田德用汉语回答：“请勿搜身，我没有什么东西。”他边说边将纸包一封、绢布包一个、书信6封交给监狱看守，告诉他们把这些东西转交其家属及位于上海江湾的战犯拘留所等处。
9点55分，富田德被看守从监室提押至监狱空地上临时公案前站立。此时，书记官袁庸庆提笔在手，准备记录，翻译官罗涤亦聚精会神准备翻译，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各报记者都注视着富田德。
检察官符树德对富田德验明正身后，对他郑重宣布：“今奉国防部命令，今天将对你执行死刑。你有什么遗嘱？”3个多月前已被判处死刑、早有心理准备的富田德回答：“我知道这一天总要来临，我要写遗书。”
经检察官批准，让富田德当场写遗书。富田德向法庭要了一支铅笔，在左边小桌上，于十行竖式信纸上开始写，由于他内心极度紧张，手在发抖，并频频抚摸头部，作沉思状。在遗书结尾，署年份时，仍然署日本昭和二十二年（即1947年）。富田德写的第一封信为：“江湾拘留所队长以下各位：八月十四日午前十一时命终，我活了二十九岁……以后事情托丸山、野口、森下三位照料，祝各位健康！……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富田德。”
第二封信为：“我的爱妻津江静子：我的生命到今天为止……我的灵魂永恒地跟随母亲和你。纸短情长，珍重珍重。昭和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夫富田德。”
写到这个时候，富田德向罗翻译官要求吸支香烟。罗点头答应，在边上的《大美晚报》记者吴某递过“骆驼牌”香烟一支，经过短暂的吞云吐雾，富田德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然后继续写第三封致其母亲的信，称自己死后灵魂永随母亲左右。内容荒谬绝伦，至死不悟。
富田德遗书写毕，法庭命令对富田德加绑，宪兵准备用白色细绳将其双手反绑。富田德顽固反抗，竟然向法庭说：“我是军人，可不用绑。”为此，法庭对富田德训斥：“不许污言秽语，必须老老实实。”宪兵上前对富田德强制绑缚。当时富田德神经紧张，汗流满面。他走向刑场内预置的“行刑椅”（木制的高背椅子）坐下。独立第3营第2连班长马玉生举起盒子枪，正义的子弹射中富田德的后脑，由口而出，门牙打落，四枚金牙仅剩其一，当即毙命。时为10时25分。宪兵即以白布覆于富田德尸体上，由日侨互助会收尸。收尸人为日本人松冈博明。
当年溧阳最隆重的追悼会
抗战胜利后，史燮臣任国民党溧阳县党部书记长。狄维城在关押期间曾和史燮臣同拘一室，其学识和为人深为史氏钦佩。战后，史燮臣慷慨资助狄维城家属和证人前往上海军事法庭作证。据史料记载，发起追悼大会的是当年溧阳以周雨镐为首的一批社会知名人士，这自然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遂逐级申报，最高当局很快下达指示，不但要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还要追授狄维城陆军中将军衔，并明令褒奖英烈，抚恤烈士家属。因此，溧阳县政府立即组成狄维城将军追悼会筹委会，并召开追悼会筹备会议。
当年家住胥渚花园村，原溧阳矿山机械厂退休的狄老先生回忆：“抗战时期，我们常见狄维城拄着文明棍，穿着长衫和一些有地位的人打交道，后来被日本人杀害后才知道他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少将策反专员。因他曾和新四军有很好的关系，在他关押期间，新四军曾对他和其他人员进行过营救，可惜因敌人关押森严未能成功。他在乡里有很高的声誉，乡人都喊他狄家大先生。他关押期间，几个大村每户出银一块，准备保他出来，但日本人知道了他的军职身份，营救又失败了，很是可惜。日寇投降后，溧阳给他举行了追悼会，非常隆重。那年我15岁，松柏门楼从码头街一直搭到我们村上。”
2018年，狄维城的儿子狄的真（左一）与抗战老兵合影。
1946年，国民政府于烈士牺牲一周年纪念日，在狄氏公祠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追授狄维城陆军中将军衔。那天，从三尖嘴（现高静园）烈士牺牲地起，一路都是青松翠柏搭建的门楼，一直搭到胥渚狄氏公祠的追悼会现场。整个溧阳古城街道两边站满了哀悼的人群。狄维城的孙女狄晓美女士回忆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村上的老人就告诉我，你的爷爷死得很惨，但死得很光荣。开追悼会那天，政府把万古长青的松柏搭建的门楼，一座一座从城里一直搭到我们村，搭到我们祠堂，好几里路长哟，你爷爷真为我们狄家挣面子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