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与黄埔军校
陈济棠将军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雄据华南叱咤风云的广东军政人物，借着其在广东早期军队中的影响力，对黄埔军校的创立颇有支持。他创办的广东第八路军军官教导队，在黄埔军校广州本校结束后，续办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两期，为黄埔军校在南京以外之地方延续，及对于现代军事（军校）教育多有策划和奉献。
追随孙中山革命，在粤军中崛起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县汉族客家人。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东兴马路镇客家人聚集区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代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他的影响较大。他6岁入私塾启蒙，8岁丧母。少时秉持孝道，待人接物总显忠诚，故颇受前辈称颂。16岁时应乡试，榜列第三。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先在县城习警政。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受训，陆军小学校址即后来黄埔军校创办时延用校址，就读期间结识了一大批而后影响广东军政界之粤籍军官。1908年春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转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学习，1913年毕业，在粤系军队任排长。1915年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战争。失败后，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林虎部，续任连长。1917年奉命率部驻防阳江剿匪，率先以工兵作修桥建设，因而积功升任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后脱离林虎部。
陈济棠
1920年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即邀陈济棠任该师第4团第1营营长，时旧桂系沈鸿英部攻入粤北连山一带，邓铿即调第4团加入阻击战事，陈济棠率第1营兵力，在阳山县城北高地击败沈鸿英部一旅之师，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得到师长邓铿大力嘉奖，奖赏第4团500银元，此为陈济棠练兵以来第一次以取胜战果并获殊荣。其间部队在高州休整，在松林坡村一次赶集时节，有缘结识当地淑女莫秀英（原名漱），后与之结为终身连理。
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反对孙中山，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与军事反叛行动，第4团团长陈铭枢因犹豫其事，不久离职去南京，第4团暂时由陈济棠统领，率部回驻肇庆，不久，陈济棠实任第4团团长。1922年12月底，孙中山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表示支持孙中山。此时，奉陈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的叶举，路过肇庆，逼第1师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在李济深的布置下，陈济棠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配合滇桂军合力进攻，击败了陈炯明的叛军，重新占领广州。
1923年1月23日，陈济棠升任中央直辖第4军（军长梁鸿楷）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2旅旅长，首度位列将官行列。率部随驻江门整训。1923年4月旧桂系集团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粤军第1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2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了西江。1923年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广东西江督办公署，李济深任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此后奉李济深之命，与徐景唐等曾三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协助新桂系军事集团统一广西。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初创时期，陈济棠在自传稿写道：“民国十三年，总理希望扩军，并成立黄埔军校，时由蒋先后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共同负责军事干部之培育，所有干部多由本师抽调，如陈诚、钱大钧、邓演达、张君嵩等都是本师同志。”此外，另有粤军第1师军官参与黄埔军校初创，如：邓挥，原粤军第1师西江讲武学堂炮兵教官兼炮兵队长，聘任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总队炮兵队队长；古鼎华，原建国粤军第1军第1师第3团参谋，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步兵科第10队队长；严重，原建国粤军第1军第1师第3团团附，任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教授部战术教官；吴嵎，原粤军第1师西江讲武堂炮兵教员，任黄埔军校第1期特别官佐；陈适，原粤军第1师西江陆军讲武学堂学监兼军务科科长，任黄埔军校第1期管理部副主任；赵锦雯，原粤军第1师军官教育班教官，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第1团第3营营长、管理处处长等。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1925年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委陈济棠任第11师师长，统辖第31团（团长余汉谋）、第32团（团长邓世增）、第33团（团长黄镇球）。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后，陈济棠留守广东。1926年7月24日，被任命为钦（州）廉（州）属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26年秋冬间，他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虽然他自诩“中山先生坚定追随者”，但他却并不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驻北海期间，他施行压制工农运动，排斥进步青年政策，他与胡汉民、古应芬等国民党铁杆右派来往密切，是国民党内部最早倡导“清党”者之一。此外他又使其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税，从中牟取暴利而引发各方不满。1926年12月底，他暂辞去第11师师长职，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名义，带职率领政治部主任林翼中等，暨空军及其他技术人员20余人，赴苏联交涉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人员等事宜。1927年夏回国返抵南京，将赴苏联考察情况在总理纪念周作公开报告。此时广州的李济深及各团长，均来电敦促他返回第11师复职。嗣后回广东复任第11师师长职，扩编第11师军力，培植自己在粤势力。随后使叶挺、贺龙所率南昌起义军入粤计划受挫。他还平定了张发奎、黄琪翔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夺取广东的“张黄事变”。
1927年9月15日，陈济棠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连立“大功”的陈济棠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器重，1927年10月1日，广东临时军事委员会分会决定将留粤之第4军改编为新编第4军，1928年3月18日复称第4军，他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4军军长，统辖在粤军队第11师（师长余汉谋）、第12师（师长香翰屏）、第13师（师长陈章甫）等部，同时委任为广东西区善后委员。西区包括统辖广州市、广府属及四邑、西江等地区，地域辽阔富庶，由此奠定了陈济棠称霸广东的根基。
致力创办黄埔序列军校教育
1927年9月，广州黄埔本校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迁移南京，复办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因黄埔军校前5期招生过剧，官生人数剧增，原校址办学授课场所偏小，于是选择场地宽阔、历来为练兵之地的广州东郊燕塘，设置为入伍生训练基地，渐次成为黄埔军校燕塘校区。随着黄埔本校迁移后，陈济棠逐步掌控广东军政大权，以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指令在燕塘设立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以此储备粤系军队军官人员。1928年间，陈济棠率军在白坭塘战役战胜了张发奎桂系联军，他认为自己过去所办的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训练出来的军官在战役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于是决定派原军事教导主任杜益谦负责筹办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他取名“军事政治学校”，意涵延续黄埔军校办学之先风，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1927年秋，正当广州黄埔本校学生拟迁移南京之际，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燕塘组织干部学校，拟招收学兵施以士兵教育，备广东省防军之用。至1928年7月，南京为统一教育起见，电令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将干部学校取消，即在燕塘改设置入伍生部，并招生计录取入伍生800名，编成一个大队。1934年6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10周年之际，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印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稿》第二册第248页对此亦有如下记载：“入伍生：当十六年秋黄埔本校学生拟迁宁之际，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燕塘组织干部学校，拟招学兵施以士兵教育，备广东省防军之用，至十七年五月中央为统一教育起见，电令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将干部学校取消，即在燕塘改设入伍生部，派李扬敬兼入伍生部部长，唐灏青为副部长，并开始招生，共录取入伍生八百余名，编成一大队，以欧阳新为大队长，内分五中队。”以上段官方出版物之文字记述分析，作为国办军校的主持方：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未认同此时在燕塘开办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承办之干部学校属于“黄埔序列教育”性质，只是允许承办入伍生部训练。
其间，广东军政局势朝向有利于陈济棠方向发展。1929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颁令委任他为广东省部队编遣特派员。其间，他奉命将广东部队按照军事委员会下达的5个师编制完成编遣。1929年9月3日免特派员职。1930年1月1日，他获颁二等宝鼎章。1931年1月1日，获颁一等宝鼎章。1931年5月3日，陈济棠以第八路军总指挥领衔，偕师长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杨鼎中、朱为珍，第四舰队司令官陈策，独立旅旅长黄任寰、张瑞贵，虎门要塞司令官陈庆云，航空司令官黄光锐联名响应古应芬等弹劾蒋介石之通电，要求蒋引退。通电谓：“今蒋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吾辈沐孙总理之遗教，受国家之豢养，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有伸张正义之举。谨以至诚，昭告天下：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谊所在，义无反顾。”陈济棠反蒋通电发出后，粤军调动频繁。
1931年，他主持在广州城郊燕塘，即原黄埔军校燕塘校区，开办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以示延续黄埔广州本校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血脉。陈济棠在“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同学录”题序写道：“余系同学录之刊，非徒藉以通声气，联感情已也，必同心同德。有信仰，有团结，同学之精神，诸生刻苦力学瞬经三载……然而一时之结合，非永久之结合也，形式之结合，非精神之结合也，果何道之从哉？则惟亲爱精诚四字……本校继承总理遗志，自成立（军官）教导队，递嬗递进，以迄于今，毕业者先后十余班，员生都凡2000余人。今诸生又脱颖矣……所望人人遵奉主义，一德一心，以所谓亲爱精诚者相，极之时移势易，终始以贞节操，以固金石，窃谓所以为永久精神之结合者在是。即所以光大我革命事者亦在是。”
1931年6月2日，以陈济棠等为主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任命陈济棠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1931年6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举行“北伐”誓师大会，陈济棠将所部扩编为150个团15万军队。1931年6月19日，广州“国民政府”第七次国务会议决定：任命陈济棠兼任第1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杜益谦为该校副校长。粤桂两省以此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势成南北军政对峙局面。
1932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粤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决议取消广州国民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决议，设置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陈济棠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为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常务委员之一。1932年3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令委任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为粤桂闽赣滇黔6省绥靖主任公署主任。1932年4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兼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置之不理，仍旧延用第1集团军总司令及其番号。1933年3月23日，蒋介石电委陈济棠代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934年7月30日，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第1期学生毕业典礼，校长陈济棠检阅学生操典并致词嘉勉。1934年10月10日，陈济棠主持第1集团军阅兵仪式。1935年4月2日，国民政府特叙任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列同时叙任8名一级陆军上将末位。1936年1月1日，他获颁一等云麾勋章。
陈济棠主持开办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利用广州东郊沙河燕塘原有旧营房为校址，面积有四、五平方公里之宽阔，可训练2000—3000员生，还可开办各种名目的训练班。陈济棠自任校长，副校长有杜益谦、林云陔（后以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任）、林时清、李扬敬，教育长郑楷、罗植椿（后任）。设置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预科、军官班、政治深造班、政治班、入伍生队、化育班等。步兵科科长李启颐上校，骑兵科科长刘荫予上校，炮兵科科长高汉宗上校、陈崇范上校（后任），工兵科科长萧祖强上校，战术学主任教官陈寿昌，上校战术教官有方既平、龚志鎏、吴沧桑、李如枫等，地形学教官罗邦上校，军事学教官叶实棠上校、曾匪石上校等。另有政治训练处主任区芳浦少将，少校以上官阶政治教官21名，军事训练办公厅主任许廷杰少将，副官处处长齐公恪上校，经理处处长云侯上校，步兵科大队长詹开英上校，政治深造班主任林翼中，政治班主任黄麟书少将，军官班主任许廷杰（兼任）、卜汉池、陈定平，军事深造班主任陈师少将。另聘请被南京解聘的德国顾问林德曼为军事顾问。在军政训练方面，延揽林翼中、黄麟书、区芳浦等。1931年夏，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正式招收第1期学生，随后陆续招收各种班别（期）学生，以及各期军官训练班、军士训练班等，学校规模骤然成为大兵营，燕塘校区连接广州天河军用机场，练兵习武及航空训练连成一片。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延续黄埔军校系列校务管理，设立管理学科与术科教官数百人，学生班则依次按照大队、中队、分队设置。后设立政治部，管理军校党务，并挂牌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党部于政治部门前，每届学员必须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教学师资，主要源自广东第八路军军官教导队、军士教导队的军官，还聘请了广东省政府教育、民政、财政、建设厅的有关科长，及国立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教授、讲师兼任授课教官。陈济棠为了加快培训高级军事人才，特别开办了原教学序列没有的政治深造班和军事深造班，一方面从所属部队遴选有军事学基础的中下级军官为学员，同时还聘请国内外陆军大学出身的高级将领为教官，此外还聘任德国顾问林德曼、沈适度等外国专家为军事顾问。聘请的各科教学之战术教官则主要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校毕业生充任。该校办理期间，累计聘任各类辅助教职人员五六百名。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设置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学科与军事学科，先后开设有政治学、经济学、国防地理、中外历史、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日语、地方财政、地方自治、地方建设、地方教育、民法、刑法、宪法、语言文学、史记、循吏传、孝经、四书等课目，皆由省政府各厅科长或大学教授授课。军事学科主要有步兵操典、战略概论、筑城学、测量学、地形学、战术纲要、野外勤务、战斗射击、兵器学、爆破学、航空学、外军战例等课目。
由于军校是以陈济棠意旨开办的，学员完全按照陈济棠所属部队例行军事化管理，新入校学生先进行半年的入伍生训练，然后分科编入各班进行军事与政治训练，目的是为陈济棠所属粤系军队培养军事、政治人才。该校后期，开始培训第四路军各师旅团编余军官，后招收高中和大学青年学生入校，并从部队遴选基层军官编入各类军官班、培训班等。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共招收学员3期、军官班8期、政治深造班2期、军事深造班1期、经理班1个队，以及高射炮兵队、战车队、迫击炮兵队训练班各1期。依据招生规定，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班，一般招收高中毕业青年学生，报名时须具有文官荐任以上、武官少校以上军官的保证书（介绍书），再通过口试、面试、笔试后公榜录取。军官班学员则抽调各部队下级军官，轮流带薪受训。政治深造班名义上隶属军校，实际上是自成一家，1932年开始先后举办了两期，学员近1000名，成立1个大队，下设5个中队。该班高级组为第1中队，普通组为第2至5中队，修业时间两年。高级班学员，招收和遴选一些留学生、大学毕业生、省参议员、卸任的县（市）长等，目的是培养广东省级中上层政治干部，每月发给津贴50元。普通班学员是招收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目的是培养广东省级中下层政治干部，每月发给津贴30元。军事深造班是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学员由粤系军队中遴选具有军事学基础或潜质的中下层军官组成。以上各班均发给军校统一服装、鞋袜、被帐及相应生活用品，卧室为铁床，伙食标准较高。同时成立高射炮兵训练班、战车队训练班、迫击炮兵队训练班、特务人员训练班等训练组织，这些训练班招收粤系军队中挑选出的士兵进行轮训，没有固定的修业时间，训期3个月或半年不等。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共招收3期学员班，第2期学员班尚差一年毕业时，即移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继续培训。第1期招收并录取学员1000名，分为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步兵科学员编为1个大队，下分6个中队，约700人。骑兵科设置1个学员队，学员40名。炮兵科与工兵科各招收200人。第2期以南方多山及牧马训练困难而停办骑兵科，开办了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通讯科。第3期学员招收出榜时，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则改组并移交。此外，军官班前后续办8期，每期抽调粤系军队之学兵500人，先后集训了四五千人。政治深造班设置学员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先后举办两期，结业学员1000余人。军事深造班学员设置1个大队，学员100余人，只办了1期。经理班学员设置1个队，学员有120人。此外，高射炮兵队、战车队、迫击炮兵队训练班则抽调人员不等，属于短期训练班。
1936年秋，依照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铨叙，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第1期的步兵科毕业665名、骑兵科毕业30名、炮兵科毕业100名、工兵科毕业93名学员，依据黄埔本校排列为第11期第4总队，学时累计两年10个月，学员学籍则比叙为黄埔军校第11期，以此正式纳入黄埔序列。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第2期学员，则比叙为黄埔军校第12期第3总队，步兵科397名学员，学时累计3年4个月；炮兵科毕业353名学员，学时累计4年1个月；工兵科毕业60名学员，学时累计4年1个月，通讯兵科毕业83名学员，学时累计4年1个月。1936年“六一事变”后，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广州分校，直隶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经费、教材收归军政部，行政系列隶属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此军校所执行的各项制度、训词、誓词、校训、校歌及分校条例，多与黄埔军校本校相同。
自广东军事当局主旨在燕塘开办军校，至1936年秋该校收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对于前面所办军事教育之性质，才有了追溯与认同。有资料记载：第四（广州）分校，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设置教导队于广州燕塘，旋即扩充，并更名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8月改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1937年12月迁移广东德庆，1938年1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1938年10月迁驻广西宜山。因此可见，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系僭越办学在前，官方追溯认同在后，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曲折过程。
致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与教育事业
陈济棠1929至1936年在粤主政期间，对广东发展颇有建树。其中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以及广州30多条马路等市政建设成绩显著。他提出“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他认为“为政在人”，因此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实行考试，以资选拔。他还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提倡民办中、小学校，设立图书馆，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短短3年间，广东全省小学和中学分别增加了400余所和60余所，小、中学生人数分别增加了14万和1.6万人。他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校舍，筹办勷勤大学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其中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他主持下先后创办的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为推进广东建设，他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宣传四维八德。在他主导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拟订《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对教育和社会发展有较多关注，在计划实施中广东教育经费1935年达503万元，比1930年增加132万，占全省预算10.8%。他还热爱中医，主持成立广东仁爱善堂向贫苦者赠医施药。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关中医政策的制定纷争未已，陈济棠主导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则多次为中医发言争取权利。1934年，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李宗仁、邹鲁等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陈济棠这些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在当时“全盘西化”、民族自信完全丧失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
他在推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也作出不少努力，广州的基础建设蓬勃发展：建设中山纪念堂（1931年11月建成）、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1933年10月建成）、中山大学石牌校舍（1932年至1934年建设）等。广州商业重点放在了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及西濠口等地，鼓励商贾摆摊设档，各界商人、华侨和官僚投资办起一大批戏院、茶楼、酒店，中山戏院、新华戏院、金门酒店、新华酒店、新亚酒店都是当时建起的，这些新戏院“华靡阔大，惟上海有之，平津之平安、大光明、真光诸院，殊不足与之比”。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扩大至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惠爱路和上下九以及西濠口，列为广州中心商业区。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三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办起展销会，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进一步发展贸易，如“舶来农副产品”“外国削价商品”展销，对外则有“广州市展会”，组织“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荷印（荷属印度）华侨归国考察团”，一时间市场繁荣，贸易兴盛。广州有酒店旅馆291家，方便客商的往来住宿。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他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这些工厂企业在广东乃至南中国颇有名气。在陈济棠经营下，广东“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为了改变广州城市旧貌，他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广州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占地1.1万平方米，楼高64米共15层，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大楼。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有了较大发展。广州市区许多马路，都是那时候开辟的，像米市路、六榕路、朝天路、光塔路，等等，大量骑楼建筑也是那时涌现。至今仍令广州人深感骄傲的三大建筑：中山纪念堂、海珠桥和市府合署，都是在陈济棠治下建成的。据资料显示：1928年前，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据此广州从传统的“城池”，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陈济棠功不可没。
在陈济棠主粤期间，还为家乡创办了防城中学、防城医院、慰慈救济院等新式民生机构。1929年冬他捐出巨款，在防城的文武岭（今防城中学校园内）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定名为“谦受图书馆”（以其父字），该馆于1931年9月建成。正值他总揽广东军政大权，势力强盛上涨时期。国民党汪精卫、元老谭延闿以及一大批国民党政要、名人都给这座图书馆捐赠图书，陈济棠也四处托人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购进了大批图书藏于馆内，到20世纪30年代末，谦受图书馆的藏书量达10万册。此外还有多项建设：一是建立茂名飞机场。民航设茂名（今高州）—广州航线。十日一班，曾试航数月，此机场规模虽不大，但当年建县级机场实属罕见。二是建设鉴江桥。1935年2月26日正式动工，翌年2月25日竣工。此桥是鉴江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水泥永久桥，该桥横跨高州城西门街口与西岸村头的鉴江河面，全长152.5米。此桥曾被日机炮弹击中一次，洪水摧垮两节，后经修复今仍为交通要道。三是设立高州德明中学。1934年1月，为了纪念孙中山（别号德明）先生，于香港创办德明中学。1940年又在茂名县城南车仔岭创办德明分校。解放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接办，改为高州第一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四是创立了广南医院。陈济棠利用其特殊身份，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物资中拨来大批建筑材料、医疗器械和药品，作为开办之用。该院于1949年秋建成，建设面积约1330平方米。后广南医院同原公医院合并，更名为高州人民医院。
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陈济棠还做过一件大好事。在红军长征前夕一次绝密谈判中，陈济棠与周恩来达成瓦解“围剿”之五点协定：1.就地停火；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相互通商；5.相互借路。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失败，他依然信守协议，网开一面，红军顺利突破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踏上二万五千里北上抗日的征途，实现战略大转移。
“南天王”终结，转营农林与地方政务
在国民党党务任职方面，1929年3月27日,陈济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桂战争起，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在汤山，陈济棠支持蒋介石。他升任第4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192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集团军总指挥，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广东党政军大权，人称“南天王”。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1931年11月22日,陈济棠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比较前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又进了一步。1931年12月28日,在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此时，粤籍中国国民党元老古应芬逝世后，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1934年12月,陈济棠再度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5年11月22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名列第34位，比较前两届名次排前许多。1936年，国民政府为纪念北伐战争胜利10周年，对当年北伐誓师时师长以上将官颁赠勋章。1936年7月9日，他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10周年之纪念勋章。
“南天王”之终结，缘于蒋介石集团军事策反的顺利成功，两广事变由于迅速和平解决，避免了近百万军队交战。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陈济棠与蒋介石本来就没有多少深厚渊源和私人关系，蒋介石当年任粤军参谋长时，陈济棠才是个粤军小连长，更不属于“黄埔嫡系”，因此，他被遗弃与下野亦属正常现象。1936年7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决定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以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1936年8月30日，陈济棠正式通电下野，出国赴意大利。其随行人员有：林翼中、区芳浦、黄麟书三名原省政府厅长，及温泰华、梁植槐夫妇等，先后访问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捷克、奥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等国。1937年9月初抵达香港，广东军政当局派代表香翰屏、李大超赴港迎接，偕同返回广州，继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考察欧洲情形。陈济棠愤于日寇侵犯，与夫人莫秀英商议，将家产变卖成现款，捐赠国家抗战之用。1937年12月4日国民政府颁令：“行政院呈，据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呈报，陈济棠先后汇捐款港币七百万元，充作国防抗战之用，据情转请鉴核特予奖励等语。查陈济棠慨捐巨款，用济军需，爱国热忱，深堪嘉尚。应予特令褒奖，用昭激劝。此令。”这在当年国难当头之际，算是一项义举。
南京沦陷前夕，陈济棠随国民政府赴武汉，1938年1月13日，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39年11月20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六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0年3月15日，国民政府颁令任陈济棠为农林部部长。1941年12月23日，陈济棠辞去中央常务委员职。1941年12月26日，陈济棠辞农林部部长职。1942年1月27日，国民政府颁令：国民政府委员许崇智、陈济棠辞职照准，选任刘哲、许崇灏补充。1942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十次中央全会再度通过陈济棠为中央常务委员。1943年5月15日，被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监察会聘请为中央干事会指导员。1945年5月20日，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5月31日，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陈济棠夫人莫秀英1947年因病在广州梅花村逝世。1947年9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当选为党团合并后之中央执行委员。陈济棠于1949年秋将捐资创办的珠海大学迁移香港续办，更名为珠海书院，还将广州德明中学迁移澳门续办。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前夕，他赴台北受聘为“总统府”资政。1950年7月22日，在台北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被聘任为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10月18日续聘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陈济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欲在台设德明中学校，1954年11月3日晨，到台北“风化区”探测办学校址，突患脑血管栓塞症，卒于村舍。获厚葬于台北市新北投。陈济棠举殡时，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仗。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1993年，随着两岸关系好转，陈济棠墓地从台北市迁回广东湛江市麻章区湖光岩风景区西侧，并与其夫人合葬于此。1997年，陈济棠夫妇合葬墓被湛江市人民政府立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结语
以军人出身的陈济棠，具备了近代地方割据军阀之突出特征，军人作为那个时代“强权称雄”的人物，一方面有着统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实权，同时对于该区域社会建设与文化教育亦起到相当大的主导作用。据现存史料所载，有不少地方军阀在割据称霸时期，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维护一方利益，在促进区域的文化、教育方面也多有积极或进步的作用和影响。部分军阀在历史作用方面之“两面性”（或双重性）表现，渐为当代学者普遍认同。陈济棠是那个时代赋予的“军政强人”，其作用与影响，显然不能以“倒退”或“反动”来简单定论。综上所述，以现代史学立场研究陈济棠，是近年来历史人物研究深入发展的要求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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