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第七分校“军毯”的故事
1941年1月，美国记者卡尔？迈登斯夫妇接受美国著名杂志《生活》周刊的派遣，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数月的中国抗战采访之旅。这一路上，他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又远赴西北重镇兰州，而后一路向东进入关中，经宝鸡、凤翔、西安，最后到达陕西黄河防线的要塞——潼关。在这段令他们难以忘怀的西行路上，迈登斯夫妇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古老国度，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同年，《生活》周刊连续4期刊登了迈登斯夫妇的作品，英国《伦敦新闻》画刊也进行了大幅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详细情况，特别是中国军民乐观积极、齐御外侮的必胜信念，也因此被全世界所了解。
迈登斯夫妇和文字记者Melville Jacoby（右）。（中国西北？1941）
在迈登斯夫妇的摄影作品中，有一组反映中国军校师生官兵战备训练和日常生活的照片，特别引人注目。这所军校就是位于西安城南王曲镇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西安是抗战期间中国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历来也有“南重庆、北长安”之说。由胡宗南创建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几经辗转，最终落脚于西安。迈登斯夫妇深入该校营区内外，拍摄了大量珍贵翔实的照片，涉及到第七分校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不少照片相当罕见地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军校的装备情况，令人印象深刻。
（图一）第七分校第17期第9总队步科学生接受检阅。（西安？1941）
例如图一，这是迈登斯夫妇于1941年夏秋之际某日拍摄的第七分校第17期第9总队步科学员接受检阅的系列照片中的一张：远处山坡上学员所住土窑隐约可见；近处队列整齐的学员们头戴铁灰色英式头盔（左侧漆有青天白日徽），上身着草黄色夏常服、立领白衬衣，下身为草黄色齐膝短裤、绑腿，脚穿麻草鞋。他们身后背负的单兵装具一应俱全：单兵背包、饭盒、水壶、干粮袋及深灰、浅灰两色毛毯。
（图二）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学员进行枪榴弹射击训练。（西安？1941）
图二则是迈登斯夫妇拍摄的一张第七分校军官训练班学员进行枪榴弹射击训练的照片。因为拍摄距离很近，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名学员手持的枪榴弹发射器、身后背着饭盒和浅灰色的军毯。
（图三）第七分校学生在窑洞宿舍内整理内务和休息。（西安？1941）
而图三中的窑洞显然是第七分校的学员宿舍。圆拱型的窑洞内粉刷着白色涂料，正前方是凿出的储物格。学员们有的在休息，有的在整理内务。通铺土炕上白色单人床单每每相连，军装上衣整齐叠放于床缘砖块上，并依次摆放小帽、英式钢盔、单兵背包及饭盒、毛毯，墙壁上整齐悬挂着干粮袋和水壶。
在这三张照片中，都出现了一种很不起眼但却十分重要的军用装备，它就是——军毯。军毯，较之于各种武器弹药，甚至是钢盔水壶之类，最不引人注意。但是，凡有军旅经历，或是户外经验的人都会明白，一条毯子在野外的重要性。抗战期间，不管是军校学员还是一线官兵，无论是训练还是作战，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军毯更是士兵们必不可少的伙伴和朋友。
在第七分校不少学员的回忆文字中，都有关于军毯的记述。
第15期朱家骊：“1938年元月正式训练前，学生每人配发一套旧呢子军服、一双翻毛皮鞋和一双麻鞋、一双黑布袜、一条灰色军毯、一个背包、一个水壶。”
第16期第6总队第2大队第4队王珍林：“睡的是通铺土炕，每人一条布薄棉被、一条粗劣毛毯。夏季一人一套单衣，两套白衬衣，布制之次还不如面粉袋。”
第17期第10总队工通第2大队李世博：“通过秦岭时已布满一层薄霜，又不知走了若干天才到了天水，住在东营房新兵训练中心营房接受入伍训练6个月，该处设备简陋，大家都睡在铺草的土炕通铺上，每人一床粗毛毯，一条军单人棉被，一套棉军服，就这样过了一冬。”
第18期第15总队陈维能：“虽然冬季天寒地冻，夏秋温度甚高，幸均知国家艰难，意志坚决中亦不畏服装之不蔽体，养成刻苦耐劳精神。在睡眠时仅一条粗毛毯，两人一件棉大衣，共同合作统铺亦感温暖。”
第18期第22总队张维海：“总队以下各大队、各队又零星分驻，不论寝室、教室、操场，亦均因陋就简，夜晚睡的是以土砖所砌的土炕，每一区队或每一班，睡一个大统铺，炕上垫些干枯的麦草，上铺灰色粗军毯，盖的是灰蓝色的棉被……睡那种大炕，遇到冬天外面风雪交加，大伙儿同挤在一起暖乎乎的，正别有一种温情呢。”
中国西北冬季凛冽的寒风、身上薄薄的军毯和同袍们相互依偎的大炕，成为老兵多年之后挥之不去的记忆。
自此，第七分校学员们的军毯，引起了笔者深深的兴趣。它们来自哪里？是谁生产的？又是怎么生产的呢？
在追寻第七分校军毯的过程中，一篇名为《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近况报告》的文章被发现，在作者程耐寒笔下，一张军毯——从羊毛到成品——的前世今生，详细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弹毛。光华军毯合作社有弹毛机5部，每日可弹毛1000余斤，因不敷分配，又委托几家同行企业承弹羊毛。
纺毛。纺毛完全以手工完成，工人们使用历史悠久的旧式纺车，每人每天可纺羊毛线4斤。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活动并不在光华军毯合作社内完成。沿着当时的西潼公路向东渡过浐河，即进入西安市蓝田县，村落中家家户户均是机声唧唧，村庄上的朝阳处，一群一群的老太太、小姑娘，都忙着纺毛，而大路上运毛运线的牛车，则是不分昼夜地运输。
纺毛。纺毛以妇女为主，也有少量青少年男性。（宝鸡？1941）
制线。光华军毯合作社有30部手拉木织机，操作者为织工熟手20人，学徒10人。前者每天能织35条以上，后者15条。以此计算，每天可以至少完成900条以上。
准备。这项工作包括分浆、导纱、整理、通棕等流程，均由光华军毯合作社的学徒来完成。
整网。整网时两人在案上细剪一遍，以后即行缝边。至此，除了染色之外，制毯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缝边。图中毛毯粗糙简略，与第七分校老兵回忆的“粗劣毛毯”一致。（宝鸡？1941）
《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近况报告》发表在《西北工合》第三卷第九期。《西北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工合）的官方刊物，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也是西北工合旗下的大型军毯生产企业。抗战期间，西北工合曾扶持创办了大量手工业企业，既服务部队，亦改善民生。这其中就包含着一些军毯生产企业。
染色完成的军毯进行晾晒和固色。与人物白色衬衣对比，毯子应为深（灰）色。（宝鸡？1941）
据史料记载，1940年初，为满足抗战前线日益增大的军毯需求，西北工合发起了“百万军毯运动”。首先在机关所在地宝鸡设立军毯制造管理处，又先后在西安、榆林、天水、兰州等地设立分处。榆林、天水、兰州自古便是西北产毛区，西安和宝鸡的军毯厂在管理处的科学指导下不断提升生产效能，西北军毯的规范化生产和规模量产由此得到保障。
创建于1939年9月的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无疑便是“百万军毯运动”的产物。该厂厂址位于西安东关附近，占地4亩，有厂房、库房及宿舍等共计70余间。企业下设总务室和工务室分管事务性工作和生产，其中总务室分为庶务、会计、司库3个股，工务室则分为弹毛、纺毛、准备、制织、整理等股，结构健全，设置科学。1939年11月底，该厂正式开工，仅仅4个多月时间，即织成军毯5万余条。
同处一个战区——第八战区，同在一个省区——陕西，又同处一个城市——西安，作为军毯使用大户的第七分校，使用本地主要军毯厂家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的产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西安光华军毯合作社出厂的并不是完全的成品军毯，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转由西安市利秦染厂完成，这就是染色。
成品军毯离开工厂，运往前线。（宝鸡？1941）
军毯会被染成什么颜色呢？在《西北工合》杂志第三卷第七期《军毯自行染色问题之研究》一文中，作者王良骥对北方地区军用毛毯的染色问题有一段总结性叙述：“军毯在北方用的，多是灰色的……军毯染色习惯上喜欢用的灰色，它的原料是（1）硫酸低铁；（2）丹宁质的植物：1.五倍子，2.橡椀子，3.柯子，4.槭树叶，5.石斛树皮等均可用；（3）食盐；（4）盐酸；（5）肥皂等。第一项除市场有出售外，如大量需用，可以自制，方法用铁屑与稀释后的硫酸起作用……即有绿色结晶体出现，硫酸低铁即如此制得；第二项在陕东、陕南两地山中，均有大量出产，可供利用……；第三项以后或买自官方或行自制，均无重大问题。”
此文做出的“军毯在北方用的，多是灰色的”论述，与迈登斯夫妇的照片及黄埔老兵们的回忆高度吻合。事实上，不仅是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抗战期间，西北及晋绥部队的军毯亦大多为灰色。大约是由于染色原料比较易得的缘故，就连官兵制服也以灰色为主，甚至临时驻防的中央军部队也有在冬季使用灰色棉军服的记录。
身背军毯的第七分校学员用坚定的步伐迈向他们的战场。（西安？1941）
染色已毕，经过十数道工序后终于完工的军毯，经过打包，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按照年度需求进行统一派发，这才到达包括第七分校学员在内的广大中国军队将士手中。而这许许多多的年轻军人，则背负着这既轻薄又沉甸甸的毯子，肩负着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奔向艰苦磨砺的演兵场，奔向充满硝烟的战地，奔向一个又一个悲壮的胜利！
不论是
身在前线
奋勇作战的战士
还是
枕戈待旦的军校学生
这来自后方兄弟姐妹辛劳的手作
所送去的温暖
将抵御
黎明前最后一个冬季的
寒冷
谨以本文向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第一作者王翀收藏的1941年美国《生活》周刊。其余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