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史庆元
父亲离开我们快15年了，15年来对父亲的思念无时或忘。父亲出生在1922年的元宵节，所以名庆元，他又是长子，名字含有两重意思。
抗战爆发之际，父亲尚在安徽省寿县正阳关读书。徐州战役后，正阳关医院里收治了大批我军伤员，奇怪的是伤员几乎都伤了右手，原来战场上将士们都趴卧在战壕里，右手抬起持枪战斗，被日本人打伤。“鬼子的枪法很准，训练出来的，也很可怕！”父亲对我说。
史庆元。
后来，父亲到阜阳市读了两年中学，因战争停课回家。是时，我们家乡凤台县地下党张太冲组织爱国青年输送到延安，父亲欲跟着去，因祖父念他年幼舍不得而作罢（祖父是一所中学高三语文、史地老师，父亲在军校收到他的信，第一句是“新岁将近望眼欲穿不见归来”，文笔、书法俱佳，信被父亲的老师“横刀夺爱”——保存了）。第二年，父亲执意要出去打鬼子，便和一些青年结伴投考军校。他考上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七分校）17期，步科，14总队。那时的父亲也就十七八岁。
军校的实战技术课，教给学生杀敌本领；文化课则鼓舞学生们的士气,作用一样重要。父亲很佩服当年一位讲国际时事的教官对战争局势的分析判断，他还不止一次对我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教官来到课堂上，首先在黑板上写了“轮回”两个字，问同学们知道《三国演义》开头两句是什么吗——“欲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接着从国内讲到国外，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说如果德国不进攻苏联，打下英国后向东进攻，配合日本从印度进攻中国，那样我国真的很危险！现在德国东西两线作战，根本没有胜利的把握，我们抗击日本虽然艰难，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堂课对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黄埔学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父亲也曾回忆在军校时教官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兵穿的用的好多都是美国生产的，看起来就像和美国在打仗。
当时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想到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人民正在受难，尤其是他们目睹了同学惨死在侵略者的飞机炮弹下，更是努力学习，苦练杀敌本领，要把日寇早日赶出国门。牺牲在日寇炮弹下的是父亲的一位学长，高中毕业考入军校的，日机轰炸军校时，学长被炸断了一条腿，学长让同学给他拿来纸笔，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给自己的家人写了封信，也算是遗书了，然后就死去了。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异族野蛮残杀了，那个场景父亲和同学们终生不忘。
艰苦的军校生活也给年轻的父亲带来许多快乐。父亲兴趣广泛，人也活跃，长胳膊长腿的，是校足球队的队员，球场上踢前锋，高大的身影不惜力气地奔跑。他还是戏迷，后来常和母亲说起在军校找机会进西安城听戏的趣事。在管理严格的军校，他总能找到出去听戏而又不受纪律“处分”的机会，有时深夜冒雨往回赶，荒郊野外，还经过乱坟岗，也顾不上怕，可见他对听戏多入迷。他偶尔还爱到伙房“捣乱”，一次煮面条，水还没有烧开，根本不会烧饭的他就鼓动也没有经验的掌厨同学把面条下到锅里，面条粘连成坨，同学问怎么办，父亲说拿筷子搅，结果把面条搅成了面疙瘩。同学们吃着、笑着、抱怨着、闹腾着。半个多世纪后，父亲在家里说起来依然乐不可支！两年的军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他们马上奔赴抗日前线。
离开学校时，由大队辅导员负责把他们这批毕业生送往山东抗日前线部队。由于当时敌我交错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们只能步行前进，行军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时机有利，就立即出发。有一天，天刚刚亮，他们正在翻越铁路，遇到日本鬼子的运兵列车开过来，这时候大队辅导员命令同学们赶快散开在铁路边的高粱地里，撒成一个圆圈阵形，枪口一致朝外，准备对付鬼子。这时候，鬼子也发现了这批学生兵，并迅速停车，从车上下来散开，向学生们隐蔽的高粱地包抄过来，并不断开火。大队辅导员指挥大家全部卧倒，尽量寻找有土包的地方隐蔽，并对敌人进行还击。由于地形复杂，鬼子不敢深入高粱地搜索，而是在列车车顶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实施压制。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黑夜，辅导员指挥学生们艰难地战斗着，不断鼓励同学们并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干粮分给了周围的学生，让大家坚持住。到傍晚时分，原本120人的学生队伍已经牺牲了超过四分之一，辅导员流着泪勉励同学们报仇，并对在天黑后如何突围及在何处汇合做了部署。入夜后，在夜色掩护下，同学们顺利突围，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赶到了部队所在地。
到达前线后，他们这批学员被分配到了51军、57军即东北军于学忠的部下（原张学良的部队，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军队由于学忠指挥）。随后的日子，父亲就随军在山东境内打游击战。其间，山东形势吃紧，他随着51军撤到安徽阜阳一带，继续抗日。在山东时，高粱地、山里面是他们的主战场。父亲说，那时部队让老百姓收过高粱后把杆子留着，便于他们躲在里面和日本人打游击。父亲他们不但要与日本鬼子打，还要和汉奸伪军打。汉奸多数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他们经常带着鬼子进山搜寻抗日部队，给敌后抗战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和损失。老百姓都说：“不怕鬼子进村，就怕汉奸带路。”
在敌后抗日这段时间，父亲与日伪军交战50多次，经常要转移驻地。他们当时一个连配备一挺重机枪，有80多斤重，机枪手扛着在山中行军非常吃力，父亲便让机枪手把机枪拆卸开，由机枪手和体格比较健壮的父亲两个人分开扛。战事需要时，再把枪组装起来。有一天被团长发现了，批评父亲说，这样若突遇鬼子会误事的。父亲说不会，并现场演示了一下组装，用时非常短，得到团长的认可。也许团长不了解：武器拆卸组装是黄埔军校的必修课！
父亲在部队期间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指导员等职务。父亲说，在每次战斗中只想到奋勇杀敌，为战友、为父老乡亲报仇，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死。虽然一开始打仗也害怕，但是怕没用啊，遇到了就得打！他也说过，打仗时首先消除对方机枪的威胁，机枪手是双方打击的首选目标。可见，他和机枪手“密切合作”，是深知危险性的！
父亲他们在山东打游击时生活非常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次军领导到他们连队正赶上吃饭时间，军长尝了一下他们吃的饼子，既有霉味还有沙子，马上吩咐把军需官找来，批评军需官，问怎么能给战士吃这种粮食，军需官一脸哭相报告说，这种粮食都很难筹备到。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便提出申请离开部队。他说枪口对外可以，对内不干！他拿着部队开的转业证书回到了家乡。
家人为史庆元庆祝80大寿时留影。
令我们子女无比痛心的是，年轻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忍受了许多年战争带来的病痛！数年的游击生活对战士们身体的损害很大，他们宿营很多时候都是露天，被子不够御寒，就把军大衣倒过来，两条腿伸到袖子里，直接睡在地上，甚至山坡的石头上。所以那些幸存的士兵即使没有负伤，多半也因风餐露宿而患上气管炎、老寒腿等慢性疾病。父亲也是在那时落下病根，并在之后每年都会发作。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腰腿寒病犯了，在床上躺了近3个月的时间，严重时自己都不能翻身。经过长时间药物和针灸治疗，到70年代中后期才有好转。针灸时，双腿几乎扎满了针，像刺猬似的，我母亲都不敢看。这些病症几乎伴随他终生。
从部队回来后，父亲把转业证书交到县上，县里的办事人员说，按父亲在部队的级别给他安置乡警务主任职位有些低，无奈当时没有空缺，只能那样安排了。父亲表示那么多战友同学都战死了，自己活着回来还能讲究这些吗？于是，二十三四岁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到离家几十里的郝家圩乡（后来划给寿县）政府走马上任去了。
那是淮南凤台寿县交界的地方，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匪猖獗。一天晚上，土匪来袭，新婚不久的母亲很害怕，父亲叫母亲躲在家里把门插上，他拿着手枪出去了。乌合之众哪里是正规军出身、打过鬼子的警务主任的对手呢……
1948年冬，凤台县解放，父亲离开乡政府回到家里务农。
我们村是1952年土改，我们家虽被划成地主，但曾祖父是家乡一带的良医，祖父一直从事教师职业，父亲抗战时期在前线抗战，到地方乡政府工作也维护了一方治安，地方声誉很好，加之50年代政治氛围较宽松，村里有公活的时候书记总是找父亲去帮忙，例如修筑淮河大堤时对各个组收量土方、分配粮款都是他办理。1954年我们家乡发大水，秋庄稼被淹了，冬天牛没有草吃，政府与六安地区联系，我们家乡的牛赶到那边去，由当地提供饲草，派我父亲带人到那边喂养。村里有几户家庭成分好的常常请我父亲帮助代写家信，收到来信也是我父亲读给他们听。村里有学校有老师，他们却一直找我父亲代写家信，那份信任给我们一家带来温暖和安慰。村里的红白事、家庭邻里纠纷都要找我父亲去主持打理调停。他既懂得红白事方面的规矩，自己又很乐于花费精力帮助乡里乡亲，乡亲也对他服气，父亲算是成为一方贤达了。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后，父亲在广播里听到消息特别开心，他多方打听安徽省黄埔联络组的办公地址。那时，我小妹在合肥读大学，父亲去看她，想趁这个机会找找他的“组织”。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位于合肥市舒城路的省民主党派大楼，通过省民革工作人员指引，找到了不远处长江路上的省政府第四招待所，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安徽组在那里办公，和省台联挨着。见到了黄埔学长学弟们，他开心得仿佛回到了读军校的时光。6期同学、后来的安徽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陶子贞问他军校的情况，他清楚地一一回答，更令他高兴的是他说出总队长的名字，陶老说知道，证明他确实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陶老如兄长般地指点他到淮南找黄埔联络小组负责人杨明光同学填写入会申请，经过一系列的入会程序，父亲加入同学会成了会员。20年的时间里，县市乃至省同学会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同时快乐地为乡亲们办事，良好的精神状态影响着家人子女甚至邻里。套用一句时髦话语——为和谐社会做贡献啦！
本文作者史方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