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生袁嘉猷的坎坷人生

　　袁嘉猷（1906—1981）字鸿逵，号仲虎，汉族，祖籍云南省昌宁县温泉乡里睦村。袁嘉猷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袁恩锡（字羡臣）系同盟会会员、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的顾问高参，袁嘉猷系袁恩锡之次子。1924年，袁嘉猷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曾担任何应钦的警卫随从副官，后历任警卫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高参、县长、专员、市长、陆军少将、副司令、中将高参等职。

　　后排右二为袁嘉猷。

　　袁嘉猷的父亲袁恩锡与何应钦有过一段渊源。1921年12月10日，何应钦在昆明正义路华丰茶楼遇刺之后，送入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救治，刚好袁恩锡也在那里住院，由于病房紧张，何应钦准备转院，袁恩锡听说是一个贵州人受了枪伤，便跑出来看，看到病人急需救治，就慷慨地答应两人合住一个病房。如此紧急关头得人相助，何应钦自然非常感激。通过闲聊何应钦得知，袁恩锡曾加入同盟会，在云南属于讲武堂系统的人，之前何应钦在贵州讲武堂当军校校长，二人一见如故。袁嘉猷当时15岁，正在读中学，经常去医院看望父亲袁恩锡，何应钦见他机灵、孝顺、有礼貌，称赞他有将帅之才，提出认其为义子，袁家人愉快地答应了。

　　枪伤有所好转之后，何应钦到袁家休养，袁家是昆明的名门望族，行武出身的人比较多，何应钦在他家休养自然十分安全，在此期间举行了接收袁嘉猷为义子的仪式。

　　1923年，何应钦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到广州组建黄埔军校。此时，袁嘉猷中学毕业想报考云南讲武学堂。何应钦知道后，建议袁嘉猷报考黄埔军校。袁嘉猷到广州后经过何应钦指点，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尚未毕业，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黄埔学生编入教导团参加东征。袁嘉猷在蒋介石、何应钦、周恩来身边工作，均有私交，北伐时任苏州公安局局长，“清党”时同情共产党，抓捕之前故意走漏消息，然后扑空，向上司交差了事。

　　经过东征、北伐、中原大战等重大战事，国民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全国统一，但是地方军阀势力依旧存在。袁嘉猷由于与何应钦的关系，在国防部任交际处处长、作战参谋等职。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何关系紧张，何应钦对袁嘉猷说：“目前这种情况，你跟着我在国防部也不好升迁，还是回云南去吧。”于是袁嘉猷就回到了云南，受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重用，任命为60军兵工厂的厂长，负责滇越铁路沿线的保卫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缅甸战场的开启提上议事日程。何应钦作为军委会参谋总长，负责组建中国远征军的相关事宜，经常出入袁嘉猷家在昆明的公馆，罗卓英、杜聿明、陈诚、李弥、余成万、关麟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家属云集袁公馆，这里俨然成了远征军高级将领的聚会场所。何应钦将戴高乐将军赠送的猎犬、地毯等转手赠送给义子袁嘉猷。

　　后排左一为袁嘉猷之妻曹曼霞。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再起，袁嘉猷被何应钦推荐到卫立煌手下担任东北边防保安司令兼营口市市长，由于王家善起义，袁嘉猷来不及逃走，被俘。林彪指示，要将袁嘉猷安全送达他那里。袁嘉猷到后，林彪非常客气，因为林彪是黄埔4期生，袁嘉猷是1期生，是林彪师兄，再则在东征教导团的时候袁任连长，林彪是其手下的排长，袁是老上级。共产党准备感化他，并将情况上报中央，中央指示要尽力做好袁嘉猷的工作，于是派时任松花江省副省长的云南人张冲做袁嘉猷的工作。张冲带袁嘉猷参观解放区，了解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希望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袁嘉猷考虑到妻子儿女都在国统区昆明，假如留在解放区，家人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坚决要求回南京。张冲见挽留无效，只好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嘱咐他，条件许可的时候利用私人故旧关系多做黄埔生及国民党其他将领的起义工作，将自己在解放区看到听到的情况向他们介绍。

　　袁嘉猷到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后通过俞济时约见蒋介石，蒋用人实行“三不”政策，即被俘虏的不用，战场抗命的不用，投降叛变的不用。因袁嘉猷到解放区的经历不明不白，约见时间简短，没说多少话，就安排其到中央干训团受训，实际上是接受蒋的审查，之后清退或遣回原籍。何应钦知道这种情形，直接调袁嘉猷到国防部任中将部员，事后才向蒋介石汇报，这时候蒋介石要依靠何应钦收拾内战残局，只好送了何应钦这个顺水人情。

　　1948年初，云南卢汉已有“通共”迹象，蒋介石决定派李弥组建第六边练司令部以制衡，李弥请求派熟悉云南情况的本地人袁嘉猷与他一道完成这项任务，得到蒋介石批准。于是李弥同袁嘉猷从广州飞抵昆明。1948年5月19日到达，5月25日袁嘉猷即被宪兵团逮捕，罪名是“通共”“危害党国”。军统出示了袁嘉猷的谈话录音，内容是宣传解放区如何如何好，这一事件云南报纸作了渲染报道。袁嘉猷的夫人很焦急，向干爹何应钦汇报了丈夫的处境，何应钦要求西南行政长官张群先放人，后调查。张群推脱说证据确凿，不好办，何应钦尽力吓唬他说，袁嘉猷是蒋委员长派去云南执行“密令”的，具体内容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张群只好放人。袁嘉猷并没有被逮捕吓倒，继续做李弥的工作，并劝李弥，与卢汉硬拼不过是两败俱伤，他人得利。李弥因此在武力解决卢汉策略上有所迟疑，最终，卢汉在1949年12月9日起义，并派兵保护袁嘉猷及家人的安全。

　　陈赓的部队入驻云南之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学习培训。袁嘉猷找到陈赓说：“我有‘通共’嫌疑，大报小报都登了，我身体不好，想在家休养。”陈赓同意了，并下了一道手令，要求驻军及新政府成员保护袁嘉猷及家人的安全，允许袁嘉猷外出打猎，等到局势稳定再请袁嘉猷出来工作。不料一天深夜，一伙人来到昆明，闯进袁嘉猷的家，自称是顺宁县（现在的凤庆县）农协会的人，要袁嘉猷当即回到老家土改会上交代问题。袁嘉猷到达保山第二天清晨，十几岁的儿子袁文骥拿着手令赶到云南省昆明军管会找到陈赓，陈赓不在，另一位领导看了手令，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逐级追查。结果，省农协会、县农协会都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担心有人想加害袁嘉猷，特电令驻保山的41师师长茶玉升动用部队设卡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下来的时候，自称顺宁县农会的人不服，大叫大嚷，说部队包庇地主分子，人越聚越多，大有示威的架势。部队首长解释说，袁嘉猷已被列为国民党战犯，上级要求押解重庆，群众才陆续散去。将袁嘉猷列为战犯是为了保护他的权宜之计，于是把袁嘉猷由保山押返昆明保护起来。又到重庆之后，袁嘉猷被押往北京，后来分配到抚顺战犯改造所。1964年作为第五批特赦对象计划安排在北京，但袁嘉猷依旧要求回云南与家人团聚。

　　袁嘉猷在昆明市政协时的工作证。

　　“文革”爆发后，袁嘉猷在昆明市第二农场劳动改造。1975年，70岁的袁嘉猷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久，中央指示当时的昆明市委书记黎伟：将袁嘉猷按起义军人对待。后安排在昆明市政协秘书处担任专员。1981年4月5日，袁嘉猷因肠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