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纪事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左权也在实践中逐步萌生了与国民党内的抗日军队合作，携手共赴国难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思想。
“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
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后又组成中路军：左路军由红1军团组成，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右路军由红15军团组成，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中路军，主力是红28军，军长为宋时轮，政委为宋任穷。西征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宁夏回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进一步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彭德怀率司令部随左路军红1军团出发。5月31日，左权指挥部队首攻甘肃环县曲子镇。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高墙深壕，为通往宁夏的要隘。守军为马鸿宾一个骑兵团的留守部队，及路经曲子镇的敌105旅旅长冶成章率领的两个连。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剽悍，人称“野骡子”。这场战斗相当激烈，经过反复冲杀和巷战，守敌大部被歼，冶成章受伤后被俘。为了争取该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彭德怀、左权对冶成章等给以优待，教育后释放。彭、左这一义举，在西北马家军中引起巨大反响！
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排除异己政策，联名向全国发表反蒋通电，组成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宣布反蒋抗日，是为“两广事变”，引起被迫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共鸣。6月19日，左权致电红1军团第4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并报彭德怀：“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特别在目前两广出兵、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更为重要。我前线与东北军接近部队，应耐心地恳切地向他喊话，并多散发宣传品。”左权的建议与前线官兵的政治攻势，得到彭德怀的充分肯定。但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西方野战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向曲子镇推进。7月2日，彭德怀致电李天佑、黄克诚：“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是，何柱国以为西方野战军软弱可欺，继续北犯。这时，左权建议彭德怀：“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好说不行，就得歹说！也许好说加歹说，才能影响东北军。”彭德怀深以为然，遂令红1军团第2师由北向南，第4师由南向北，南北夹击何军。结果，一举歼灭何部一个骑兵连。左权指示：对所俘官兵进行深入的抗日教育，全部归还武器，全部予以释放。临去时，被俘官兵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左权
彭德怀非常重视左权部对东北军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此起彼和，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主张用实际行动“影响阎锡山积极抗日”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国共两党联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军也联手建立了抗日军事统一战线。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积极致力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为全民族抗战不遗余力。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涉及“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时，曾精辟地总结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当时，在进行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左权也朴素地认识到：八路军要影响和团结友军抗战，首先要团结友军向着共同敌人日寇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1937年10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今原平），进逼忻口一线，随即展开忻口会战。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这让山西的土皇帝、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遣将，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由中央军的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以10个团（包括八路军部队）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
左权向朱德进言：“要想影响阎锡山积极抗日，只有帮助他向着民族敌人日寇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实际战果。”朱德、彭德怀表示赞同。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频频出击，缓解忻口正面战场压力。据《左权军事文选》记载（本文中所引均出自《左权军事文选》）：
在整个忻口战役中，一方面八路军以主力分布于进攻敌之两翼及侧后，以最积极的动作袭击敌人的远近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遮断敌人的接济与增援，同时又以一部直接协同友军作战。在28天战斗过程中，我们把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要线完全破坏……在平汉线方向活动的部队，又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进逼保定附近。在雁北活动的部队则又不断截击雁门关及其通大同大道……亦截断了敌人的联络，使忻口战场之敌，完全处于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与完全被包围的状态中。敌人的粮食弹药断绝了，机械化部队因缺乏汽油不能行动了，最后被压迫不得不以飞机来输送给养，其困难可想而知。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正面守军卫立煌部作战很英勇，军长郝梦麟、副师长刘家骐等高级将领都在前线壮烈牺牲。“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截断他们的交通线，正面友军也很难坚守21天之久。”诚如左权所言，经过忻口会战重挫日军，国民党友军“对于八路军的景仰，也自然而然增长起来”。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对于坚持华北抗日军事统一战线自然是大好事！
1938年2月初，由于太原已经失守，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活动在同蒲路东的国土和各抗日部队已经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129师、115师的344旅，以及山西决死队的第1、第3纵队，划为第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左权兼任东路军参谋长。
这时，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命令东路军所部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是，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迫切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朱德、彭德怀、左权共同商定：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抗战，于3月24日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村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
小东岭会议发言坚定了友军的抗战信念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军事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当日，国民党将领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赵寿山和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徐海东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的代表、卫立煌的代表甚至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都按时与会。
在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随后，左权就东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教育问题作了系统发言，有理有据地指出：“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能不断消耗敌人、分散敌人，不易建立伪组织，使敌人困难与不安。游击队还能恢复已失领土，维持政权，团聚民众，扩大抗日力量，使正规军作战容易。”“有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的阵地战，能使某些战略支点守备持久，并能消灭敌人，取得战斗或战役上的胜利。”对于某些将领想保存实力、不想接受八路军指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企图避免敌人、偏安于山地，以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完全是妄想。”“在过去的抗战中，在各个战线上，差不多都有欠缺服从统一指挥与协同动作的弱点，以至众多数量的军队不能同时发挥最大的威力，这是值得痛改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同样应该有严密的组织，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而不是各自为战。”
对于一些积极抗日但对敌乏术的友军将领，左权诚恳地说：“只要有坚决斗争的毅力，有广大民众基础，有正确政策，军队与民众有坚固的团结，虽是在敌人重重的包围与封锁中，仍能生存发展，以至取得胜利。”“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诸原则及艺术的组织与指挥，对于每个负担着进行运动战、游击战的人，特别是指挥干部，都必须有清楚的了解。”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接受了左权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有参加过小东岭会议的国民党将领感言：“听了左权将军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心中豁然开朗，深受启发之余，更加坚定了‘誓与倭寇周旋到底’的信念！”
1938年4月，小东岭会议刚刚结束，“日寇由同蒲、平汉、正太三线抽调兵力数万，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东路军所部即按既定方针，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配合，在统一指挥下，共策共勉，一致奋起，整齐步伐与敌展开晋东南的空前大战”。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组成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东路军，“经20余日的血战，最后于4月15日长乐村一战，将敌九路围攻完全粉碎”。在将日军九路围攻完全粉碎后，“八路军并反攻南下，收复长治、长子、潞城等县。其时徐州会战方殷，八路军奉委座（指蒋介石，引者注）命令，即东击东阳关，越平汉追击敌人，深入河北战场心脏，开展冀南游击战争，聚歼冀南敌伪，破坏津浦沿线，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配合徐州会战”。
“徐州失陷后，凶恶的敌人，又向武汉进逼，保卫武汉成为全国军民的紧急严重任务。”为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保卫大武汉，在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晋西部队数次奇袭汾离公路……八路军晋西北120师大战平绥线，北击绥远大青山……晋察冀边区则发动向平汉北段数次大攻击……八路军冀中、冀南部队，则大举扫荡周围所有敌伪，发动平汉线津浦线之历次总破路……八路军山东部队于8月间配合友军攻克济南，并向胶济沿线出击，胶东由八路军领导下起义之民众武装，则粉碎敌海陆空联合大进攻，击落敌机，击毙伪军极众”。“这一游击战的开展对于敌寇威胁是非常之大的，进驻于华北的30万以上的兵力，除分驻于几十个大小城市以外，仅能守着几条铁路线，而大城镇之郊外及铁路线之两旁，概为我收复，即为敌寇经营多年之冀东区，亦转入了大规模游击战的漩涡。”武汉虽然最终沦陷，但国共两军消耗大量日军，达到了战略目的。
毛泽东对左权运筹反摩擦很满意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军事反共甚嚣尘上。在华北地区，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后，纠集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部等积极反共。当时，朱怀冰自恃实力最强，不时耀武扬威，石友三为人反复无常，与日寇暗中勾结，成为冀南抗日的两大障碍。
山雨欲来，毛泽东成竹在胸。1939年1月28日，他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月底，身在八路军总部的左权，收到了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的电报：“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
毛泽东的讲话、电报精神传达下来，左权等前线将领心领神会，决定适时反击顽固派的摩擦活动。1940年2月21日，身在前线的左权收到了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进行准备的电报，他立即和刘伯承、邓小平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
3月初至4月初，左权协调指挥发起讨伐石友三的卫（河）东战役，共歼石友三部6000余人，石友三率残部仓惶逃到曹县、定陶地区，只能够苟延残喘。12月4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下属高树勋（时任新8军军长）奉命枪决。12月8日，左权和彭德怀立即致电冀南党政军负责人宋任穷、陈再道、杨勇等，建议加强对石部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有打有拉，打拉结合：应多方写信与高树勋及石友三的部属联络，“说明过去相互对立，惟一原因就是因石友三、石友信（引者注：石友三的亲信）之投降日寇，我军进行之讨逆战争，也只是讨伐石逆两人，今石逆友三既已伏法……我们当不咎既往，双方军事行动应即停止，恢复友好，我们诚恳的愿意与他们……团结抗战到底，组织抗日政府，发动民众抗日，一切措施可开诚秉公商量办理，……对石友信手辖教导师之官兵亦应设法联络，揭穿石友信助逆作恶之事实，鼓励他们学习高军长，为抗战锄奸义举”。如果高树勋“要求我们配合消灭石友信时，我应积极参加，但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政治争取”。宋任穷等依计行事，团结了高树勋等，维护了冀南抗日大局。1941年秋，高树勋在蒋介石压迫下有反共迹象。11月13日，彭德怀、左权联名电示前线将领，以团结抗日相嘱：“对高树勋部在防御姿态下，该部来进攻时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但打了以后仍可与他讲统一战线，向他提议各守原防，不要再进攻，总之在政治上孤立他，动摇他下层。”
就在讨伐石友三的卫（河）东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左权又亲自指挥129师和晋察冀边区“南下支队”打响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取得了歼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朱怀冰惶惶如丧家（妻子被俘）之犬，带了少数人员侥幸逃脱。为了庆祝胜利，左权和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一起，检阅了参加反顽战役的胜利之师。3月9日，左权奉命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配合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为搞好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左权指示“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自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
“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军形式”
1940年3月25日，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指出：“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对此，左权是深以为然并坚决执行的。
1941年5月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中条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区沦于日军之手。当时，国民党军第93军（军长刘勘）南逃，其第10师“部队损失严重，投敌者不少，尚有六七百人退回太岳区，请求（八路军）指挥”。时值国民党由“防共、限共、溶共”到对新四军同室操戈不久，但彭德怀、左权没有对国民党军的溃败落井下石，尽力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6月6日，彭、左联名请示中央军委：拟以第93军参谋长白天（又名魏巍，爱国军人）名义出面组织外围军，整编刘勘临走时留下的补充团、第10师残部及活动在中条山、太岳山的国民党军溃兵，成立“中央军联合纵队”。彭、左设想，“中央军联合纵队”可以“建设广东时之国民革命军，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建立政治工作，不完全取消薪饷制，但要做到自动逐渐减少，我们认为如此外围军成功，将来在政治上收获必大”。6月11日，彭、左又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蒋日矛盾仍是主要的矛盾，目前我们应拉蒋抗战，不要给蒋过多威胁，给以反共口实，另方面保持与卫立煌较好关系，甚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条山发展，给卫威胁极大，必影响现有关系……对中央军残留各部队……希多予联络，把关系弄好，给以可能的帮助，在其要求或同意下，可帮助开办干部训练班，互相联欢，互相参观，融洽感情，动员群众慰劳等，以争取该部队在我影响之下逐渐改造与进步，成为一支外围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电文中，他们还附上一份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书记朱德、副书记彭德怀）关于组织“中央军联合纵队”的决定，供中央军委参考。由于各种考虑，“中央军联合纵队”最终没有成立，但左权和彭德怀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永存史册。
对于拟议中的“中央军联合纵队”骨干力量刘勘部补充团（团长姓唐，简称唐团），左权和彭德怀非常重视搞好关系。1941年7月18日，他们联名致电陈赓、薄一波等，专门指出“对唐团基本政策”：“（一）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军形式，如纪念周等，保持中央军面目。（二）帮助唐团巩固与扩大，坚决洗刷特务分子，但须有计划、有步骤，方式方法亦须讲究，不要骇走中间分子和动摇群众。（三）帮助其办训练班，培养其政治工作人员，最好由白天主持……学生由唐团抽送，训练时间不必过长，以一月至二月为限，形式方法以研究班为主，多讨论，内容以三民主义进步的一面，三大政策，联系到新民主主义，避免搬运八路军全套，但不拒绝研究社会科学等真理，而应促进之……（四）引导唐团干部到六旅雷团（引者注：386旅第16团，团长雷震）参观，介绍政治工作与游击战争经验，开联欢会等。（五）引导唐团进步，一切要从长期打算。”陈赓、薄一波等照此处理，很好地团结了唐团，扩大了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力量。
由于考虑到“保持与卫立煌较好关系，甚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条山发展，给卫威胁极大，必影响现有关系”，左权和彭德怀于1941年6月通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以其私人名义，向卫建议，大意共同发展中条山，联合建立根据地，直接保卫潼（关）洛（阳）。如能把封锁黄河之敌击退，中央军再度恢复中条山时，则八路军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以北线；如仍须八路军协同坚持中条山时，当遵命”。这一建议，基本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体现了中共中央、中共军队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诚意。
“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
1941年元旦，左权收到了毛泽东于1940年12月31日致各中央局、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的电报，部署“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中特别强调：“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左权和彭德怀认真领会指示精神，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落实。
1941年7月22日，国民党山东保安第7旅旅长齐子修部与日军激战2次；7月26日，八路军第2纵队教导第3旅等部与齐子修部发生冲突。为顾全抗战大局，左权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立即致电第2纵队司令员杨得志、苏振华等：我部攻击齐子修部，“这将减少齐日矛盾，便于日寇争取齐子修与我对立，应即改变策略。齐抗日，我应派人联络，商得其同意，派人协助作战。齐日间一切矛盾，哪怕是很小矛盾，均应利用之”。经过派人沟通，齐子修与八路军第2纵队在合作抗日上达成共识。
对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左权、彭德怀都主张搞好军事统战工作。1942年3月，传闻日军进攻山西乡宁、吉县，左权判断：“估计敌除在政治上给以压迫外，并以军事威胁进攻乡宁、吉县，断阎后方联络线及与蒋（介石）之关系。”当时，阎锡山要求八路军相助，但许多八路军指战员表示不理解，希望趁机解决阎锡山部。对此，左权、彭德怀高瞻远瞩，一致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我对阎之方针，应积极从事争取，对阎之军事行动应立即停止，即使敌攻乡宁、吉县是假的，亦立时停止对阎军事行动，否则将造成严重之政治上损失。”为民族大义，他们建议中央军委：“陈（赓）薄（一波）应即分别对晋绥军（指阎锡山部）说明，敌攻乡宁、吉县是聚歼晋绥军之计，我们将恳切地帮助晋绥军，特建议：如敌向阎继续压迫，我们欢迎阎转移往晋西北区及太岳、太行区均好，除此间电阎外，亦可电阎欢迎其到太岳。”但是，阎锡山背信弃义，一喘过气来就派手下梁培璜率第61军进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遭到八路军坚决反击。但是，为抗战大业，左权和彭德怀都认为必须防止第61军被日寇策反：“敌人对太岳之摩擦战的阴谋，是利用我们部分打击61军后，再积极配合61军作战，以达到61军之公开叛变。”为联合第61军合作抗战，他们建议邓小平等并报毛泽东、朱德：“我们应忠于统一战线及避免敌人所制，为此望即停止进攻，并迅速开展统战工作，以求得和平划界，更须严防敌人配合61军出击。”由于措施得力，第61军留在了抗日阵营，没有公开投敌。
同时，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左权、彭德怀一致认为应该大力宣传。1941年秋，国民党军主动进攻驻守宜昌的日军，同时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取得胜利。10月15日，左权、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将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刘少奇、罗荣桓、萧克、吕正操、程子华等：“……（二）对湘北胜利及攻宜昌之胜利，……各兵团应利用一切时机与方法，向敌占区人民及伪组织、伪军等扩大宣传，以争取伪军、伪组织之动摇，开展敌占区及敌伪军中之我工作。（三）华中战局有扩大可能，我各兵团应严密注意敌军动态……同时应即开始准备，于适当时机以破路翻车，截敌交通（主要是以地雷炸车），扩大我军行动影响，以游击姿态配合华中友军作战。甲、聂（荣臻）、萧（克）、吕（正操）、程（子华）担任石家庄以北之平汉线及北宁、平绥线，特别靠近平津附近。乙、……罗（荣桓）担任济南、徐州段津浦线特别靠近济南、徐州附近。丙、贺（龙）、关（向应）担任太原南北之间同蒲路。丁、刘（伯承）、邓（小平）担任安阳、汤阴南北之平汉路及沁县、长治线白晋路。戊、各指定部队应先完成一切破路、拆桥技术及侦察之准备，待集总（指八路军总部）通知执行。”与国民党上层一贯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并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相比，左权、彭德怀等共产党人的具体行动展现了博大的民族情怀，让国民党许多反共分子都折服不已！
“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友军
左权和彭德怀对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成效是非常大的。1941年10月14日，彭德怀、左权代表八路军前方总部向中央军委的汇报电反映了这一点：“中条山战役，友军被俘士兵自8月底从正太路跳车逃回一批，计军官廿余人，9月初由此间给以优待欢迎，补发衣服、被毯、日用品等，并每人送路费法币100元，送归原队（多系15军、17军者），影响颇好。”为此，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和刘茂恩（代表第15军）、高桂滋（代表第17军），纷纷给彭德怀发来感谢电。
对于小东岭会议上结识的武士敏（时任国民党军第98军军长），左权和彭德怀始终关注他的政治进步。1941年5月，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大败后，武士敏率部退入八路军太岳抗日根据地，左权和彭德怀表示热烈欢迎。7月15日，他和彭德怀等致电薄一波、刘伯承、邓小平等，主旨是争取武士敏：“（一）发动各部向武士敏……及旅团营连献旗慰问，积极争取武军合作抗战，召开联欢会等。（二）与武士敏……诚恳谈判……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原则下，我们可帮助。”7月18日，他和彭德怀等又致电陈赓、薄一波：“同武士敏谈判请注意：（一）能与武在（太）岳南区共同建立根据地，实行进步纲领，对争取外围军，特别争取西北军，有重大意义。（二）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时，则分区建立根据地，上层形式仍拉武士敏，我则取得安邑、浮山，向中条山开辟走廊，逐渐发展汾河平原。”在八路军支持下，武士敏率部重返太岳南部沁河以东地区，继续坚持对日作战。9月下旬，第98军在中条山区被“扫荡”的日军包围，武士敏力战牺牲，成为国民党军中捍卫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黄埔军校1期毕业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在效力国民党军的黄埔同学、校友中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对黄埔同学、校友进行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一份指示《利用一切机会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其中指出：
这次苏北事件（引者注：指黄桥战役）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引者注：阎锡山）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左权收到电报后，积极给认识的黄埔同学、校友写信、带话，要求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为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出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武警警官学院教授、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