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凛然光照千秋——记父亲宋文光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

　　宋文光

　　人物档案：宋文光，1905年生，江苏无锡人，1927年3月参加革命。国共合作期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学习，后编入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在陈云领导下在淞江、青浦搞农民运动。1929年至1937年在小学任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由党组织派在“忠救军”尤国桢部任政训员。1941年由党组织派在伪军高祖羔部做地下工作，并营救出无锡璜马区区委书记陈枫同志（真名顾群）。1942年1月，在无锡前洲被日寇逮捕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

　　我的父亲宋文光献身于祖国和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离开我们已经有70余年了。他牺牲时我5岁，弟弟才两岁。至今，父亲那伟岸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如潮奔涌，并时时叩击着我的心田和记忆的闸门。2019年9月30日是中国第6个法定烈士纪念日，我奉上一文，以作缅怀和纪念。

　　一片赤子心，投笔从戎为革命

　　1905年，父亲出生在江苏无锡农村一个自耕农家庭，经济不宽裕。小学毕业后，考入南通英化职业学校（现在的江苏省立南通一中）半工半读。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父亲积极参与，到街头、农村宣传并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劝说商号不进日、英货物。当时,父亲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认识到就读的英化职业学校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他们美化帝国主义，丑化中国，因此，他对学校和美国教员没有好感。

　　有一次，一个美藉教员到教室，看到地上有些废纸，便不声不响地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英文“Pigpen”，意思是说教室像猪窝。同学们深知他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一致推举父亲等人为代表去向校长（美国人）提出抗议。起初，校长袒护那位教员，父亲就提出以罢课离校为抗议手段，同班同学一致同意。当晚，大家就搬到一家宁波会馆，学校其他各班同学闻讯纷纷声援，并得到南通其他学校响应，掀起了著名的“英化学潮”。校长怕事态扩大，最后被迫带那个教员到宁波会馆向学生道歉，并由那个教员自己擦去黑板上的“Pigpen”。这一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反帝情绪。当时学校里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也积极活动，在教会学校中组织了反基督教学生大同盟。父亲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并组织学生散发宣传品、抵制做礼拜、抵制上圣经课，后来被校方发觉，被勒令退学(只差一个学期就毕业了)。父亲并不因此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在学校的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这个学校的学生逐渐觉悟，纷纷转学，迫使该校于1926年停办。

　　回到家乡无锡县长安桥乡大宋巷后，正值全国开展反封建、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父亲便带领当地的进步青年，向农民宣传反抗封建教条、反对包办婚姻，劝说妇女不缠足，劝说大家识字、学文化。

　　1927年初，父亲经老师严扑介绍奔赴武昌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学兵团接受训练。在学校里，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周恩来讲授的中国最近社会运动、李立三讲授的国际职工运动和邓演达讲授的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等课程，进一步增强了革命信念。在军校里，他和同乡同学季东亮一起，互相鼓励，互相鞭策，成为一对革命挚友。入伍才3个月，就遭遇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令人震惊的“四一二”惨案，造成宁汉分裂，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但父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校积极参加斗争。不久，鄂西军阀夏斗寅受蒋介石唆使叛变革命，开始进攻武汉。当时武汉的大军已开往河南北伐，只有叶挺的两个团卫戍武汉，而夏斗寅已乘虚攻占离武汉仅10公里的纸坊，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迅速组成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进行反击，经两天激战，一举击溃夏斗寅的叛变，取得了保卫武汉的胜利，父亲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而受到表扬。

　　6月部队返回武汉，汪精卫撕掉假面具开始反共，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反共报告，受其流毒影响，学生走了近一半人。剩余学生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都是亲近革命的青年，由总教官恽代英带领到洪山山区，与武汉总政治部组织的教导营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学员多担任班、排长。8月1日夜开赴北伐，当悉知南昌起义后决定乘民船向江西进发，争取与叶挺、贺龙部队汇合。8月4日傍晚船到九江，突然接到命令，要军官教导团的小火轮和木船拴在一起停在江中，原来是张发奎害怕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闹事，故下令收缴学员枪支后才准靠岸。由于组织上通知另有计划，父亲虽然义愤填膺，但仍然与同乡季东亮一起协助党小组给同学们做劝说工作，要求大家保持克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暗中保存军官教导团这支革命军队，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提议，将教导团划归第4军，由他兼任团长。张发奎此时正左右为难：他一方面想解散教导团，以绝后患；另一方面他要扩充实力，这支既受过军政教育，又有打过夏斗寅的实战经验的队伍，是将来打仗大可派用场的后备力量。正好有这一员“儒将”请缨，立刻爽快批准，并要全团随军部一起行动。路经南昌怕太露锋芒，就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改为“第4军教导团”，然后一路向广州前进。到了韶关，因广州军阀阻止部队进入市区，就停留整训。父亲因一路表现良好，1927年双十节前后，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起义军中显身手，策反伪军救同志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父亲受命领导一支工人赤卫队，在长堤一带配合教导团主力，攻打国民党中央银行。工人赤卫队枪支弹药很少，基本上只有长矛大刀。敌军凭借银行的坚固建筑顽强抵抗，并在楼顶架有一挺机枪封锁，背后珠江上的英、日军舰用机枪配合扫射，使工人赤卫队腹背受击。激战一昼夜，起义军伤亡惨重。最后，父亲率数十人奉命冲出街垒，此时，他身上已受弹伤，他带领工人赤卫队冒着敌人机枪前后扫射的危险，冲向中央银行附近房屋，绕道用火攻逼使敌军溃散。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赤卫队虽然有3000人，但都未受过正式训练，拥有的手枪也只有29支，连同步枪总共不超过50支，可就是这些扎红领带的赤卫队配合起义部队取得了暂时胜利，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

　　广州起义在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和英、日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后失败了，广州街头、堤岸尸横遍地，反动军警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穗城。后来父亲在一位工人的掩护下，转辗南下从汕头坐轮船回到家乡无锡，在市区委工作。后因身份暴露，撤到上海，被派到松江、青浦，在陈云同志领导下，与武汉军校同学吴子喜一起担任农民革命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28年7月，江苏省委根据形势发展决定青浦成立临时县委，党委派父亲负责。

　　1929年初，父亲回无锡家乡后在锡北继续搞农民运动。1930年上半年，参加邓演达领导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暑假，他又到上海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办的夏令讲习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回无锡后组织了“无锡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取得公开身份——长安桥小学校长。他利用此身份作掩护，不仅解决了几位进步青年的工作，还组织了“长安桥民众反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活动，并与教员中的共产党员一起，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

　　位于广州长堤的中央银行

　　1939年春，他被派到“忠救军”10支队3大队尤国桢部任政治训导员。与战友朱若愚配合策反了该部9中队200余名人员，投奔到新四军。

　　1941年2月，父亲又一次接受任务，到无锡前洲伪军高祖羔部从事策反工作。他利用自己与高祖羔的同学关系，以政训主任身份作为掩护，多次与璜马区区长陆富泉接头，向党组织提供无锡、江阴、常熟地区日伪军的兵力情报。伪军高祖羔部据守在洛社、前洲、堰桥一带，地处沪宁铁路、南北运河、锡澄公路交通线上。日寇对这一地区进行反复的“清剿”和“扫荡”，在水陆两路设卡盘查，伺机抢劫、搜捕抗日人士。

　　1941年4月的一天，担任璜（塘）马（镇）区区委书记的陈枫外出活动，晚上返回路过西阳桥时，遇上高祖羔部下陈小平部设卡搜捕。陈枫不幸被俘，被押到陈小平部的驻地。父亲得到消息后，为防止陈小平把陈枫直接送到日寇手里邀功，马上通过高祖羔，令陈小平立即把陈枫押送到自卫团部。然后，父亲利用自己是高祖羔贴身秘书的身份，晚上找陈枫出来谈话。父亲告诉陈枫说，自己是组织派来的，知道他被捕并关押在陈小平部很危险，所以利用高祖羔与陈小平的上下级关系，把他转到团部来，并叫他放心，会联系党组织派人来接他回去。陈枫和我父亲谈了对高祖羔部的工作意见，要我父亲做好高祖羔的工作，给在其辖区内进行抗日斗争的新四军部队提供方便，并要管住陈小平部。几天后，高祖羔和我父亲在高的团部把陈枫交给党组织的代表秘密接回，为了稳妥起见，由高派小火轮送陈枫到安全地点，父亲一直把陈枫送上船才放心回去。营救陈枫的工作得到新四军谭震林师长的嘉奖。

　　爱家更爱国，大义凛然励后人

　　父母在1936年春天组建家庭后，住在当时地下党县委所在地无锡张村。虽然，母亲对父亲的为人不怀疑，但对父亲的行为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当时，父亲以小学校长的身份作为掩护，一边教学，一边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特别在寒暑假时，经常有“朋友”来看望父亲，有时匆匆数语就离去；有时父亲与朋友到屋里玩纸牌，就叫母亲坐在外屋做些针线活，不要让陌生人进屋；有时父亲随朋友外出，深夜才回来，等等。这些都会使母亲摸不着头脑。此外，父亲白天上课，夜间看书、写信，还经常钻研“社会科学”。这样，母亲就更不明白，一个“穷教员”做好本职工作，不误人子弟就不错了，还研究什么社会科学？除了担心，还是担心，但又不敢问，有时忍不住要与父亲吵几句，但父亲总是搪塞，不能对妻子说明自己真实的身份。

　　1936年1月，宋文光和妻子的结婚照。

　　母亲生前曾回忆起与父亲的一次“吵架”情景：1941年初，父母两人都收到了仕尚学校任职的聘书。但后来，组织上决定派父亲去无锡前洲高祖羔的自卫团任职。父亲要求母亲也放弃这一工作，一起到前洲生活，以方便开展工作。母亲感到奇怪，好端端的校长不做，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却跑到自卫团去冒风险，心里有极大的不情愿。父亲就耐心解释说，这是为了抗日，为了使儿女这一辈不再过亡国奴的生活。即使这样，母亲还是不情愿，也不满意父亲的工作。母亲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不愿意过寄居的生活，因此，吵着要回学校教书，他们为此产生激烈的争吵。父亲先是搪塞，然后就是一句“你不了解我”。后来母亲闹得更凶，要回娘家，父亲就发火了，说母亲不明世故，并脱口问我母亲：“你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句话可把母亲问住了，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母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组织和父亲生前战友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所以，母亲每次回忆起父亲在前洲被日寇抓捕，都会为自己在诀别时还不知道心上人的真实身份而懊悔，并为自己错怪了父亲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1942年初，江南抗日义军副司令叶飞写信，请父亲回部队带兵。不料该信件被日寇搜查到，叛徒供出了父亲。日寇立即派兵，分水陆两路半夜包围高祖羔部，进行突袭。双方摸黑激战半夜，父亲等72人不幸被捕。这时年关将近，母亲在得知父亲被关押在前洲祠堂后，曾带着我兄弟去见父亲，但日寇不让见。第3天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母亲嘱咐我给父亲送去他最爱吃的糯米团子，还有一双棉鞋，并告诉我，棉鞋夹层里有一封信，让我悄悄告诉父亲。我提着篮子，走进前洲祠堂，看见父亲等人被关在祠堂门口的一间房子里，十几个人并排坐在铺着薄薄一层稻草的地上，房里有一口大锅，正烧着木头，烟火缭绕，一个日本鬼子拿着枪双腿叉开在烤火。日本鬼子检查过我的篮子后，就让我拿过去送给父亲。我立刻扑过去投到父亲的怀里，贴着他的耳朵告诉父亲:棉鞋夹层里有妈妈的信。随后，父亲将糯米团子分给其他难友，随后把棉鞋穿在脚上。接着，父亲给我讲我最爱听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故事。临走时，父亲抱着我亲了亲，并在我手里塞了一张伪币，让我回家交给妈妈。回到家中，我把父亲给我的伪币交给了母亲，母亲看到后痛哭了一夜。没想到，这就是我与父亲的永诀！

　　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母亲告诉我，父亲给她的伪币上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了我的头，遗志有人继。”父亲就是这样，面临死亡的时刻，他是那么镇定、坚强，记挂着家人，心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亲留给我们的遗言始终在耳畔回响，伴随着我们长大。父亲牺牲时，我虽然只有5岁，但直到现在，当年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情景，仍然难以忘怀。父亲那坚强、坚毅、镇定的神态深深感染了我，并成为我成长历程中的精神支柱和信念支撑。一直以来，我们兄弟姐妹无论在什么地方，在生活中、工作上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坎坷，都按照父亲的遗言，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为祖国的建设默默奉献力量。而且，我们也教育自己的儿女，要牢记历史，像前辈一样，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父亲牺牲时，锡、澄、虞地区中共中心县委“反清乡”“反扫荡”告一段落。中心县委同志钱敏、包厚昌等撤往苏北，无锡县委和锡澄工委同志，也撤离原地。锡澄工委书记陈凤威同志不久牺牲。这样，父亲的牺牲，许久不为人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壮烈牺牲的事迹才公开。1950年家乡土改时，土改工作队盛云海同志提出：宋文光早年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贡献，并为革命而牺牲，应该评为烈士，农委其他成员均同意，但时任长安乡大宋巷农委主任的宋教（我的亲堂叔），他不作调查研究，武断地说，宋文光参加过高祖羔土匪部队，挂过日本大洋刀，不同意评为烈士，农委主任一票否决了父亲评烈士的资格。后来在一位中央领导过问下，无锡党和政府从1979至1981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从无锡、南京、上海、北京找许多父亲生前战友调查、核实，终于弄清了父亲在白色恐怖下战斗15年的革命历程，并以苏地行民〔1981〕136号文批复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

　　锡北革命烈士陵园。

　　父亲牺牲在冬天，母亲章冠贞抱着周岁的弟弟想去收尸，被爷爷宋坤培劝止。爷爷知道父亲的事业，对母亲说：“新娘子，你阿晓得文光做啥事体啊？”爷爷因失去了最爱的儿子，半年后抑郁而终。父亲被追认革命烈士后，衣冠冢立在无锡锡北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共埋319名实名烈士和56位无名烈士，父亲宋文光列位第一排正中左三。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祖国正在复兴，过去任人宰割欺凌的屈辱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不会忘记英勇的先辈们为民族振兴、国家昌盛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