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 不该忘记的英雄群体

　　在如今的信息爆炸时代，各种热点、娱乐花边新闻充斥媒体，夺人眼球。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却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特殊贡献的抗战老兵。这一群体人员已经寥若晨星，且大都已经步入期颐之年，若干年后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追忆。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在1988年建会时有黄埔同学1600多人，目前仅存50多位，而有着抗战经历的老兵仅存不足30位。历史是不该遗忘的，忘记历史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那些为国征战，出生入死，浴火重生的抗战老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诚如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张修齐在浙江卫视梦想秀节目，对着亿万观众振聋发聩的呐喊：“我们不是怕死，只是怕遗忘！”因此，为抗战老兵树碑立传，让后人了解真实的抗战历史，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近期，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对全省健在的黄埔老兵进行了系列采访，并拍摄制作了视频资料。笔者全程参与了采访过程，听老人们回顾从军经历，诉说抗战故事，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不同的认知，灵魂也经受了一次洗礼。抗战精神和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中华儿女永远继承和弘扬，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将永远镌刻着包括黄埔抗战老兵在内的一切抗日英雄的历史功勋。

　　艰难困苦的从军之路

　　抗战时期，敌强我弱，国军兵员消耗很大，士兵素质也是参差不齐，部队严重缺乏下级带队军官，从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于是，国民政府在各地办了许多黄埔分校，招募大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怀抱抗日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然而，上军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考上了以后要到军校上学也是充满了艰辛。爬山岗，越河流，穿封锁线，风险如影随形，挑战无处不在。忍受饥饿疲惫疾病的困苦是常态，过敌战区更要冒着被拘捕杀戮的危险。那时候交通路况非常差，许多时候要依靠双腿长途跋涉，历时数月。但是，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都无法遏制热血青年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正是这些面对强敌不弯腰的热血青年，构成了我们民族刚正不阿的脊梁，筑起了抗日救国的坚固长城。

　　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是建国之基，中华文脉不断，则国家不会亡。抗战爆发后，大批学校西迁到内地，招收流亡学生，培育人才，以时间换空间，利用中国幅员广阔之利，在战略上拖住敌人，消耗敌人，拉长战线，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动员民众打持久战，从而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策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抗战期间，全国办了34所国立中学，收留流亡学生。在战争期间国家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免费提供学生学习和食宿。这是非常难得，值得肯定的善举。政府大力宣传从军报国思想，鼓励流亡学生参军报国，青年学生在10万青年10万军的政策号召下，积极参军入伍。许多黄埔抗战老兵就是来源于这些流亡学生。

　　纪仲舒，1925年2月生于淮安。1942年，日本鬼子在其家乡扫荡轰炸，屠杀百姓，那时他正在省立二中高一上学，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立志从军报国打鬼子。正在这时，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回家乡，极力动员他离开沦陷区，去找抗日部队。1942年夏天，他俩一起做逃亡的准备。父母得知情况后坚决反对，极力劝他断了当兵的念头，甚至以断绝他的经济来源为要挟。但此时的纪仲舒去意已定，坚决要去参军抗日。淮安地处苏北水乡湿地，盛产莲藕，他俩挖了一大车的莲藕，一路拉到泰州变卖作为盘缠，在南京浦口坐火车到了安徽蚌埠。路上遭受日本人的盘查，异常危险，他带着教科书，冒充学生到安徽上学。到了蚌埠，他俩已经身无分文，好在学长有从军经历，找到了89军军部，讨了100块钱，又通过另外一个同学的关系，到89军一个辎重兵团，当上了上士班长，负责收购棉花，过秤入库。

　　纪仲舒

　　没过多久，适逢成都黄埔军校到阜阳招生，纪仲舒正感冒发高烧，他克服病痛，参加考试。由于他上过高中，文化基础较好，最终被录取。随后带上县长和团长的证明，和同期的50个学生一起赶赴成都报到。可是战争时期，赶往成都军校的上学路，异常曲折艰辛。他们一路上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马不停蹄、风餐露宿，终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纪仲舒依然记得当时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西安城也被日本鬼子炸得满目疮痍、瓦砾遍地。在西安休整几天后，再赶往宝鸡，在宝鸡用骡马车装行李，硬是靠双腿步行20多天到成都，以至于到了成都，腿肿脚破，疲惫不堪。由于路上时间耽误，纪仲舒没有赶上19期入伍，加上生病耽误了20期的入伍考试，只能加入入伍生团，最后考上了21期骑兵科，走上了抗日之路。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颠沛流离、血雨腥风的困苦经历，纪仲舒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周景文是南京江宁人，1922年生，南京沦陷后，初中毕业的他流亡到了安徽。作为流亡学生，他在徽州师范得以继续上学，1938年8月他考入黄埔16期瑞金分校。1940年毕业后分配至三战区顾祝同部，驻守在景德镇。后加入江南挺进总队，在宜兴溧阳一带坚持敌后游击战，抗击日军。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对过去的从军经历已经无法回忆，但对于当时的教官带领他们在军校刻苦训练的情景记忆犹新，反复念叨着教官的名字。

　　作者（左一）看望周景文。

　　谢谋勋，南京人，1920年生。抗战爆发前，他还在南京中英中学读高一，父亲经商，一家人过着安定的日子。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他和家人一起向西逃亡，从黄石到武汉，一直到了成都。1938年，在成都考入黄埔军校17期汉中一分校步科。1940年毕业后分配至59师，在陕西驻守黄河，与日军对峙，阻击日军北进。

　　谢谋勋

　　刘恒，南京人，1923年生。南京沦陷前，中学没有毕业的他与家人一路向西逃亡，从安徽巢湖到武汉，再到常德，然后南下到了桂林，一路辗转流亡。1938年，黄埔军校在桂林招生，刘恒决定从军报国，但是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刘恒是书香世家，父亲是晚清贡生，民国初期江苏省第一师范毕业，哥哥是刘海粟的学生，姐姐也是教师。大家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去当兵实在不合适。但是，家人的反对无法阻止刘恒保家卫国的脚步，他最后还是考入广西桂林黄埔15期辎重兵科。1940年毕业后，分配至陕西宝鸡陆军特种兵学校继续深造、带兵，为抗战培养军事人才。回忆军校的生活，刘恒说，军校从桂林搬到贵州的时候非常艰苦，穿草鞋走山路，一天要换一双，整整走了半个多月，腿脚都虚肿。“但是为了抗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刘老谦虚地说，“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而我只是为国家尽了应尽的责任。”

　　刘恒

　　岁月是漫长的，历史是深邃的。听着老人们缓慢的叙述，我们的思维也和老人们一起回到了那全民抗战的峥嵘岁月，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他们的故事虽不尽相同，但是都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展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抗争精神。

　　最后的忠义救国军战士

　　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抗战，蒋介石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领导。1937年9月7日，蒋介石致电戴笠要求他和杜月笙在1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对日作战，袭扰日军，肃清奸谍。1938年5月，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收编流散在沪宁杭沿线的国军开展敌后游击，为了扩大影响，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做号召。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3个纵队，达到3万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成员复杂，素质参差不齐，黄埔军校为其输送了许多毕业生担任校尉级军官，以提升士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过去由于不客观的宣传，造成人们对其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抗日不行，专干一些骚扰民众、危害地方安宁的杂牌军。其实，忠义救国军在抗战时期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据点、收集情报、杀汉奸，虽然与新四军等偶有摩擦，但整体上是一支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抗日队伍，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仅淞沪抗战就牺牲了2700多名将士。下面要介绍的王培之老人就是在江苏大地上仅存的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忠义救国军抗日战士。

　　王培之出生于1922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他是溧阳中学的一名优秀学生，对未来有着无限美好憧憬，将来准备考大学，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把父母接到城市里去赡养居住，但战争彻底粉碎了王培之的大学梦。一天，义愤填膺的他听说国军在邻近的高淳招兵，他和同学跑到高淳要求参军打鬼子。部队的长官说，你们一介书生，上战场等于去送死，我给你们写介绍信，先到江西去上军校。于是王培之和他的同学先到江西于都战干团学习，后来在瑞金补习高中课程。1940年秋，王培之正式考入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军校生活异常艰苦，早上起床后跑步1小时，上午下午各训练两小时。每半个月组织一次10公里全副武装越野，夜里也不定时进行紧急集合演练，所有训练项目风雨无阻。军校教官对学员要求特别严，因为黄埔生毕业后要到基层带兵，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不行。通过黄埔军校两年半的训练，王培之掌握了各项军事技能，洗掉了一身书生气。

　　王培之

　　1943年春天，王培之军校毕业，分配到忠义救国军第5团13连任少尉排长，团长徐壮杰也是黄埔生。部队在宜兴溧阳一带开展游击战。宜兴溧阳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由于地理上属于天目山的余脉，山地众多、丘陵绵延、湖泊密布，便于开展游击战，新四军也在这里驻扎共同抗战。王培之的那个排只有二十几个人，前任正副排长都牺牲了，一个四川籍的班长入伍早，临时负责排里工作。徐团长考虑到王培之军校刚毕业没有实战经验，安排了一个连副协助他开展工作。

　　一天，王培之在宜兴湖父的一个山头上 发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山下一个小草屋旁边歇息。王培之觉得这是伏击鬼子的一个好机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连副，连副立即同意，抓起排里唯一的一挺轻机枪说：“王培之你装子弹我来打。”王培之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全排人马悄悄地向山下移动。王培之带领大家在山腰隐蔽好，连副架起机枪一顿狂扫。鬼子遭到袭击，猝不及防，一下子倒下了三五个，其余鬼子立即躲了起来，一枪都没有还击。王培之感觉奇怪，有好几个士兵也探出头来，四下张望。谁知，几分钟后，日军的小钢炮、机关枪、三八大盖一起开火，子弹像暴风雨一般袭来。连副胸口中弹，一头栽倒，王培之的胳膊也中了一枪。王培之正准备组织战士还击，发现不远处日军部队赶来增援，敌强我弱，赶紧命令部队撤退。四川班长拿着机枪断后，其余人边打边往山上撤，途中5名战友中弹牺牲，日军紧追不舍。王培之带人翻过一座山后，因失血过多，再也跑不动了，他指着一条路对四川班长说，团部就在前面村，你带部队快走，不要管我，这是命令！

　　王培之见四川班长带人走远了，松了一口气，他摸了一下枪弹，心想如果鬼子追上来，就和鬼子同归于尽。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间草房，赶紧过去，屋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见王培之是抗日部队的，赶紧给他包扎，王培之急切地说，鬼子马上就要搜查过来。老乡淡定地说：“没事，附近有个山洞，我把你藏起来。”他带着王培之刚走进山洞，四川班长找了过来，原来他放心不下王培之，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把部队藏好就赶了过来，王培之和四川班长刚进洞藏好，日军就追过来了。他俩商量好，如果被鬼子发现，就和鬼子拼到底，宁死不做俘虏。这时候外面传来鬼子审问、殴打老乡的声音，王培之内心刺痛着。“真的往那边跑了！”日军终于相信了老乡的话，沿着老乡指的方向追去。

　　等鬼子走远后，老乡扒开茅草把他们接了出来，在草房里煮山芋给他们吃。四川班长把那十几个战士也喊过来一起吃山芋。吃过山芋后，老乡问：“你们准备去哪里？”王培之说回团部。老乡说：“昨天那边打了一仗，你们的人全部撤了，现在周围全是鬼子，你们去会很危险。”原来鬼子袭击团部后，派出小股部队在附近清剿，怪不得枪声一响，立即就有很多鬼子围过来，如果前往原来的团部，将会非常危险。四川班长和王培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老乡说：“你们团部转移到南边去了，我认识一条小路很安全，我送你们。”战士们做了一副单架，轮番抬着王培之找到了团部。在团部，王培之向徐团长汇报了情况后，再找那位老乡时，发现那位老乡已经走了。

　　多少年来，王培之一直惦记着那位老乡，是他不仅救了自己一命，还救了一个排的兄弟，可是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王培之真后悔当时没有来得及问老乡的名字，为此，他一直念念于心，难以释怀，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王培之伤好以后回到了大部队，升任连长。

　　抗战胜利后，王培之调到新编第6军169师505团3营任上尉连长。军长廖耀湘。1946年1月，新编第6军奉命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在作战中，王培之亲眼目睹了解放军骁勇善战、视死如归，亲身感受到了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支持。解放军军官清正廉洁，国民党军官贪污腐败成风。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日益失去民心。王培之逐渐对内战感到厌倦，他相机悄悄地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溧阳。

　　在村里，王培之是一个言语不多的老实农民。他待人真诚和善，在儿子王建元的记忆中，如果有人来家里借东西，父亲宁可自己不用也要借给别人。小时候在外面和人家吵架，父亲总是先批评教育他。60年代初，乡里有粮库设在王培之所在的村，粮库离王培之家不远。有一天，两个邻居偷了粮库里的粮食，王培之对儿子说，别在外面讲。王培之带着儿子到两家察访，发现他们都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偷粮实属无奈之举。回去后，王培之给两家送了点粮食。其实那时自己家并不宽裕，一天只能吃两顿。王培之保护弱者的善举，对儿子王建元来说胜过无数说教，王建元感到从父亲那里收获最多的是善良和宽容。作为村里唯一健在的抗战老兵，王培之以他的朴实厚道赢得了全村人的尊重和敬仰，以至于在以后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没有吃苦受罪。

　　王培之所在的溧阳别桥镇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镇，记得5年前去慰问王老时，他正站在村头与村民聊天，身形矫健。听说我们前来慰问，村民们都投以敬佩的目光。如今，王培之老人已经病卧在床，思维也有些凌乱。只是手臂上的枪伤还见证着抗战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临走时我们问王老，还有什么心愿要表达的。王老一下子激动起来，声音高亢地说：“希望国家早日统一，我想活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是啊，这是一位抗日老兵发自肺腑的真诚愿望，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时光如流，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74年，有着抗战经历的老兵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的精神不会磨灭。回望历史，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平，维护和平，更应该关心、尊重、善待这些抗战老兵。这不仅仅是感恩，更是保证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根基，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彰显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道德情怀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