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四期生张震球(下)

　　五、黄埔军校四期生

　　1925年9月6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国民政府正准备发起第二次东征。这时，张震球接到罢工委党团组织的通知，撤回到“广东甲工专”继续学业。 

　　“广东甲工专”新学年刚刚开课，中共支部书记郭洪犹兼职国民党校党部委员职务，对派出工作的张震球的表现了如指掌，也很满意。一天，他对张震球说：为便利于参加多种社会活动，组织决定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组织。张震球后来记述：“我领取了国民党的党证，但是全然没有为国民党做工作，只是挂着个招牌而已” 。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矛盾加深，国共两党猜忌趋紧。中共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已经察觉到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要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加紧排斥共产党的企图，开始采取防范措施，更加注重选拔培养自己的军政人才。10月24日，军校选送20多名优秀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留学。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62号通告，“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军校第四期招生工作正式起步。

　　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南征讨伐邓本殷军阀，胜利在即，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统一。黄埔军校由“党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天，郭洪犹书记找张震球作动员谈话，“介绍你去投考黄埔军校，这是党决定的”。并指示：“考上就上，上不了还可以回来。”郭书记开出一张介绍信，再三叮嘱：不要以“广东甲工专”学生名义登记报考，以广西原籍初中毕业生的名义报考；自己的名字、年龄、通信地址等怎么填写，要听从军校党组织的安排。

　　这个月，正值军校第三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17日）并陆续离校，张震球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黄埔军校负责校军教导团事务的入伍生部，找到秘书长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入伍生部中共总支书记）面谈，商量明确了名字、年龄、籍贯、通信地址等登记报考事项和党内联系方式等，办理了进校入住和准备入学考试的手续。时军校中共支部书记为杨其纲。

　　来自国内外报考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分别从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进校。2月1日起，由刚成立的军校考试委员会，先后组织了9次入学考试，合格学生分7批正式入学。张震球以“李贤，字赤汉（汗）”名字登记报名。按校方规定，在读生必须全部加入国民党，他又一次“集体”加入国民党。顺利通过入学考试、正式入学后，被分配到步二团第一营第二连入伍学习。3月8日，军校举行第四期入伍生开学典礼，近三千名入伍新生到会，蒋介石等党政要员和军校教职人员出席典礼仪式。

　　入学后，张震球严格自律，刻苦学习军事政治知识，认真出操训练，积极参加中共组织活动，学业成绩突出。林彪（开国元帅）是三连入伍生，与张震球同在第一营，相互认识。张震球后来的亲家好友陈奇涵（开国上将），时任政治科政治大队长（正营职），相互并不认识。

　　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导演“中山舰事件”，蓄意制造国共矛盾。24日，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对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讲话。针对政治科多位学生提问，蒋避谈逮捕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的真相。月底，中共黄埔支部改称黄埔特别支部，杨其纲仍为支部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设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以作为中共在军校的最高指导机关。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为中共黄埔党团书记，恽代英、杨其纲、安体诚为干事；另由中共广东区委派驻特派员，协助黄埔党团的组织工作。

　　5月间，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含叶挺独立团），出师首战衡阳，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黄埔校方加紧排斥中共党团组织成员。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采取妥协政策，决定将250多名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同志，先期撤离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张震球的中共党员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党组织要求他在极特殊的复杂政治环境下，在校坚持学习训练，努力增长才干。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北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正式出师北伐。此后，张震球受校政治部和中共党团指派，受领了新的工作任务，提前结业。他先是与“广东甲工专”党组织联络，并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旁听课程。有不少“黄埔”、“广东甲工校”党团员同期旁听学习。他们听过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听过萧楚女讲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史》，还听过李立三讲的《中国职工运动》等课程。在读时，他与玉林同乡王懿仁、淮北抗战时的婚姻介绍人吴芝圃等相识。

　　月底，黄埔军校的主官进行了一次“改组”。曾担任军校入伍生部部长和军校代理教育长的方鼎英，出任军校“代行校长”职务。因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邵力子外出，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全面负责军校政治教育工作。

　　7、8月间，为贯彻蒋介石关于“本党……必植基于农夫、工人，且与共产党合作”的指令，张震球奉命与“全总”及省港罢工委联络，以示支持工农运动。

　　8月25日，张震球与师生们一起，在军校大操场举行的拥护省港罢工大会上，聆听了刘少奇作的报告。9月3日，毛泽东、邓中夏、苏兆征等社会名流应邀来到军校讲演，张震球忙前跑后，参与联络与接待。9月底，张震球返回黄埔，拍摄“毕业照”，办理毕业手续。10月4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共有2654名学生毕业，各奔前程。实际上，为满足北伐战争的急需，自7月起已有不少学生陆续结业毕业，提前分派使用。

　　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中，有蒋介石“预作之序文”，落款“蒋中正谨撰（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说明编撰《同学录》的工作由此启动。《同学录》中印有各位毕业同学的肖像照片和个人简介，其中就有“李贤”的戎装肖像和22字简介。这张照片、简介及其他资料都可证实，这位“李贤”就是张震球，张震球是“黄埔四期生”。

　　六、“黄埔四期生”的确认

　　几十年来，因为在现存《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中找不到“张震球”的名字，张震球到底是不是黄埔毕业生？如果是的话，属黄埔军校第几期？叫什么名字？这一连串的问号，一直困扰着张震球的后代们，长期找不到答案。

　　张震球的长子张建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64年夏，张建华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读二年级，暑假参加西山某部队组织的夏令营活动，进行过步枪实弹射击训练，回家后兴奋地向父亲叙说第一次“打枪”的感受。张震球看到儿子已长大成人，都学会“放枪”了，很是高兴。此时，张建华调转话题，反问父亲：“爸，您是什么岁数学会放枪的？”张震球毫不掩饰，出口就讲：“我学会放枪，是在比你还小一两岁的时候。那时我在黄埔军校上学，名字叫李贤，字赤汉。因为幼名叫张第贤，村里也有很多李姓人家，所以取名李贤；因为出身贫农，所以就叫赤汉，赤贫的‘赤’，‘汉’是指庄稼汉，农夫之意。”张震球还站立起来，为儿子做“步枪立姿射击”的示范动作，讲解了射击要领。

　　“文化大革命”时，张震球“靠边站”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说话办事都十分小心谨慎。几次叮嘱张建华，不要去说父亲做过地下党的工作、上过黄埔军校的那段历史。然而，张建华常听到刘子久、赖毅、肖望东、滕海清、康志强、饶子健、罗应怀、张震寰、刘清明、赵易亚、张景华、李浩然、孙象涵、王静敏、赵汇川、严光、姜林东、李光军等老将军老前辈，异口同声地说过同样的话：“你父亲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可是上过黄埔的，很会打仗”、“我们是跟他学着怎么打仗、怎样做大众工作的”……但是，谁也没有讲清楚，张震球是什么时间、在哪一期黄埔学习。因此，张建华总想把这件事弄清楚，追出个究竟来。

　　2010年夏，张建华为百色起义纪念馆撰写一篇稿件，他和爱人岳可冰（其父岳伍陆，黄埔军校第十七期中校军体教官），忙着清理父亲遗存的资料。在一个老旧铁皮书箱中，偶然发现了张震球亲笔撰写的《张震球自传1943》。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存世收藏品”，白纸黑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6年，党决定要我去投考黄埔军校，因为那时党觉得须要创造大批党的军事干部，来掌握军队的必要。于是，党介绍我去投考黄埔军校。经军校秘书长欧阳继修的谈话（欧阳是党员），大概是×月，于中央大学内投考，当即考入军校入伍生，记不清是第几期了”，“党内联络人是石励志”。

　　至此，最终找到了张震球“上过黄埔军校”的史料依据。但是，张震球是何时何期在黄埔军校学习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问题的最终解决，关节点在确定张震球的“曾用名李贤”和照片确认上。从时间上，可以首先断定张震球如果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应是广州黄埔时期的第四或第五期。为此，我们查阅了广州黄埔时期的第一至第五期所有军校学生的资料信息，特别是从第四期、第五期的广西玉林籍学生入手，终于把聚焦点集中到“黄埔四期生李贤”身上。对比《同学录》中的初版照片，结果令人鼓舞。

　　仔细观察《同学录》中黄埔四期生李贤的戎装肖像，年轻英俊，威武洒脱。他的肖像照片的背景色深调重，与大部分同学不太一样，批次不同，显然是按特例单独补拍的。虽然当时印刷技术有限，摄影师拍摄角度偏低，底片作过简单修版，但仍不失其珍贵纪录价值。笔者将其与张震球子女们提供的大量历史照片进行对比。从内陷的眼窝，竖挑的眉稍，微撅的嘴唇，略方的脸庞及坚毅的神态中，可以清楚辨认出：黄埔四期生李贤就是青年时代的张震球本人。

　　再细心阅读《同学录》中的“李贤”简介信息：“李贤 赤汗 年二十二 广西玉林 通信 玉林船埠海利鸿转”。此简介信息更加证实李贤就是张震球。

　　张震球1943年亲笔《自传》的一开头就写道：“我的名字叫张震球……家庭字排叫张第贤，对外没有用过的名字。”第二段记述：“我是大哥，叫第贤，二弟叫第杰……。”第三段记述：“全村人口有千余……姓李的亦不少。”这些要素与“李贤”二字完全吻合。

　　“船埠”是南流江的上游码头，广西重要出海通道。大革命失败后，张震球从香港潜返回乡，正是从南流江溯江而上，从“船埠”上岸，再徒步回家。船埠乃商埠云集之地，“海利鸿”是个靠得住的商号名称。年龄略有出入，在当时虚报年龄，并不少见。

　　张震球参加军校四期生毕业典礼后，即返“广东甲工专”，重新使用原学名张仁俊，继续工科学业并积极参加广州新青年社的活动，取得“最后毕业”。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广东甲工专”辗转来到香港，找到了党组织，经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门确定：张仁俊的名字再次变动，更名为张震球，字亚白；潜返回到广西玉林，伺机发动农运暴动。因为他曾有在广州工代会、学联工作和在黄埔军校、广州农讲所学习的经历，党内许多同志依然称呼他“仁俊”、“李贤”。1928年1月，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筹备组负责人朱锡昂从香港潜回北流黎家庄，第一次见到张震球时，便直呼其“李贤”，张震球在朱锡昂领导下做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一年半，去北流黎家庄等地办事，曾使用过黎贤（先）、黎诚（赤）、黎诚夫（漢）等多个化名，大家（包括邓拔奇、董铨汉、俞作豫、朱光等）都知道他就是——李贤、字赤汉（汗）。然而，自1929年8月离开玉林之后，就再也没用过这些“在广州求学”和“做地下党工作”时使用过的名字。

　　将《同学录》中“李贤”的简介信息，与张震球子女们提供的《张震球自传1943》原件进行对照；听他们回忆张震球曾经讲述过的生平事迹；再去查阅现存历史档案和资料，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定，这位黄埔四期生李贤，就是开国功臣张震球。

　　张震球本人在黄埔第四期学习时的具体经历还不够完整，尚需进一步发掘。黄埔四期学生在国共政见分歧加重的复杂斗争中成长，虽然正式授课时间并不充裕，但是听的政治报告多，思路开阔，实际工作锻炼多，决断务实，这也是后来黄埔四期生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黄埔四期生面临“出师北伐”的战备紧张形势，从1926年7月至11月间，均有学生结业毕业，开赴作战前线。大部分学生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中担任基层干部，少部分“成绩优秀”者留在广州或被分派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直属警卫团、补充团等部工作。张震球懂粤语，学过工科，能吃苦，又写得一手好字，还因他入党早，阅历丰富，被指派在广州市区学习与工作。由此可见，张震球是一位深受校方和中共党团组织推崇和信任的“成绩优秀”毕业生。

　　张震球1943年《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训练了一个月的光景，觉得太严格、吃不消，于是又（提前）退出军校，回转到原来工专学校去。”这些话，似乎不应出自一位优秀学生之口。实际却不然，这篇《自传》是张震球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参加军政首长高级干部整风时，向新四军第4师党委作的一次个人历史陈述。因为要接受实际意义上的“审干”和“登记”，其落笔和发言必然很严谨。他在竭力回避、淡化加入过国民党和上过黄埔军校的一段经历也很正常，这段自述中的“一个月”似指“1月入学”，“退出”似指“提前结业”，“回转”似指“军校毕业”。这些“问题”内容在1958年（反右运动后）《自传》中不仅只字未提，而且上报的《自传》，由当时年仅15岁的大女儿张田代为抄写。

　　现存张震球的个人档案中，没有发现1943年的《自传》，找不到“张第贤”和“李贤”的用名；张震球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进入现有黄埔军校的历史记录。正因为如此“没有”，张震球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被发现”、“被揭发”和“遭批斗”、“抄家”厄运。但又好在他自己没有把这份写于1943年的《自传》销毁，好在他的后代们将其从故纸堆中拣了回来。这份难得、珍贵的《自传》进一步佐证了张震球的黄埔经历。

　　1974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张震球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并为他盖棺定论。经中共中央审核过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黄埔四期生的光辉人生：“张震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

　　张震球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大贡献，在中共党内知情者应该不少，其中包括直接共事或接触过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聂荣臻、张云逸、陈赓、陈延年、邓培、刘尔崧、周文雍、邓发、恽代英、阳翰笙、吴芝圃、邓拔奇、贺昌、雷经天、陈豪人、俞作豫、朱光等。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人物，虽然历史资料没有留下更多文字记载，却也留下许多合影照片，映证着张震球的特殊身份。

　　张震球（李贤），又一个响亮的名字出现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堂堂阵容中。黄埔军校国共合作办校历史中，因又增添一位中共早期优秀党员而更加光彩；黄埔军校的整部历史中，因又再现一位共和国开国功臣而更加辉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队列中，因又发现一位骁勇的黄埔战将而更加威武雄壮。●

　　（本文得到张建华、张田、单补生等人的资料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