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郭汝瑰

　　1937年5月，黄埔五期学生郭汝瑰到常德任国民党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开始了他多年军校学习后的战场指挥谋略实践。

　　1938年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后，再陷要塞马当，突破了长江封锁线。25日又攻占九江，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以40余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日军决战的架势。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先后到达武汉。武汉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新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统率下紧张展开。这时霍揆彰在武汉成立五十四军，辖十四、十八两个师，郭汝瑰被任命为军参谋长。该军系陈诚嫡系，兵员、枪械、弹药均极优良，还由德国顾问帮助训练，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

　　当时蒋介石和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正在构筑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御体系。按其构想，保卫武汉的几十个师将在这条环形防线上重演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阵地战。德国顾问频繁往来于武昌葛店、汉口横店等几个枢纽部位，手把手地教中国官兵构筑工事，认真讲解阵地需要多大的纵深，如何伪装，如何配置火力和设置障碍。为了让中国官兵有实感，德国顾问还在汉口的横店、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观摩效仿，并组织各部队团级以上军官轮流参观学习。葛店的模范阵地为五十四军十四师构筑，郭汝瑰常到葛店检查工作。指导构筑这一模范阵地的德国顾问向统帅部汇报：“葛店工事构筑得很好，郭参谋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郭汝瑰对德国顾问指导构筑的环形工事深感疑虑。他特去面见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汉保卫战又搞了一个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点被突破，全线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何况德日两国早有往来，如果日军要了解我军阵地部署和阵地构筑情况也易如反掌。”

　　“你说得很有道理”，郭忏回答道。“陈长官和我也担心这种部署。问题是放弃原方案后，如何建立新方案?你回去集中精力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郭汝瑰回去后，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贴在墙上，闭门数日足不出户地苦思冥想，推敲揣摩，终于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新的设想。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师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陈诚作了战前动员，郭忏参谋长和刘云翰参谋处长宣布了早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接着各部队长汇报各部工事构筑进展情况。会议近尾声时，陈诚说：“近来听到不少对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颇有见地，在座各位不妨畅述高见，使我武汉会战方案更臻完善。”

　　众将官默不作声，谁也不愿对德国顾问制定的作战计划评头论足，更怕承担不起修改计划的责任。惟有郭汝瑰站起来说：“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未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须推倒重来。若按目前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

　　此语一出惊动会场。他又接着说：“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必全军崩溃。同时又和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几十个师偎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拼，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被赶下河吃水的危险。”

　　郭汝瑰讲到这里，停下来扫视整个会场，看到陈诚聚精会神在沉思静听，他情绪更加亢奋，根本不顾会场上的窃窃私语，只管滔滔不绝地一泻而下：“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因此，我军最好尽量利用山地，将兵力置于武汉外围。我判断，敌主力将海陆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逼。现日军己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马头镇、富池口进犯。因葛店仅一公里宽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团作战，敌必定只以一部分兵力攻打黄石，然后经鄂城进攻葛店，进逼武汉。敌主力经阳新西犯，攻占率州、三溪口、金牛，直驱贺胜桥、汀泗桥，截断粤汉路，以断我武昌部队退路。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逼汉口北部，控制汉宜公路、切断我军长江北岸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如让敌人阴谋得逞，我军将遭歼灭，其惨景与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汝瑰又继续说：“因此，武汉保卫战应首先利用长江南岸的幕阜山脉和北岸的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的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率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的工事。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的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扬罗等地的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重创，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守军在黄陂若不能击退敌人，同样也自行撤退。日军纵然费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可凭借崇山峻岭为屏障与日军周旋，在此有利地形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如此，我因有生力量得以保全便可继续抗战，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陈诚一边倾听，一边思忖，郭汝瑰的设想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基本轮廓已勾勒出来，尤其是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构想，极富争取战略主动意识。他仔细品味其中的玄机，禁不住轻声自语：“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参加会议的将领此时纷纷发言，认为郭汝瑰的构思大大拓展了战场的空间，作战时间也相应延长，以空间换时间符合持久战原则。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兵力也相应增加。日军的兵力和消耗同样也会增加。日军补给线长，必然顾此失彼，而我军则以逸待劳。何况战场辽阔，地形复杂，只要最后阶段把握时机，保存有生力量，武汉战役就胜利了。

　　最后，陈诚果断地说：“战役方案要重新研究。”并要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等留下，参加制定新计划。

　　不久，军事委员会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称：“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战场。参战部队由原来的40个师，增至124个师，加上海空军，总数达100万。长江南岸因是主战场，布置了27个军的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日军的进攻路线果不出郭汝瑰所料。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但由于守军顽强抵抗，至9月10日，日军局促于瑞昌以西十公里范围内。恼羞成怒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岗村宁次以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鸡岭进攻，守备江防的罗广文四十二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了奇袭射击，把日舰打得调头逃跑，不敢西进。失去海军支持，日军攻势大减。陆上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给敌大量人员杀伤和物资消耗。

　　整个战役正按郭汝瑰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脸上禁不住偶尔流露出得意之色。谁知在台儿庄战役中仅担任过侧击，而未正面作战的关麟征部过分骄狂轻敌，只在金岭阵地顶了4天就败下阵来，使敌人直插江防部队侧背。四十二旅被迫放弃马头镇后撤，五十四军乃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富池口在富水与长江交汇处，南岸有纵深不足100米的半壁山，此山靠江一侧悬崖峭壁上书有“铁锁横江”4个大字。但它孤立无依，且无树木遮掩，但蒋介石遥令五十四军十八师依托此山，坚决死守。结果十八师在日军海、陆、空的立体攻击下，抛尸弃甲于光秃秃的石头山，英勇作战的十八师师长李芳村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长江北岸有23个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因病离职去武汉就医，由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受命后，立即赶往大别山重镇商城，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依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的战略方针，将第五战区兵力划分为3个作战兵团。确定其战略方针为：大别山兵团于大别山东麓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并相机南下侧击西迸之敌。两翼兵团防守山麓险要，若敌人由山南北麓突进时，诱敌于有利地形，全力歼灭。其余部队担任敌后游击，或为第二线预备队。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白崇禧调配处置后，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要打要撤，游刃有余。事后证明，由于部署得当，直至武汉战役结束，仅损失两个炮团。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兵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线进行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恶战，结果日军没能歼灭国民党军队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对日本最为不利的持久战争阶段。

　　作为奖励，郭汝瑰晋升为第二十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郭汝瑰因深得时任二十集团军司令的霍揆彰信任，一直留在其身边。霍明知他应历练一下师长职务，苦于无人接替。驻桃源后，霍揆彰终于写了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郭汝瑰任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

　　1941年10月1日，郭汝瑰到湖南澄县接任师长职务。

　　不久郭汝瑰奉命率部参加向日军进攻的襄西攻势。部队刚过长江正准备进攻时，日军自动放弃阵地后撤。暂编第五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敌人据点，还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襄西攻势胜利结束，陈诚对郭汝瑰着意栽培，将暂编第五师升为甲种部队，按嫡系标准发饷，除补充枪械弹药外，还拨给一个奥国造的斯德雅迫击炮营，全师上下，欣喜非常。

　　1942年初。日军进攻香港，英国求援。湖南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到深圳支援。武汉日军司令得知消息后，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的防线，渡过汩罗江，进逼长沙外围。薛岳又调李玉堂回师长沙坚守。同时令郭汝瑰率部赴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布防，若长沙失守，可在此阻击敌人。郭汝瑰率暂五师冒着鹅毛大雪由澄县出发，昼夜兼程，按时赶到防地。

　　正值日军遭李玉堂部坚决抵抗后撤时，郭汝瑰率部过湘江追击日军。他在连营长中选了5名熟悉道路的本地人做支队长。再选500余名精壮士兵组成5个支队。令5个支队在日军两翼平行超越追击，绕到敌退却必经地飘风山隐蔽起来，避开主力，专门摸尾吃零。他自己率主力进行正面追击，一直打到汩罗江。

　　1942年冬，郭汝瑰被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

　　1943年3月，日军突破国民党第六战区四十四军和八十七军江防阵地，占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5月初守卫南县的七十三军又遭日军突然包围闪击。接着安乡、南县也相继失陷。日军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把指挥所推进到沙市前线。常德已是大门洞开，危在旦夕。如被日军占领，则不但第六战区失去了补给粮仓，而且日军南可威胁长沙、衡阳，西可进逼鄂西、川东。

　　正在云南与美军顾问一起组建和训练远征军的陈诚立即飞抵重庆，连夜和参谋人员一起拟定了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但心里仍不踏实。为慎重起见，又派人去国防研究院接来研究委员郭汝瑰、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4人征求意见。魏、潘、石三人都先后发了言，一致认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是常德粮产区，同意己拟定的作战方案，只对兵力部署提了点修改的建议。惟有郭汝瑰持不同意见，并非常肯定地说：“我判断，日军这次重兵出击，不是来常德抢粮。而是要吃掉我第六战区主力。”有两位研究委员表示不解给予反驳，举棋不定的陈诚让郭汝瑰说出理由。

　　郭汝瑰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我判断日军将在上、下五龙、宜昌之间的长江南岸实施钳形攻势，目的是趁我有3个精锐整师西调云南，兵力不足，仿效纳粹德国的闪电钳形攻势，吃掉我第六战区主力。因为敌人除结集兵力进攻洞庭湖地区外，在宜昌、枝江、沙市，也驻有重兵。而其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线摆开，并对安乡、南县发起突然袭击，企图围歼七十三军，目的是为在江南立足，现在这一目的己经达到，他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或几次这样的进攻，使我第六战区主力消耗殆尽，然后再南取常德就易如反掌了。因此我断定此次日军的主攻目标不是常德，而是第六战区的主力。”陈诚问道：“依你看来，兵力该如何应用?”郭汝瑰回答：“其一，我江南守军，应以七十三军的教训为戒，随时提防敌人闪击。其二，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地区，作为战区机动部队，这样东可侧击进攻常德之敌，西可屏障鄂西。”

　　陈诚认为郭汝瑰的分析很有道理，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

　　果然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万余众，于5月12日夜，穿过江南守军的空隙，在枝城、沙市间偷渡长江成功，13日凌晨突然从西北向驻守公安的八十七军袭来。同时安乡、南县的日军第三师团，突然调头西进，从东南方向八十七军进逼，两路日军已对八十七军形成钳形攻势。而向常德运动的那股日军仅为第十七旅团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声东击西，掩护对八十七军的钳形攻势。

　　陈诚立即按郭汝瑰的建议，电令前线调整部署，并飞抵恩施前线指挥。拨调刚毕，两路日军蜂拥而至。但遭到已有防备的守军顽强阻击，久战不克，伤亡甚重，不得不全线退却。守军趁势奋勇追击，全面粉碎了日军的鄂西攻势。双方又恢复到5月5日以前态势。

　　鄂西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和陈诚对郭汝瑰更加器重，派他任驻英副武官，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以便日后参与国民党统帅部工作。

　　后记：郭汝瑰1949年12月11日率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解放后曾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研究员、副处长。1989年12月起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7年10月23日不幸在重庆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