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航第一人”

—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王锡爵先生

本刊记者曹燕

 　　两岸直航是关乎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却又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然而，并不广为人知的是，早在21年前，就已经有人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了两岸特殊“直航”的历史性壮举，他就是当时被称为“直航第一人”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王锡爵先生。今年9月的一天，记者采访了王锡爵先生。

少小离家老大回

　　听同事在电话里尊称王锡爵先生为“王老”，我想像他已是沧桑老人。见面才发现，王老一点也不显老。满头的黑发、挺直的腰板和那炯炯有神的双眼让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出这是个78岁的老人。

　　一阵热情款待之后，王老打开了话匣子。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奋起抗战，但由于武器缺乏和落后，尤其是我国缺少飞机和飞行人员，导致日军一直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给我军民造成巨大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当时的国民政府1940年着手在四川成都附近创建了空军幼年学校（包括初中和高中），准备超前培养大批飞行人员，以备后用。就在那时， 14岁的王锡爵抱着抗日打鬼子的信念，离开家乡考进了空军幼年学校，成了一名初中飞行学员，开始了严格艰苦的军校生活。王锡爵于1949年完成所有学业后急待回家探亲，却突然接到飞往台湾的紧急命令。无奈之下，他匆匆给家人留下一封信，便只身随军去了海峡对岸。

　　谁知，王锡爵这一去，近三十多年没能和家人有任何联系，也得不到家乡的一丁点消息。“想家呀！夜里梦见的都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老父亲和兄弟姐妹……很多老兵想家都想疯了，最后进了精神病院……”，王老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满脸感伤地对记者回忆说。就这样，一直熬到上世纪80年代，王锡爵才好不容易通过海外转寄方式和家人取得了通信联系。当得知老父亲还健在，这让他欣喜不已。几经周折后，王锡爵在1984年和家人终于在香港见上了面，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和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兄弟姐妹，听着那日思夜想、恍如隔世却又近在咫尺、真真切切亲人的声音，他当即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得知大陆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之后，“回家，回家，回家定居”的念头一下子从王锡爵心底蹦了出来，不停地敲击着他那根早已脆弱的思乡之弦。但在当时的形势下，通过正常的途径回家定居是不可能的，这念头只能成为他自己的秘密深深埋藏心底。之后的日子里，他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回家”的念头更是时常搅得他寝食难安。苍天不负“游子”的归家情切，机会终于等来了。1986年5月3日，经王锡爵一再申请，中华航空公司批准由他驾驶编号B—198的波音747F货机飞新加坡到曼谷再经香港返台湾，这使一向驾驶客机的他欣喜万分。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他在飞机经香港时突然转航大陆，飞往广州白云机场。近了，更近了，朝思暮想的大陆山河就在脚下，白云机场也已进入视野之中，兴奋、激动……那感觉无以言表。可就在这时，王锡爵猛然想起：自己这次突然驾机返乡，大陆方面会欢迎他这个国民党飞行员吗？会如何处置他呢？……一连串的问号搅得他一时忐忑不安。但终究还是回家的迫切心情让他再也无所顾及，把飞机稳稳地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这就是有名的“华航事件”）。

　　“太意外了，人民政府对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意外、很感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说到这里，王老提高音调，略显激动。原来他不但在广州受到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还出乎意料地在北京机场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父亲和两个弟弟，后来又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人民大会堂的亲切接见。而更让他感动和惊喜的是，家乡政府和人民得知他毅然返回大陆的消息后，为迎接“游子”归来，在他逗留广州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便修建了一条简易大马路直通他家门口，同时为他家乡架设了电线，让这个偏僻小山村也用上了电。而王老的驾机“直航”又迫使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同意由台湾华航出面与祖国大陆的中国民航会商，由此开启了两岸正面接触和对话的先例，并促成了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调整大陆政策，于1987年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老骥伏枥勤作为

　　当有关领导征求他本人有关归来后工作安排的问题时，王锡爵一再表示：“驾机飞行是我一生热爱的工作，今后希望还能够继续在蓝天中翱翔。由于祖国尚未统一，在台湾像我一样饱受思乡之苦的人还很多。今后，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更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心尽力。”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除了行政工作，年届五旬的他还亲自驾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行于中国和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之间。他凭着丰富的驾驶经验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直到退休，也从未出现过任何飞行失误。同时，他还兼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和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北京航空学会理事等职，为促进祖国航空事业的改革发展献计出力。

　　 除本职工作外，因为他的特殊经历，王锡爵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担任了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顾问，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联络顾问。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和社会影响，还先后安排他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作为连任四届的全国政协常委，王锡爵积极参政议政、热心社会事务，提交了不少涉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提案。特别让王老至今记忆犹新的是，90年代初提交并被采纳的有关禁止在市场买卖军装和机动车驾驶人员年龄的两个提案。军人出身的王锡爵对军装有着深厚的感情，当看到满大街都有军装警服可以随意买卖，普通人可以任意穿着，这让他十分焦虑。他一方面开始查找国家有关军装使用、买卖等相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又到市场调查军装的来源、买卖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提交了关于建议规范军装使用、严禁民间私人制作和买卖的相关提案，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解决。而另一提案则起因于他本人的切身生活体验，王老回大陆时已是五十有几了，按照当时交通部门关于年龄超过50岁不能考驾照的规定，王老就是那不被允许考驾照的“老人”之一。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老人们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但“年过五十不能考驾照”的规定，使得像王老一样兼任职务多、社会交往广的活跃“老人”因没有驾照而无法自驾机动车，活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为此，王老又专门调研，写成政协委员提案上交，并在多个场合积极呼吁，促使有关部门修改了关于驾龄的规定。至今，王老还自己驾车外出。

 心系统一情未了

　　37年的思乡之苦、别亲之痛让王锡爵对“祖国统一”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渴盼，对岛内一小部分人主张“台独”更是深恶痛绝。回归大陆多年来，王锡爵利用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做反“独”促统工作。各种反“独”促统座谈会以及海峡两岸各方人士的联谊活动，只要邀他参加，他从不缺席。在他飞国际航线时，经常能在海外见到来自台湾的旧同事和老朋友，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宣传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信函、电话以及近年来普及的互联网络也是他保持与岛内亲朋好友联络的必备媒介，是向他们宣传大陆新出台的一些惠台政策的平台。此外，他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为他们讲述大陆近些年的新变化、新面貌，介绍他所游历过的一些美好山河。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一部分对大陆有戒心的台湾同胞慢慢对大陆有了好感，而大部分都有想回大陆看看、走走的意向。针对这一情况，王老经常邀请在台或已移居海外的朋友来大陆旅游观光，他不仅尽量提供食宿，还时常亲自为他们当向导。当看到朋友们流连于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叹大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发出赞叹之声和露出羡慕之情时，王老觉得组织旅游可能是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促进和平统一的有效方式。后来，王老又让在台湾的大儿子办起了旅行社，尽量多组织台湾同胞来大陆观光。“让他们了解大陆，喜欢大陆，最后回归统一，这是我不懈的目标。虽然我为此做不了什么大的贡献，也起不到太多作用，但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要为此一直做下去，直到祖国和平统一。”王老一脸认真地说。

　　现在，王老早已退休在家，除仍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多数时间看书读报，养花种草。另外，每周两次两小时的锻炼是王老雷打不动的“作业”。“好身体才是根本，”一边说着，王老一边撸起袖子向记者展示了他那满是肌肉壮实的臂膀，“我现在有两个愿望：一是看到奥运会成功举办，二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目前看来，第一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可第二个愿望……，”迟疑片刻后，王老猛然扬起头，微笑着并肯定地说：“会的，也一定会实现的。我相信我也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