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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黄埔二期学生、民国警界枭雄李士珍在南京

日期:2012-03-01 09:18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孟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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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的南京,对于黄埔二期学生、时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的李士珍来说,应当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一年在这个城市,他既有出席国民大会的荣耀,也遭到了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挫折,以至他大病一场。

  从这一年2月李士珍由京复渝出席中央执、监委员第二次全会开始,李士珍经历了其政治生涯中的一段艰难时期。经过这一段时期之后,李士珍虽然仍掌管着中央警官学校并升任校长,但在民国警察系统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战后民国警政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可谓是江河日下,远不及军统局长戴笠在世时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46年是李士珍在民国警界的地位、影响由盛而衰的转折之年。1946年之后,李士珍逐渐淡出民国警坛。

  一

  李士珍,号梦周,字梦龙,1896年农历10月17日出生在浙江宁海东乡之雪坡村。1925年9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成绩列全期第二名。1930年1月奉蒋介石之命留学日本,初入日本步兵学校,继转日本警察讲习所(后改名警察大学)学习。历官少将参谋长、上校团长、警官高等学校简任校长、中央警官学校简任教育长、校长等职。

  多年来李士珍通过不断向蒋介石“条呈”“面呈”警政建设方面的方案、计划,希望利用这些方案、计划的实施,来影响民国警政发展的走向,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不断在各地开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开办各类培训班、创办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来培植亲信扩大影响。通过不断向蒋介石推荐中央警官学校的各类学生到各城市警察系统任职,来确立和强化自己在民国警界的地位。自李士珍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后,桃李满布全国,蒋介石特颁赠“育才建警”四字,李士珍在民国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俨然警察之父、警坛领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在国内外压力下,国共走到一起双方开始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之前提和原则,提出十一条方案。10月10日国共经谈判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其中专门就取消特务机关和释放政治犯进行了商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民主同盟以及社会各界,均提出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政治民主、取消特务组织、释放政治犯等要求。

  1945年10月4日,李士珍飞赴南京。是年冬11月,中央警官学校正式还都南京。

  抗战时期,各地警察系统因“攘外”、“安内”之需,不断为国民党情报系统所渗透和掌控。为此李士珍心有不甘,明里暗里与军统制造摩擦,但碍于情报系统的重要和军统之能量,而不敢过分和放肆。抗战胜利后,影响警政重建的战时因素没有了,中国警坛版图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但涉及警政,实际掌控警界并主管警察系统情报特工(戴笠谓之“政治侦探”)的军统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特别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因政治形势之变,加之社会各界的呼声,中统、军统如何调整重组也是迫在眉睫。

  二

  自1945年7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蒋介石幕僚机构等国民党高层内部,对军队整军、战后复员、情报机构调整问题着手进行研究,战后接收、对苏关系、东北问题、新疆问题、国共谈判等等一系列工作,也迅速展开。1946年2月1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19日蒋介石在宁召集军事会议,由美国代表魏德迈在会上演讲“缩军”之重要性,提前开导军队将领,要求贯彻整军方案。1946年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出台,国民党军队战后整编裁撤开始。

  为应付民意,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时任内政部次长的唐纵,邀集李士珍、叶秀峰、张镇等秘密商讨中统局等情报机构调整归并问题。为国民党特务情报系统改头换面,继续为蒋介石内战“戡乱”政策服务,进行幕后谋划。李士珍虽然职为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但一直特别关注警政建设。抗战期间,李士珍于1943年向蒋介石面呈《五年建警计划》,1944年又奉蒋介石指示改订《十年建警计划》。作为对警政有专门研究的李士珍,受邀参加蒋介石核心幕僚对情报机构未来调整的秘密研讨,说明幕僚机构对李士珍本人和其意见的重视。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途中撞上南京西郊的岱山,机毁人亡。21日发现飞机残骸,证实戴笠死讯。戴笠死后的军统局应如何调整,立刻摆上了桌面,成为急待解决之问题。

  在戴笠在世时,李、戴关系表面上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也无正面的直接冲突。但李士珍对军统局在中央警官学校里的势力,和军统利用中央警官学校培养特工人员,抱怨不满,意见很大,做了不少小动作。由于军统本身许多工作需要利用警察系统和中央警官学校,同时碍于李士珍的威望和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戴笠及军统方面一直都比较克制。现在戴笠死了,军统局又面临改组归并,李士珍的机会来了。

  李士珍利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呈请”校长蒋介石的便利,私下要求进入到调整了国民党特务情报系统的决策班子,参与蒋介石幕僚机关对调整军统局等特务情报系统的讨论;另一面公开放言,要求彻底解散军统局,并提出将来军统局调整归并后,军统所有复员转业之特工一律不得安排进入即将组建的警察总署和警察系统。同时他也为自己能担任警察总署署长,积极开展幕后活动。

  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大批中下级军官包括情报系统人员面临复员转业,而收复的各大中城市急需大量警察去维护社会秩序。为谋这些被整编裁撤下来的人员出路,国民党高层拟定把他们培训后安排到警察系统,认为这样既能加强战后警察系统的力量,又能解决这一批人员的就业问题。

  李士珍一贯对军统利用、掌控警察系统,以及军统特工的工作方式存有偏见。戴笠死后,李士珍借军统局即将调整归并之机,对军统落井下石。李士珍不讲策略的言行,立即引起了蒋介石侍从室和军统高层的关注。军统局上下和与军统关系密切的侍从室高级幕僚们,十分气愤。为此,侍从室幕僚在召集研究军统等情报系统今后的工作,以及如何调整、裁撤、归并的决策讨论中,不再听取李士珍的意见,不再邀请李士珍参加,并自始至终把他排斥在外。

  抗战后期,李士珍作为中央警官学校实际掌控者,一直直接向蒋介石保举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等学员,到收复区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各大都市任警察厅局长,和各省警务处长等职。李士珍保举的这一大批警界的高级主官,均被蒋介石批准任用。鉴于李士珍在高级警官的任用上,一贯绕过内政部,强推其弟子和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的做法,军统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商议,今后对于警政人员的任免,一律由即将成立的警察总署“签保”,以免人事权旁落“他人”。郑、毛、唐的主张,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裁可”。这一措施,切断了李士珍在警察界安插弟子亲信、培植自己势力的途径。

  1946年4月19日,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持行政院临时会议,警察总署条例通过。5月14日下午,内政部长张厉生召开小范围会议,商讨警政相关议题,李士珍受邀参加。会议在讨论警察教育系统问题时,内政部次长唐纵认为中央警官学校的分校,应隶属内政部而不宜属中央警官学校。抗战后期,李士珍忙着扩大中央警官学校,他于1945年改西北警官训练班为第一分校,东南警官训练班为第二分校。是年10月10日,飞往北平设中央警校第四分校。1946年中央警官学校还都后,改重庆校址设第三分校;将原设长汀之第二分校,移设于广州;并正在筹备沈阳第五分校。中央警官学校系统是李士珍的根基,会议讨论涉及到了中央警官学校,让李士珍很是吃惊。李士珍连忙解释,表示中央警官学校各分校都系临时性质,不必更动隶属关系。

  李士珍想参与对军统局的调整,同时也想掌管即将成立的警察总署,凭的就是中警校系统在警察界的力量,没想到现在内政部竟有动中警校的主意,李士珍当然有点慌。事后李士珍问唐纵,是唐纵的意见,还是张厉生部长的意见。唐纵直白地告诉他,他与张厉生都有此意见,并告诉他“有话大家谈,坦白地说”。对于警察总署的人事安排,唐纵也告诉李士珍,张厉生部长向蒋介石进言,推荐李士珍担任警察总署署长,蒋介石不同意,要唐纵担任,而唐纵本人并无此兴趣。李士珍听后恳请唐纵帮忙,希望唐纵能成全他掌管警署之意向。

  1946年5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集郑介民、叶秀峰、张镇、毛庆祥、肖赞育、毛人凤、唐纵在其官邸,讨论情报机关调整后之善后办法。谈及警察总署人选问题,蒋介石再次确定由唐纵担任,并说此事工作繁重,叫唐纵不要再兼任内政部次长一职。当天晚上,郑介民对唐纵说,“主席要你让出次长来,恐系分给梦周(李士珍),因恐李不能与军统局合作,不能使其任署长,但又不能全无所予,故做此决定”。自此,李士珍警察总署署长之梦彻底破灭。

  6月4日晚,蒋介石召见唐纵。在问及军统调整等工作情况后,再次表示警察总署署长不能兼内政部次长,继问内政部次长何人适宜。唐纵回答说,对次长人选表示未敢置议,蒋介石表示满意。唐纵借机向蒋介石报告,“李士珍与军统局关系过去非常恶劣,将来协调甚难”。蒋介石表示,“只要公正,不要顾虑,何必怕他!更不要怕他!”在李士珍可能担任内政部次长一事上,唐纵不推荐,并挑明与李士珍难协调,这分明是为李士珍设置障碍。

  四

  李士珍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不敢直接得罪唐纵,便将矛头转向军统。他写信给内政部长张厉生,对军统人员的后续安排,李士珍在信中说,“警察应用正,不能用奇,用奇便是特务工作,同时请求警察总署与各省警保处暂缓成立,俟警研班(注: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再成立。”1946年6月22日,张厉生将李士珍的来信转给唐纵,在来信上张厉生附言:“李梦周(李士珍)对警察总署嫌忌甚深,对此事,吾二人共同负责,但为彼保守秘密。”张、唐二人都认为,“李梦周对警察死不放手,诚属可笑。”

  7月2日,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唐纵为警察总署署长。接着昆明发生李、闻血案,蒋介石命唐纵赴昆明处理。8月11日唐纵由昆返京。13日李士珍亲赴警察总署找到唐纵,要求将军统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仪器设备,转交给中央警官学校使用。唐纵告诉他中美合作所的这些仪器设备,将来由警察总署接收,到时候中央警官学校可以使用。李士珍碰了个软钉子。

  8月15日上午10时,内政部大礼堂举行大会,警察总署正式宣告成立。警察总署成立后,在警察教育上,抛开李士珍的中央警察学校系统,拟先从专业警察培训着手,即筹办水上警官学校。蒋介石对于水上警察也十分感兴趣,考虑到学校的专业性和平衡警察总署与中央警官学校的关系,8月23日蒋介石指示唐纵,水上警官学校“须托海军总部代办”。唐纵即与海军总部参谋长周至柔商讨,落实水上警察学校合作筹办一事。李士珍一统天下的民国警察教育系统,被警察总署撕破了一角。

  8月31日,中央警官学校军转警训练班乙级班学员,为学籍和级别问题,不满中警校的擅自变更,在与李士珍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爆发学潮,学员罢课,学生殴斗,捣毁设施,闹得乌烟瘴气。内政部警察总署派员协助处理,被李士珍断然拒绝。由于学校自己没能解决问题,引发学员到内政部请愿。后院起火让李士珍气得胃疾复发,入鼓楼医院疗治,后赴上海检查病况,一直到11月初始复原。

  早在1936年5月,李士珍曾受戴笠之邀,参加了“全面建警方案”的起草,其后李士珍多次向蒋介石提交警政建设方面的“计划”。这些“建警计划”,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但因全国上下全面抗战和政界、警界认为不切实际而消极抵制等原因,效果甚微。1946年10月始,警察总署全面讨论战后建警工作方针,对战后建警有专门研究的李士珍却被排除在外。10月26日,唐纵接受《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专访,全面阐述他的建警方针,主张警察制度主均权制之国家警察论,并提出制定警察法,人事法规,提高警察素质,改善其待遇,改善其风气,并增进国人对警察的认识等主张。

  11月15日,民国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李士珍出席大会。在大会的讨论中,李士珍借机提出要力争警察体制纯粹性和在宪法上的独立完整性,获得部分代表的支持。四天后,蒋经国夜10时约唐纵密商各特务机构秘密工作统合问题,初希望警察总署能负此责,后唐纵建议秘密工作由国防部保密局担任。如此,也终结了李士珍关于特工与警察的口舌。

  11月30日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和警政班学员毕业。新成立的警察总署全权办理了学员的分配事宜。李士珍在高级警官的任用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

  1947年9月,李士珍以时局不佳,再次“条呈”蒋介石,建议等中央警官学校高等研究班第三期毕业后,派该班高级学员分往各省,普遍成立警保处,以“阻共匪扩大叛乱之势”。蒋介石批示国防部派员会同协办。但因主管警政的内政部警察总署不配合而未能施行,让李士珍一直耿耿于怀,“言之痛心。”同年十月,蒋介石不再兼任各军事学校校长,各学校教育长奉命继任为校长。李士珍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1948年5月,李士珍鉴于中警校毕业生未能被警察总署全部录用,而其建议的各省警保处亦未普遍成立,加之他的建警计划无人问津,故向蒋介石辞职,后被蒋介石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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