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之女，父亲将董存瑞树为典型

1945年，欢送美军观察组回国（前左三程子华，前左四唐延杰，后左二耿飚）。

1965年11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图为邓小平（左二）、程子华（右二）、吕正操（右一）在冶金指挥部楼前交谈。

从爱国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
    我的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解州县，这里是“武圣人”关羽的故乡。父亲本姓苏，由于他的姨妈没有孩子，父亲很小便过继给了姨妈，从此改姓程，名世杰。父亲7岁读私塾，12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17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革命活动，改名程子华。
    父亲从小就非常渴望学习，即便家境再贫寒，他也没有放弃求学的希望。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幼年时期的偶像是戚继光。翻看父亲的回忆录，越发对父亲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思想有所感悟。父亲曾在回忆录中记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校长在教室里挂了岳飞、关羽、戚继光等八幅历史军人画像，要同学们各选一人定为学习榜样。不少同学选了关羽，但我选择了戚继光。老师和同学都问我，你为什么不选择关羽？关羽是武圣人，又是我的同乡。那时，家乡的人非常迷信关羽，解州县城里还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关帝庙，不但我们县，就是附近的一些县都要祭祀他。旧历的四月初八，传说是关羽磨刀的日子，要是这一天不下雨，就要抬着关羽的像上街求雨，还传说关羽是中条山常平村人，那地方连军阀和土匪都不敢去抢东西，如果谁敢去那里冒犯关老爷，就要遭到吃枪子打败仗的报应。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要求，想灭亡中国，学关羽就只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戚继光是打倭寇的，以他为榜样，将来投笔从戎，打日本、救国家。
   “高小毕业后，家里人还是劝我：不要再上学了，学做买卖几年就可以赚钱养家。可我还是想读书。要读书还得找个不花钱的学校，就决定到太原去投考国民师范。程家出不起路费，还是苏家的妈妈给了两块钱，我就带了这两块钱到太原，考入了国民师范，那是1922年秋天，我已经17岁了。太原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在1919年创办的，青年经过培训后可以当小学教员。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他还创办了学兵团、斌业中学、斌业大学，为晋军培养士官、军官。他办育才馆，训练县政府承审、县长；还轮训村长。太原国民师范的教学体制受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影响，每天下午两小时正课后，有两小时劳作，校内设有做木工、纽扣，制造肥皂、粉笔，编织毛线、手套、围巾等各种产品的手工工厂。学生每学期轮选学习一种手工。学校是官费，每个学生每月发3.6元的伙食费。学生自己办伙食，每月略有节余，还可以分到一点零用钱。学习的讲义大部分是学校印发，只有英文和代数用课本，学生付半费。国民师范学生大多数是穷人家子弟，太原曾流行一句话‘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学校有军事课，每周还有一次野外演习。我喜欢军事课，认为要反抗侵略就得学会打仗。
   “1924年，阎锡山创办了进山中学，录取比一般学校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全官费。我牺牲了太原国民师范二年级学历，投考进山中学第二班，考生约2000人，录取40人，我考上了。入学后，我连每月的伙食费都出不起，要求官费，学校当局不批准，我就向国民师范体育教员要求回国民师范，因为我是校足球队的中心队员，体育教员高兴地欢迎我回校。那时正值太原高中等学校秋季足球比赛，国民师范同另一学校比赛，上半场输了一个球，下半场要我上场，我踢进了一球扳成平局。回校后，我领导41班同学驱逐了班主任，鼓励了各班同学反班主任压迫的斗争。我成为闹抗税学潮的领头人之一。成立学生会时，纪秀川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副会长。我们两人一起闹学潮，彼此了解。有一次他问我：‘你爱国，爱什么样的国呢？封建军阀统治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进行军阀混战和压迫老百姓的国，你也爱吗？’他还向我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介绍我看《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书籍，我慢慢地知道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抗日战争印记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受党委派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红军时代，父亲本在中央苏区任职。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父亲谈话派他去更为艰苦的鄂豫晥根据地工作，经鄂豫皖省委决定父亲任红25军军长。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政委。抗战时期，父亲的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底在山西工作；1939年1月到冀中工作，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直至抗战胜利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后又代理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父亲是山西人，去山西第二战区工作，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国共两党均有人参加。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不公开的：中共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等于我党派驻战动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战动总会的工作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父亲做这一工作却游刃有余，不仅利用战动总会为我军及友军提供物质等后勤保障，还利用这块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基层政权，如晋西北32个县的基层政权，就一直掌握在战动总会手里。不仅为120师提供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还抓起来一支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发展成工卫旅，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装。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是予以了充分肯定的。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致电我父亲说：“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没有要这100元钱。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冀中当时是平汉、津浦、北宁（北平天津段）和石德路（石门到德州）这四条铁路的中心，号称有800万人口，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3.3万公里）都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其中一个法子就是“囚笼政策”。日本人在冀中修的公路高出地面，便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公路圈圈相连、环环相套，便于机动，封锁沟深3-10米，能挖出水来。这么一来，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1939年12月，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虽然父亲一向是很沉得住气，但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接到这封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集思广益，决定联合各军区、各部队大干一场，彻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就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