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之女，父亲将董存瑞树为典型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长征线路图。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

    冀中能够坚持下来，与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分不开。按说冀中的几位主要领导，背景大不相同，我父亲是黄埔生、老红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来自东北军，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则来自白区，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似乎不易处好，但实际却十分团结，用吕司令的话讲，就是虽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个人之间毫无芥蒂”，工作“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心情舒畅” 。冀中的老人们讲，每当老红军与知识干部、本地干部发生矛盾时，程政委总是对老红军要求严一些，说：“要允许人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他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领导班子才可能团结协力。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和刘澜涛一起配合聂荣臻工作。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两年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聂荣臻惊叹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
    从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冀中军民，与日军、伪军、顽军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浴血奋战7年之久。1945年10月，父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父亲亲自指挥了著名的隆化战役。
    小时候，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董存瑞》的电影，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行为深感震撼。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当年，5月25 日下午4 点多，战斗胜利结束后，父亲来到隆化城视察战果。当走到隆化中学前面时，只见一个班的战士在那里恸哭。父亲上前询问：“为什么打了胜仗反而哭呢？”战士呜咽着告诉他：“我们的班长董存瑞为掩护全连冲锋，只身托住一包黄色炸药炸掉了一个横跨在旱河上的桥形碉堡，壮烈牺牲了。”战士还说，战友们在战场上找了半天，最后只找到了一只鞋子，像是班长董存瑞的，现在大家正对着这只鞋哀悼他们的好班长。
    父亲听后十分震撼，他让秘书连夜到董存瑞所在的部队里去，搜集有关董存瑞的事迹，并亲自写下《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要求《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还要写一篇社论颂扬。董存瑞从此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严于律己朴实勤俭

    父亲一生转战南北，历经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0年2月赴家乡，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他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步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燃烧岁月。
    1978年，父亲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这年父亲已经73岁高龄，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民政部组建起来。1980年8月，父亲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3年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之初任务十分艰巨，父亲出任同学会常务副会长、顾问长达7年多，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1991年2月19日，父亲接见台湾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两岸联谊活动。在他与世长辞的两周前，还坐着轮椅出席了同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3月30日傍晚在弥留之际，他仍然魂系台湾黄埔同学，梦萦访问团校友，“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当夜父亲飘然远行、令人心碎。享年86岁。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追求，一辈子朴实、勤俭。我很少见到父亲为自己添置什么新衣裳。印象中，只有一次父亲和吕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货大楼，两个人各自为自己买了一件很不适用的的确良背心，成了我们的话柄。

    除了工作，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台球，他和邓小平、段君毅、张廷发等打了十几年的台球，父亲打台球讲究精益求精，听说他很少输球，所以很少钻桌子。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一生都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毕生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1982年，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那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那场比赛，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赛前，父亲特地把全足球队的队员请到家里来，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赛后总是认真总结经验，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那时宋任穷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伯伯经常调侃父亲说：怎么我的排球队总赢，你的足球队老输，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

    父亲和吕正操伯伯感情深厚，很看重战友情。当年战争时期给父亲牵马的马夫，父亲也留在了身边。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就是他双手残疾，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决不麻烦其他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常常笑眯眯地说，“《红灯记》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体会平和与平衡
    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要求我们学好数理化。在他的教导下，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是搞理工科的。
    我出生于1946年9月。1970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进入航天部工作，后调入国家科委。1989年，我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文卫局。
1994年，我来到昆明任副市长。从一名科研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多方位的政府管理人员，走上从政之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体会到父亲的不易。
    在异常忙碌的时候，父亲认真、严格的做事风格常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即便工作再忙，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所有的会议稿件必须亲自修改。我后来负责文教口，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这些彼此没有联系的系统，怎么做到整体规划，是我的职能所在。我参照国外各种项目的实施方法，花小钱办大事，先科学调研，设计整体实施方案和步骤，再科学地进行阶段落实。在我的建议下，昆明的重点大学恢复了课题研究，比如滇池水源地怎么保护，固体废弃物怎么处理，村庄怎么来发展，都先有课题研究，再去科学开展，避免盲目拨款建设，浪费国家资源。
    如今，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很想更多地参与到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中，当我见到父亲的老战友、战友子女，同他们交谈，获悉有关父亲的更多信息后，我似乎离父亲更近了。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平和与平衡的。从政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与平衡是多么的不易。父亲做到了。他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我希望不仅是我，更多的中华儿女能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行！（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