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郑庭笈之子讲述父亲特赦后的晚年生活

“可教育好子女”带来的冲击

郑庭笈与冯莉娟复婚后，政协又在灯市口给他们分了房子，与杜隶明、宋希濂、唐生明同住一个四合院。但郑心校却说：“这一切，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根本变化，我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参加各种校内外的学习和文体活动，高中后干脆选择了住校。我和父亲没有过多的交流，也没有亲近的动作。至于父亲的过去，我不想多问，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对于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国家给他的待遇，我也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

郑心校也观察到父亲回来后的平静：“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还看《新闻联播》，这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郑庭笈似乎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想法，他很少对孩子的事情指手画脚，更不会对他们的前程发表意见。“他只会叮嘱我们好好读书，并把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戴安澜的儿子戴复东当做我们的楷模”，因为冯莉娟要打字，郑庭笈反倒操持家务了，“那时候父亲学着用瓷钵子蒸饭，一人一份儿；还会生蜂窝炉子，所以家里还是挺温馨的。”

“文革”开始后，郑心校的心理压力更重了。“那时候的‘血统论’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优秀的青年，一下子就成了‘另类’。我的理想抱负都成为了泡影。”所以郑心校在“文革”期间，去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决心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们就不能说我不革命。我们少则一天走四五十里，最多一天行军一百里。当时一路都有接待站，有地方吃，有地方睡。爬山的时候就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对自己是一种磨炼。走了一个多月，已经走到瑞金了，大串联停止，我才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郑心校和弟弟都选择了云南兵团。他们想离家越远越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但就是去云南，出身不好也是阻力。我们这样的人参加兵团是不被接受的，那儿离边界太近，不敢要你。我和弟弟都写了血书。我们有幸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招工处长刘文尉，他报告给兵团司令江洪州，我们才破例被招收了。”

郑庭笈对儿子们的行为默不作声。“现在想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痛心，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内疚。”上山下乡后，郑庭笈不时给儿子写信，“这些信篇篇都像是社论，‘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怎样努力进步’……完全没有家长里短。”

郑心校回忆，那时候劳动起来充满激情，“分派我去喂猪，我查了报纸上介绍的发酵法，把芭蕉叶和糠拌在一起，发了酵再喂猪；分派种菜，就四处收集粪便沤肥，回北京买种子，在云南种出了北京的茄子、大白菜和黄瓜；晚上没事的时候，就看从家里带来的微积分教科书；我还想去缅甸参加缅甸共产党，去英勇牺牲。即使当时看不到一丝光亮，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团火在燃烧，有憧憬和希望。”

由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郑心校九死一生，从云南病退回到北京。因为乒乓球打得好，他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医院当“赤脚医生”。“后来我被派往友谊医院进修，一位老主任告诫我，要想当好医生就一定要读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终于鼓足勇气去试了试，“由于数理化基础非常扎实，考试很顺利通过了，我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开始不再关注郑心校的出身，他施展的舞台更宽广了。1983年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从事肾移植工作。1985年，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提升为副院长。1986年，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医院管理，并获得管理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后，他升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当年我刚40岁，可以说是最年轻的院长，大家对我那么信任，我更有使不完的劲头”。1991年，郑心校被授予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证明了自己，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