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17日，许德珩与前来祝贺他百岁寿辰的万里委员长（左一）合影。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上水准。然而祖母却说，家中时常经济紧张。当年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这些人有困难，祖父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会提供盘缠。这样一来，我们家当年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祖父就先把钱分成5块或10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祖母劳君展有时候也会提醒祖父：“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而祖父却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
我曾看到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在《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祖父对我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学在民主广场举行毕业典礼。胡适校长发表讲话，劝大家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要自我奋斗，争取做人上人。紧接着，祖父也发表讲话，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走入社会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应该立志做人中人。”
后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队伍。36年后，师生们再次相聚，老师已是耄耋老翁，学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学生请老师为他们题字，祖父写道：“希望做社会主义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人生观的大讨论，北大的学生来找祖父探讨人生问题。还记得年逾九旬的祖父为他们题写了：“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身”几个字，勉励他们“不要冷一时，热一时，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服从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了他的母校，到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官”，但是在青年特别是北大的师生面前，他仍然是教师、校友和同事。
1990年，祖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