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尚龙：一位从台湾走进联合国的经济学家

赖尚龙（左）与本文作者

　　在眷村长大，在台湾上学，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然而，让赖尚龙未曾想到的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伊始，自己竟因缘际会地成为早期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一位官员。在那个左倾思潮横行的年代，这一超越党派、超越两岸、超越意识形态的举荐，不啻成就了两岸一段近乎传奇的故事。

　　7月17日，笔者依约在北京拜访了从纽约飞来正忙于讲学和社会活动的赖博士。与赖博士一起追忆历史，畅谈人生，欢叙友情，对其为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辛勤付出与巨大贡献，不由肃然起敬，赞不绝口。

　　从“保钓”找到人生方向

　　赖尚龙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建筑工程系，后取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研究院区域及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从小就沐浴在中华文化浓烈的氛围中，培养了他对祖国的向往、对人民的热爱，塑造了他不屈不挠的品格和积极向上的天性。

　　后来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匹兹堡卡耐基梅隆大学继续攻读学位。那个学校环境自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涉猎进步书籍。而那里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不但搜集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报刊杂志，还有早期的一些作家像鲁迅、巴金的作品，甚至还搜集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油印刊物，更成为他和不少来自台湾、香港的同学阅读、讨论、聚会的好去处。

　　及至上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钓鱼岛事件，猛然唤醒了海外青年学子的民族意识。以台湾为主的海外留学生挺身而出，发起了保卫钓鱼岛的爱国学生运动。很快，保钓烽火燃遍了全美国，由最初的一两个学校，最终蔓延到了全美50多个州100多个学校。

　　那个年代保钓，大家都是自愿参与，不讲任何报酬。尽管学生们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精神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之前，他们在美国只关心自己的前途，比如说认真学习，搞好专业，找个好工作，办张绿卡，再娶妻生子等等。但保钓运动的兴起，突然激发了赖尚龙和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唤醒了大家的民族意识，开始关心国家、关心社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转变，正如周恩来总理那时评价的：“我们这些台湾、香港的学生给资本主义社会回马一枪”。

　　因为参加保钓运动的缘故，赖尚龙和这些同学有了跟祖国内地接触的一些机会，包括到内地参观学习。可以说，他们是祖国大陆最早接待的一批海外人士。其时，内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所到之处远不如今日之繁荣进步，甚至不如当年的台湾，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祖国的向往之情。他们一行十多人，先后参观了大庆、大寨以及河南的红旗渠，所见所闻，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和热情洋溢的干劲。他猛然从中悟出，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唤醒了青年学子沉睡的爱国心，指引他们乐此不疲地来此寻根溯源。

　　以今天的眼光权衡，可以说，保钓其实是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一种探索。赖尚龙就是从保钓运动开始，了解祖国，回归祖国，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贵人”慧眼荐入联合国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被驱逐出门，中国政府随即紧锣密鼓地筹组联合国使团。几年后，赖尚龙遇到了人生的好机遇，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时他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书，一天突然接到电话，有人要请他去联合国工作，说那里需要一个懂经济的专家。那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陈楚物色人才有三个条件：英语好，懂西方经济学，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经历。冥冥之中，这三条似乎都是为赖尚龙所设，他决定停薪留职去试一把，做好了就做，做不好还是可以回大学教书。

　　那时，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前夕，找这样的人才并不容易，达到这样条件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果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用人时限，中国就只好放弃这一名额，当时大家都不是很有信心，就让他先占上位置，若不行以后也可再补国内的合适人选。未曾想他这一干，就是30余年。在左倾思潮横行的年代，这一超越党派、超越两岸、超越意识形态的举荐，可谓高瞻远瞩，亦极难能可贵。

　　在联合国，赖尚龙先后得到两位副秘书长毕季龙、谢启美的任用与提携。毕、谢二人，都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亲聆教诲，得其真传。他们二位掌管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达12年之久，不仅在工作上是领导关系，在各方面对赖也可谓情谊深重，成为赖心目中的贵人，并影响到他后来几十年的工作。虽然他们二人在联合国都有一份不菲的收入，但全都上缴国库，自己的生活却十分清廉。赖甚至不敢请这两位尊敬的上司吃饭，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开销，没法回请。

　　那年代，国内“极左”思潮还很有市场，联合国发生什么事都要向国内报告，尤其涉及中国的事情，更不可有任何闪失。那时没有电子邮件之类通讯手段，一件事情从报告到回复，最快也得二三天。但有时发生紧急状况，不当场反应或回击，事后就会很被动。赖尚龙作为秘书，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冲在前面，当场发表意见。当时似乎有一种默契：说对了，算代表副秘书长发言；说错了，就由个人负责。他这一及时回应与反击的做法，常常受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加入之前是要宣誓的，表示不受政府指令，只代表国际利益。赖尚龙也必须保持这样的态度。对联合国的政策，对的当然要执行，不对的可以不执行，但不能上街公开反对。那时有些朋友不理解，以为他的立场、理念、思想变了，其实不是，他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好地做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赖尚龙曾任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高级经济事务专员、首席经济事务专员，联合国副秘书长特别助理、办公厅主任，经济社会事务部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管理局局长，主管监督、设计、管理、执行、评估项目年均150个，总预算约8500万美元。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他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良好声誉。

　　阳光灿烂的“光彩”事业

　　作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总顾问，赖尚龙对推动中国光彩事业不遗余力，且卓有成效。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祖国内地考察光彩事业所推动的一个扶贫项目。那次的内地之行，使他感触良深，回到纽约后即写下了近八千字的文章《阳光灿烂：中国的“光彩”事业》。正如他在一个会议致闭幕辞时所说，发展中国家应该互相学习，通过公共部门与有非政府组织支持的私营部门的合作，来实施有关社会发展的政策。中国的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界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所进行的开发式扶贫行动——光彩事业，为全球铲除贫困提供了某种新鲜经验。

　　他表示，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家是最近20多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发达起家之后，愿意贡献财力和人力帮助扶贫，虽然从现实看也各有不同的动机，但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并推行全方位的扶贫行动，显然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和长远的社会意义。

　　2007年，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第二届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区域网络亚太地区研讨会上，赖尚龙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身份发言，介绍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基本情况，并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及发展政策评议——透视联合国千年发展议程》为题，阐述了关于全球化、现代化社会发展与西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看待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和谐共存。这个发言把消除贫困与饥饿主题，由简单的追求生存权、发展权，深化到对文化权的追求，引得全场的认同与称赞。

　　西藏问题极其敏感，组织外国专家赴西藏考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赖尚龙说，其实这些人不是反华反共，基本上属于不了解情况，让他们亲自去看了，了解了实际情况，对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有正面意义。后来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他们一行时，几乎询问了每一位外国专家，可以说，这些专家的看法都有变化，收到了很好的实效。

　　细节决定两岸的融合

　　这次笔者在北京拜访赖博士时，他对台湾问题依然非常关注。他认为，两岸和平统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弘扬，当然事关两岸和平统一。但对两岸每个普通百姓来讲，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似乎更加实际一些。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海外来人会有非常大的挫折感。

　　他谈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是手段，主要是两岸人民生活要好，要有社会正义。两岸民众在亲密接触之后，会产生很多问题。台湾目前国民教育已经到高中阶段，大学基本普及，民众素质高。他们到大陆一看，虽然经济位居世界第二，但很多地方还很落后，脏乱差，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乱过马路，给台湾民众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大陆要让台湾人民有好的印象，就要从小事做起，要从制度、社会秩序、一些小的方面慢慢做起。润物细无声，小事做好更能打动台湾百姓的心。

　　赖尚龙还长期兼任台湾《海峡评论》月刊海外编辑顾问，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拥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海峡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在海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对台湾经济振兴的建言，在岛内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跟许多台湾朋友有交往，非常关心台湾的发展，他是爱台湾的。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却不受李、扁当局的欢迎，甚至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因此很少有机会回去。当前在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期望有更多机会踏上回乡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说：“我们应该登高望远，看到时代发展、民族振兴大趋势，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明确振兴中华的共同奋斗目标。”赖尚龙对于细节决定成败的见解，暗合“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颇具新意。

　　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

　　赖尚龙博士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在海内外均有相当的影响。1995年，他应聘为北京大学城市规划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客座教授；1996年，应聘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经济及经济发展学兼职顾问教授；2002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及政府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以及北方交通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等，在学界继续发挥其经济学专家的影响力。

　　前几年，赖尚龙博士在访问天津社会科学院时，曾作《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与天津的区位优势》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出，天津可以为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一些事，争取成为中国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先驱，可与日本新潟，韩国仁川、首尔，俄罗斯远东等地区和城市加强交流与合作。他的这个意见，后来以“论点与建议”的方式，报送天津市委市政府，受到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的重视与批示，并三次约见相关研究人员，听取意见和汇报。

　　近来，他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说，循环经济在西方一些国家被称为“第四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他指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新农村，一定要注意发展与环保相结合，鼓励农民用沼气，不要砍柴，种田的时候尽量用绿色有机肥等。政府部门应支持农村地区建成循环产业链，以不污染、环保型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他也有很好的见地。他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中华民族一定会崛起，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各国政府都意识到，GDP只是国力对比中的一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往往比GDP更加重要。他强调，要了解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必着急，中国迟早会强大、会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