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七伯周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拍摄时间不详） 

毛泽东、周恩来1974年5月在中南海书房握手。 

唯一一次破例也是为了大局 

　　周尔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很鲜明。他对公事私事分得很清，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也会借机会做调查研究，但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

　　但有一次，周恩来却破了例。1955年，周尔均正在总后勤部的重庆办事处工作。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后，和邓在军一起到中南海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问周尔均到北京来做什么，当听到他是来汇报“肃反”工作时，周恩来变得严肃起来：“说说你们单位的肃反情况吧。”听完他说的情况之后，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西南军区那边解放得比较晚，反革命的情况肯定会有，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必要的，查出问题也很正常。但你们一个军级单位，查出这么多反革命，出现这么多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肯定不正常。你给你们领导带个话，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要慎重。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周尔均回到重庆，立刻向上级领导汇报。所在单位立即落实，纠正偏差，保护了很大一批人。“伯伯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从民族发展、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邓在军说。

　　“文革”后期，周恩来处于一种“苦”和“难”的境地，内心也非常郁闷。周恩来秘书纪东曾经回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路可选：一是惟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总理都可以“保”住自己的身体、地位、名誉，可他却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1970年庐山会议之前，纪东替周恩来整理文件，看到办公桌上一张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了几句的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这几句西厢记的戏文真实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艰难处境。但周尔均认为，幸运的是，毛主席对周恩来终归还是很信任的，两个人相互之间也很关心。到“文革”后期，中央政治局虽然按毛泽东指示，开会批判周恩来，但毛主席还是很关心他，让人把自己的沙发抬去给他，希望重病中的周恩来坐得舒服些。而知道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周恩来也把自己的老花镜送　给了主席。

　　周尔均至今保留着一张毛主席和周恩来在1974年的照片，这是两人最后一张握手的照片。1974年以后，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周恩来就很少见主席了。不过1974年四届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江青集团极力想掌权，派了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当时，叶剑英认为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挽回局面，想方设法让病重的周恩来到长沙见了主席。随后主席批评了王洪文，跟周恩来一直谈到了深夜。虽然两人的这次谈话内容永远成了一个谜，但周尔均说：“总理和主席谈话出来后很高兴，还和身边的人一起吃了给主席祝寿的面。毛主席终归还是信任总理的。”

力保邓小平“带领中国往前走”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过于软弱、明哲保身。但邓小平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周恩来）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也是这“一批人”中的一员。

　　周尔均曾拜访过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周尔均说：“1974年4月，邓小平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身体不好的周恩来一直坚持不治病，主要原因是他担心邓小平刚刚复出去联合国，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在国内，还有反对小平复出的势力，他们会不会做出对小平不利的动作。他希望等到邓小平顺利回国了，他再去治疗。当时他知道，只有邓小平接替他，他才放心。”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长沙那次单独会谈10天之后，也就是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又相隔5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着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篡权阴谋没有得逞。

　　1975年12月底，周恩来去接受治疗，在被推到手术室门口时，他把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叫到身前，他说：“小平同志，你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做得强很多。”他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你们要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尽管张春桥和王洪文不会听周总理的，但总理还是尽最后的力量来保护邓小平。

　　周尔均看来，周恩来力保邓小平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深厚情谊，更是在长期工作中，深知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对此，周恩来曾说：“我看他们两人（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风格大不一样，伯承同志和我一样是‘举轻若重’，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他能处理好现在复杂的局面，能更好地带领中国往前走。”

为什么怀念周恩来 

　　在《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的主编感言中，邓在军写道：“周总理一生清正廉洁，身后没有半点个人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思想情操，他的道德风范。”邓在军认为，周恩来的品德和精神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勤劳勇敢的、忠厚淳朴的，周恩来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美德的象征，具体来说就是忠、孝、爱。”

　　在周尔均看来，总理之所以集如此多的传统美德于一身，在于他博古通今、学贯中外，经受了最为复杂严峻的斗争和考验，同时又亲身体验到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他把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苦难时刻放在自己心中，所以他才能做到鞠躬尽瘁、忍辱负重，才会对自己要求这样严格，对人民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回忆过一段总理的故事，让邓在军夫妇记忆深刻。1941年，19岁的秦怡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菲菲在重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看到瘦弱的菲菲因为胃不好而吐奶，当即嘱咐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要关心和解决演员的实际困难。16年的亚洲电影节上，总理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感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不断地往下掉。“时间过了这么久，女儿小时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秦怡问邓在军：“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遇到这样的人吗？还能得到这样的爱吗？还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吗？”

　　秦怡的问题不止在问邓在军，还在问整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个人素质、审美意识也不断提高，但总觉得缺了一种信仰和精神。路上有人跌倒了没人敢去扶，怕被“赖上”，这些现象让邓在军觉得很痛心。她说：“我也理解没有钱寸步难行，但完全为钱活着的人生没多大意义，活着还是要有点爱人的精神。古语说，舍得舍得，有舍有得。爱别人，舍掉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光爱自己不爱别人，谁会来爱你呢？”

　　除此之外，在邓在军看来，总理身上的勤政精神也是当代社会缺失的。她给记者讲了采访谷牧时听到的一段往事。“文化大革命”后期，谷牧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凌晨3点多，刚回到家里睡觉，就接到了总理的电话过问一件事。谷牧当时想，3点多钟了找部长们也不方便，于是回答说：“我明天早上一起来就去抓这个事情。”结果等早上醒来，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送到谷牧的桌子上了。上面写着：“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到明天了，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谷牧说：“那时候我觉着很惭愧。”邓在军说：“今天，能做到像总理这样全心全意勤劳工作的干部不多了。很多官员在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服务人民，而是管理人民。他们忘了，官员首先是公仆。”

　　实际上，博爱、勤劳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是在一个愈发浮躁的社会里，很多美好品质都被遗忘了。邓在军认为，今天纪念周恩来，不仅仅是一种缅怀，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回归，是为官、为人基本素养的重拾，是一种人格精神的碰撞、思想灵魂的洗礼。这才是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周恩来精神，学习周恩来高贵品质的真正意义。（《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