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程子华
我的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的解州县。父亲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受党委派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父亲开始了戎马生涯。
敌后抗战成果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父亲到山西第二战区工作，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国共两党均有人参加。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不公开的：中共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
战动总会的工作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父亲做这一工作却游刃有余，不仅利用战动总会为我军及友军提供物质等后勤保障，还利用这块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我党的基层政权，如晋西北32个县的基层政权，就一直掌握在战动总会手里。不仅为一二○师提供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还拉起来一支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发展成工卫旅，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装。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致电父亲说：“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没有要这100元钱。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当时的冀中，是指平汉、津浦、北宁（北平—天津段）和石德（石门到德州）这四条铁路中心这一大块平原地区，当时号称有800万人口，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3.3万平方公里）都大。
冀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和日军战略生命线平汉、津浦等铁路。冀中的物产十分丰富，如1940年这一年，冀中就动员了60多万人给路西（平汉路以西）山区运去1,900万斤粮食。按彭老总的算法，当年1个成年劳力一天6两粮食，加点野菜土豆即可度日，1,900万斤粮足以维持100万人1个月了，而当年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才267万。衣服也主要靠冀中，山区不产棉，当年在路西穿的衣服大多是高阳布做的。冀中还给山区支援了不少兵员，1939年中央派一二○师支援冀中，来时6,000多人，走时扩军到两万多人。还有医药器械和枪支弹药，冀中也支援了不少。据当年日本人估计，路西80%人力物力补给，要靠冀中。所以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的兵粮站”。我们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
了解冀中贡献的人对冀中评价都很高。如当时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提到冀中的得失，他认为，“保持冀中与边区的一体，这不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同时亦是保持我国抗战力量问题。”
冀中是一块要地、一块宝地，也是我党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虽然在平原上坚持要比山区困难得多，但日本人拿冀中没办法，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其中一个法子就是所谓“囚笼政策”。这是1939年9月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形成网状“囚笼”。这么一来，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日本人本来这个据点几百人，那个据点几十人，在大平原上一摆，也成不了气候，可利用交通线连成一气，就成了一步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1939年12月，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一向很沉得住气的父亲，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接到这封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十分重视，他们最后集思广益，觉得小打小闹已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各军区、各部队联合起来大干一场，彻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就有了后来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起因，竟与我父亲的一封告急电报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冀中斗争的残酷。
冀中能够坚持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与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分不开的，按说冀中的几位主要领导，背景大不相同：我父亲是黄埔生、老红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来自东北军；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则来自白区，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似乎不易处好，但实际却十分团结，用吕司令的话讲，就是虽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个人之间毫无芥蒂”，工作“同心协力，得心应手，心情舒畅”。冀中的老人们讲，每当老红军与知识干部、本地干部发生矛盾时，程政委总是对老红军要求严一些，说：“要允许人家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
仅是领导班子团结还不够，还要有政策。政策当然是党中央定的，但有了好的政策，还要结合本地实际、还要执行到位。比如地道战，谁也不愿往地下钻，实在是环境太残酷，当年个别领导说钻地道是逃避，甚至把最早开展地道斗争的蠡县县委书记也撤了。为此，父亲亲自带人下去调查，肯定地道战是符合平原地区对敌斗争的客观条件的，是一大创造。1942年夏，父亲写了本小册子，书名就是《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实用能战的地道战，又反过来促进了冀中平原民兵队伍的快速发展。到日军投降时，冀中民兵已发展到20万之众，自卫队员已达到250万之多。就连日军华北派遣军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冀中平原民兵组织的不断壮大，导致“军与民混成一片，将一望千里的冀中平原由农地变成阵地”。1944年，总政治部对这本小册子整理压缩发表，并在前面加了按语。1944年，八路军总政治部赞誉冀中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模范”。
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聂荣臻任书记，父亲和刘澜涛任副书记。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任副司令员，父亲和刘澜涛任副政治委员。在这个决定中还确定，在聂荣臻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父亲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萧克代理司令员。1944年，萧克去延安看病，刘澜涛去延安参加“七大”，父亲又代理司令员。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晋察冀分局和军区负责。1945年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等同志从延安乘国民党起义到延安的第一架飞机回晋察冀，从他们离开到回来历时约两年时间里，日本人仍进行过多次大“扫荡”，依然十分艰难。
黄埔事业尽心力
从1984年到1991年，父亲在黄埔军校同学会连任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和顾问。在近3,000个日日夜夜里，呕心沥血为海峡两岸黄埔同学铺路搭桥。同学会成立之初，他特意赠送给同学会一套《孙中山全集》，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大会上，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与在台湾的黄埔同学多有联系，只要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众志成城，就会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父亲是黄埔五期生，在海内外同学中享有威望。1984年初，虽然年逾古稀，受徐向前元帅委托筹办黄埔同学会后，即召集在京的几位“老黄埔”，对同学会的名称、宗旨、编制和经费等重大问题进行过细的研究磋商。例如，会名就起了三个：“中华黄埔同学会”、“中国黄埔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经过遴选，拍板定案，不要冠以“中华”、“中国”字样，就叫“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也确定下来：“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短期内组织体系初具规模，接纳会员22,400名，还吸收“留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为团体会员，形成了促进祖国统一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4年10月4日，理事会欣然决定：迅速组织力量编辑一本《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册》，为中国现代史提供一部重要参考文献，为1985年6月16日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献礼。父亲倡议以较多篇幅选载国共两党黄埔师生的功绩，表明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纪念册》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感到，史册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抗战各战场持论公允。不仅表彰了共产党的黄埔校友，而且用较多篇幅表彰了国民党的黄埔高级将领，这对团结教育海内外黄埔同学，增进共识，起到了不可小看的重要作用。
在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会上，父亲以《拿出黄埔精神和勇气，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为题讲了话。他说：“回顾历史，我们黄埔同学，曾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合力奋斗，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携手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们面临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希望海峡彼岸的校友能够重温一下孙中山先生生前对祖国统一的谆谆嘱咐，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拿出当年黄埔的精神和勇气来，为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深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到那时，我们将有更多的校友在一起畅谈黄埔军校的光荣历史，庆贺全国的完全统一。让我们去争取这一天的到来!”
在1986年11月9日召开的一届二次理事会上，父亲建议创办《黄埔》杂志，编纂专辑、特刊，编发《工作通讯》。在《纪念北伐战争60周年特辑》中，一篇《黄埔军校与北伐战争》的重点稿，经父亲仔细修改刊用后新华社发通稿，国内主要报刊相继登载，泰国曼谷四家华文报纸全文见报。《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和《一届二次理事会专辑》，内容丰富，发行40,000册销售一空。1988年召开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大会之后，父亲主持编辑出版了《抗战胜利大型专辑》，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1988年中秋节，父亲积极支持《黄埔》杂志社与中央六家新闻单位举行中秋佳节联欢会，台湾新闻单位在北京访问的朋友也应邀出席了中秋联欢。会上呼吁海峡两岸新闻朋友互访，通过交流活动增进共识。这在海内外，尤其是在台湾产生了强烈反响。1991年1月1日，从海峡彼岸传来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的消息。
层层坚冰已被打破，绵绵的连心桥渐渐架起。海峡两岸，长桥卧波；四海翻腾，客轮抵岸；五洲鲲鹏，朝发夕至。长期隔海相望和多年寄居异国的黄埔同学向大陆奔涌而来，一批批由海外黄埔同学牵线组成的观光团、访问团，往来穿梭不绝于途。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血浓于水，其乐融融。父亲高兴之余，写下了《天下黄埔是一家》的感言，送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向海内外播送。
1991年2月19日，会见台湾四海同心会执行长张琦，是父亲最后一次参加两岸联谊活动。在他与世长辞的两周前，还坐着轮椅出席了黄埔同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听说“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快要来了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3月30日傍晚在弥留之际，仍然魂系台湾黄埔同学，梦萦访问团校友，“台湾同学可能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我见不到他们了……”。当夜父亲飘然远行、令人心碎。4月10日下午，“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全体成员31人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是8日飞抵北京的。
父亲1991年离开我们，转眼至今已是二十多年了。今天缅怀父亲，更加从心中崇敬。我退休前曾任昆明市副市长，和平年代单纯做行政工作，与父亲在战争年代、经济建设年代所面对的艰辛和挑战简直没法比，因此，更加感到父辈那一代人精神的可贵。逝者已去，精神永存！这种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民族的独立努力奋斗的精神，必将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鼓励着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黄埔同学及其后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前行。
程子华简历
程子华,1905出生在山运城市解州镇的一个贫民家庭。
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五期生。
1929年发动了大冶兵暴，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历任红军支队长、纵队长、团长、师长、师政委、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红十五军团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常驻委员、人民武装部长和高级党团书记、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中区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副政委，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政委，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民政部部长、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一届会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1年3月30日22时11分，程子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林爽爽，程子华之女。
1965-1970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学员；
1970-1973南京无线电厂设计所技术员；
1973-1986航天部五院五零一总体设计部工程师；
1986-1989国家科技部综合管理局处长、高级工程师；
1986-1994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局副局长；
1994-2000昆明市政府副市长；
2000-2007昆明市人大副主任（正厅级），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