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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周保黎

日期:2016-11-01 16:12 来源:《黄埔》 作者:周小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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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人家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居住在当今湖南祁东县万福岭乡元木冲村的一户周姓人家,被乡邻亲友誉为“黄埔人家”。

  翻开周氏族谱:

  太爷爷周树棠,生于道光十七年,享年48岁,是清朝同治年间国子监太学生。在修订家族家谱时,制订了“家训十条、家规八戒”,并亲手拟一副对联,金字木板雕刻挂于厅堂的祖宗神龛两侧:

  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

  爷爷周忠丙,学名周鹿卿(1869—1947),清末黉门秀才,早年做过吴佩孚的文书,曾任职湖北督军署军法处处长。

  配偶邹氏,膝下七男一女。

  周忠丙执行家规严格,管教有方,规定儿女:须勤学自律,家内须尽孝,家外须尽忠。

  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子女学习,1895年,从湖北请来武术大师周举在家教子女习武。

  儿女在四五岁起就进入私塾读书,做功课,每天按时读书、练武。十多岁时,儿女们都能吟诗答对、写文章,都有一手好书法,有一人敌三的好武功。

  当时的年代,军阀混战,外敌屡屡侵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周忠丙忧国忧民,要把儿女培养成文武全才,希望将来为国出力,亦鼓励子女报国从军。

  儿女长大成人后,遵循父亲意愿,8个子女中有6人考进黄埔军校并从军报国,为当时国家结束军阀割据、抵抗日寇的侵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儿:周锷生,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读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历任湖南高等法院审判官、山东淄城县(现淄博县)法院院长等职。

  二儿:周倜生,生于1894年,永州濒州中学毕业,历任军部副官及本县区长等职。

  三儿:周洛生,生于1898年,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历任湖南社会军训练总队连长、营长、上校团长派驻重庆,1948年,在重庆被国军内部以共党嫌疑暗杀。

  女儿:周咏南,生于1900年,黄埔军校16期,国民革命军(以下简称国军)少校。

  四儿:周熙生,生于1902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毕业,历任京沪铁路巡官等职,患肺病早年逝世。

  五儿:周纪纲,生于1904年,黄埔军校5期,国军少将,历任第5路军特派员,铁道部京沪铁路警务局局长,新中国前夕,任职国军湘游纵队副司令,在湖南和平起义书上签字,是湖南起义将领之一。

  六儿:周保黎,生于1906年,黄埔军校6期,国军少将。

  七儿:周伯恺,生于1908年,黄埔军校8期,国军湘游纵队上校团长,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受家庭影响,孙辈长大也纷纷报考黄埔军校,从军报国:

  周克铭,生于1914年,黄埔军校12期,陆军第2骑兵团上校团副,解放前夕,在国军湘游纵队,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铁铭,生于1922年,黄埔军校16期,国军湘游纵队中校,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继武,生于1919年,黄埔军校15期,国军青年军205师中校军需,解放前病故。

  周绳武,生于1924年,黄埔军校18期,国军湘游纵队少校,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周纬武,生于1926年,国军湘游纵队上尉连长,解放前夕,随军队参加湖南起义。

  黄天,生于1920年,黄埔军校16期,国军青年军205师中校作战科长,解放前夕,在北京随军起义。

  周家两代共有11人先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均进入国军,都参加过抵抗日军的战斗,并且在战斗中立功晋升。11人中,有两名将军,9名校级军官。

  一个家庭,有如此之多的人考入黄埔军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军报国,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故此也被乡邻亲友所推崇,亦誉称周家为“黄埔人家”。

  说到这一“黄埔人家”,自然就要特别浓笔,姑妈周咏南率儿子黄天,一同报考黄埔军校,一同抗日,从军报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周咏南(1900—1966),衡阳含章女子中学毕业,19岁嫁入祁阳县黄橘家。因双方父亲同为清末黉门秀才,是相当要好的朋友,遂指腹为婚,成了亲家。

  周咏南20岁,生一儿取名黄天,小儿才9个月,丈夫去世,留下寡母孤儿。周咏南在私塾、学堂担任教员,决意抚孤成长,终身不嫁,父兄屡夺其志亦不能动摇她的决心。

  1937年,黄天毕业于南京三民高级中学,适逢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母子立志投笔从戎。

  1938年,周咏南领着儿子一同去报考黄埔军校,衡阳招生处负责人对周咏南说:“你年龄39岁已超龄,不能报考。”

  周咏南含着泪水,指着黄天对负责人说:“这是我的独生子,9个月失去了父亲,我吃尽千辛万苦将他带大,难道我会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去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应以身作则,今母子同时从军报考,共赴国难,祈求报国疆场上,你忍心拒我于千里之外吗?”

  招生官被感动了,最终同意母子报考,考后竟双双上榜录取。分队时,黄天分在16期2总队,在四川学步兵,周咏南分在16期女生总队,在江西雩都学战前救护。

  母子于1940年元月同日毕业。在毕业典礼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亲自以“蓉厅爱字第二五六号嘉奖令”嘉奖了周咏南,嘉奖令说:“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

  当时《救国时报》亦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过大幅报道,号召全国人民要像周咏南那样爱国,寡母孤儿同时从军抗日。

  毕业后,周咏南分配在第九战区湖南抗日前线,国民党第53军,任职政治部中尉干事、妇女连连长。黄天分在第六战区,驻湖北恩施。

  1943年冬,常德会战前,周咏南给黄天写信道:“吾儿悉知,常德战事,一触即发,尔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报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

  常德会战爆发后,周咏南率领妇女连英勇参战,毫无惧色。在交战中,周咏南腿部中弹负重伤,仍指挥连队顽强抗击日军,后被从战场抢救出来送入一二九兵站医院救治。1944年伤愈后,留任一二九兵站医院新闻室少校主任,从事伤兵的励志工作。1945年日军投降。内战前夕,周咏南毅然退伍回到老家,又当回了教师。

  黄天服役国民党青年军205师,任师部作战科中校科长,驻守北京。1949年元月,军队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加入解放军。1952年转业,工作于祁阳县水电局。

  学文习武

  我的父亲周保黎,字谷生(1906—1952),出生于湖南祁阳县(现湖南祁东县万福岭乡元木冲村),有兄弟姐姐8人,排行第七。

  与同家兄弟一样,在严格的家规管教下,周保黎4岁开始入私塾学文习武,长进不断。14岁进祁阳县实业银行当学徒,3年后转为店员,业务是记账算账。又一年,实业银行停业,周保黎回家后继续读书。

  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周保黎及家庭成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没有见过姑妈周咏南,也没有见过她的书法,但从网上查到的资料看,她一手漂亮的颜体能以假乱真,还著有《孤灯诗稿》。父亲的书法也相当出色,其档案卷宗里有用毛笔写的书面材料,可见笔力功夫不菲。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和品德是相辅相成的。母亲说过,父亲兄妹8人,都是一夫一妻结发相伴,只有一人是妻子病逝后续取的,这从周咏南早年亡夫,坚持抚孤不嫁可见一斑。母亲还说,父亲兄弟无人抽烟酗酒,家里做官的很多,没见有谁很有钱。也感觉每个人都有礼有节,信义有度。良好的品德,也为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信誉的基础。

  从军报国

  周保黎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吴佩孚也是清末秀才,或许因此,吴佩孚予之重用,先在身边做文书,再官至湖北督军署军法处处长,大概像当今的军事法庭庭长。

  做一名威武的军人、一名正统的军人,既是军法处长的标准,也是父辈对子女们的要求。晚辈们亦按照前辈的意愿,努力做一名正统的、有出息的军人。

  1926年,20岁的周保黎到长沙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第1期,被录取为炮科学员。

  1928年春,该校并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同年集体加入国民党。

  母亲说,由于父亲年幼时学文习武的底功,使他在军校的军事理论课、军事训练课等各项科目,成绩都很出色,得到教官的一致夸奖。1928年7月黄埔军校毕业后,作为优秀生被分到重要部门——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做见习士官,见习期满第二年,即1929年6月又被调回黄埔军校当训练少尉教官。

  在国军中成长

  周保黎军校毕业做训练教官,有壮志未酬之感,到真枪实弹的战场去,才是他从军报国之目的。于是,他提出申请,要上前线。在做了一年教官之后,他被分到国民革命军教导第2师(师长张治中),直接进入腥风血雨的战场,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其较大的战事经历如下:

  1930年初,调入国军教导第2师特务营2连任中尉副连长。4月,参加陇海路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战争双方均派出重兵,双方军力亦旗鼓相当,你争我夺惨烈战斗近半年,至同年9月,战事结束,部队调驻杭州梅东高桥营房整训。

  同年,周保黎所在部队改编为陆军第4师,周保黎升任上尉连长。

  1931年,部队调驻蚌埠营房,周保黎升任营副,同时参加皖北对红军徐向前军队的作战。

  1932年,部队调驻开封营房,同时参加京汉路对军阀石友三的作战,至秋,战事结束。部队仍调回开封营房,同时第4师改编为两个师,即第4师、第25师。

  1933年春,部队改编完毕,周保黎调25师(师长关麟徵)任代理营长,而后任少校营长。3月,部队北上长城古北口等地,参加对日寇的长城战役,至5月战事结束。部队在北平北郊休整。

  1934年6、7月间,部队调回北平黄寺营房,补充整训。

  1935年,何梅协定后,部队调洛阳西宫,周保黎升任中校副团长。8、9月间,周保黎任代理团长;11月,调任上校师副。

  战争年代,一个指挥官必须勇猛、指挥有方,带领的队伍能打能拼,累立战功,才有可能从下级军官逐步升迁至中、高级军官。周保黎机智勇猛、指挥得宜,带领所部敢打敢拼,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作战任务,多次荣立战功,并逐级荣升,深得军团长关猛的赏识。

  自1930年至1935年底,周保黎在关猛手下由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升至副师长,军衔由中尉、上尉、少校、中校升至上校。仅仅6年,由下级军官荣升为高级军官。应当说,这么快的升迁速度,在当时的国军中是不多见的。

  接着,军委会批准,推荐周保黎去南京投考陆军大学(培养高级将官的军校,黄埔军校是培养下级军官的军校)。因为要读陆军大学,周保黎从此离开了关猛,军事生涯也发生了转折。

  这里给周保黎带兵打仗作一小结,有评论说,张治中是唯一没有与共产党军队打过仗的国民党将军。周保黎的作战经历:与红军打过一仗,与军阀打过两仗,与日寇打过许多仗。

  西安事变之抗日表态

  1936年到南京后,因陆军大学延期半年招生,周保黎随之在南京补习功课待考。数月后,25师以周保黎久未归队呈报,军委会即将其调入军委会当附员。

  1936年9月,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政训处下设政训两科,因急需人手,军委会未等周保黎考试,便委派其前往任政训二科科长。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也将南京派来的人全部扣留,并逐一对“抗日”表态,周保黎及几乎所有被扣留的人都表态:要抗日。

  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要员、周保黎的顶头上司、政训处长曾扩情,在张学良的要求下,在大会上大表抗日之决心,媒体将此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引起蒋介石的不悦。事变结束后,曾扩情回到南京刚下火车,便被戴笠扣押。

  据母亲说,对“抗日”表态别具一格的当数陈诚,陈诚表态说:我不过问政治,我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委员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忠心的说词,令蒋欣悦。

  效力胡宗南

  西安事变后,西北剿匪司令部撤销,周保黎回南京不久,即1937年初,胡宗南申报军委会,请调周保黎为78师参谋长,恰逢军委会已派赵桂森到任,胡宗南又报请调周保黎为该师政训处长。

  而后,军委会调任周保黎为17军团高级参谋,17军军长为胡宗南,不久17军团被派往上海参加对日寇的淞沪战役,此战中日双方都派出重兵,战役打得极其惨烈,部队损伤相当严重,胡宗南把指挥部成员组成作战队,直接带上阵地作战。淞沪战役结束后,17军团全部调驻西安整训、补员。

  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许多青年学生前来参军,为此,17军团特地组建学生总队,对学生新兵进行军事训练,充实军队。

  由于周保黎有军校背景、做过训练教官、有作战和带兵的经历,1938年1月,被胡宗南任命为17军团学生总队总队长,也开启了以后的以训兵为主的工作。

  1938年8、9月间,学生总队结束,改为洛阳战时干训总队,仍任总队长。1939年底,干训总队结束,调任西安战区(第十战区)政治部副主任。

  山东募兵5万

  淞沪战役结束后,胡宗南将所剩的不足万人带到西安整训补充,两年后17军团虽然已经满员,但距胡宗南数十万军队的宏大规划还相差很远,胡还在陕西王曲创立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为将来数十万军队培养军官。

  一次,胡宗南在与周保黎谈话时说道,无论是军队还是军校,都急需大量补员,而补员却成了难题。如果在本地大量募兵,必然会使本地劳动力大幅减少,从而对本地的生产、经济釜底抽薪。而要到邻近的其他国军战区去募兵,因为数量大,必然会引起国军内部的反对。看来只有去日寇占领区募兵,估计招募对象和数量不愁,因为不满日寇占领的青年很多,问题主要是招募期间有危险,肯定会受到日军的阻扰,打仗不可避免。

  谈话后,胡宗南授命周保黎带队赴山东日寇占领区秘密招募男青年5万。

  约半年,周保黎分多批次,总共带回山东青年(18至22岁)5万,其间多次与日军发生交战。

  《胡宗南回忆录》有记载:“命周保黎入山东募兵5万。”

  5万山东青年,其中有文化、愿意投考军校的,通过考试,入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其他都编入军队当兵。

  募兵5万,对周保黎来说,只是完成一项任务,但对于5万青年来说,却是一次命运的改变。《山东商报》刊登采访90高龄老兵于同欣的报道。于老说,年老了,很多事都忘了,但还记得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分校主任胡宗南、补训处处长周保黎;也还回忆起当年秘密募兵,以及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奔赴西安,及在第七分校学习的经历。

  当然,募兵5万,对于胡宗南来说,是希望变为现实,在走向“西北王”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5万山东兵,后来还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又引来青年众多。

  “到日寇占领区募兵5万”,也得到军委会、蒋介石的夸奖,并向其他战区介绍推介。当然,胡宗南也褒奖了周保黎,对他更加赏识了。

  这次募兵,也是周保黎在国军服役期间最出色的一次立功。1940年5月,周保黎的军衔晋级为少将,任职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14总队少将总队长。

  训兵并养猪

  1942年秋,周保黎调往军政部管辖的鲁西编练处任处长,驻豫东临泉。

  1945年5月,鲁西编练处改编为新编41师,周保黎任师长。这段期间,他主要是训兵练兵。

  母亲说,当时国家很穷,军队供应不足,士兵勉强能吃饱,但吃得不好,营养不够。父亲在编练处时,安排军队养猪,改善士兵伙食。这在当时是一新鲜事,也是国军首创,得到军委会的夸奖与推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第41师被撤销,士兵与装备并入28师,周保黎与准尉以上军官编入西安第15军官总队等待转业或退伍。

  1946年秋,周保黎由第15军官总队调任第23军官总队任总队副。

  国民党延安专员前后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消灭中央苏区、攻占延安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从国军的战区序列排名可以看出。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根据抗击日军的重要区域来排名战区序列,胡宗南的西安战区不是抗日重要地区,故排名居后,为第十战区。抗战结束,蒋介石根据国共内战的重要区域,重新排名战区序列,西安战区则跃升为第一战区。胡宗南自恃拥兵数十万,领衔受命进攻延安,为此而作全盘部署。

  胡推荐周保黎任延安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得到军委会批准、行政院任命。

  1946年,周保黎办理转业,任延安行署专员,并受命拟文,进驻延安后,行署将采取的政策、措施,简要如下:

  第一是停征兵,第二是停征赋,第三是停苛税等。当时认为,战争将会使延安居民逃离,而采用怀柔政策可使逃离居民回来。怀柔政策包括:向延安民众送发粮食、钱物等生活用品。其次是改建学校,让学生受民国的教育等,行文得到行政院同意、采纳。

  1947年2月,周保黎被正式调往陕西第二区(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任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专员公署原设在耀县,4月底迁至延安,辖延安、安塞、保安、延长、富县、甘泉等6县。

  在延安战场上,仅前几个月,胡宗南军队中的相当部分,就被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整旅、整师地各个歼灭,多个旅长、师长被击毙、活捉。军长刘戡战败自刎,国军军力大伤,进攻延安败局已定。

  国军收缩至延安等孤城。1947年9月,延安城开始被解放军包围,形成围而不打的态势,延安至西安的道路被切断,国军补给全靠飞机空投。

  直至1948年3月,驻守延安的国军接到撤离指令,国军头领随即开会讨论撤离方案,会上提出的方案有两种:

  一、从小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通汽车的大路早已被解放军切断,给养都不能通行,解放军必定在道路两侧重兵把守,走大路等于送死。小路虽然难走,但逃生的希望较大。

  二、从大路向西安撤退。理由是:小路路长行走费时费力,军队的重装备难以搬运,解放军虽不会重兵把守,但马上就会得知国军撤退路线,一旦在山中小路被包围,结果可想而知。

  会上两种意见互不相让,最后由周保黎拍板决定:走大路。

  会上也讨论了遇到阻击后,军队如何应对,实在不能前进,则请求西安救援,撤退时间定在早上。

  会上,周保黎还说,一年来,行署做了不少怀柔工作,这次撤退也不知今后还会再进延安否,为使百姓留下好印象,要求军队不要像败军过城做人为的破坏,军队带不走的东西也不毁坏,送给百姓。

  会后将会议内容报告胡宗南得到同意。

  此时,驻守在延安的国军用“龟缩”来形容其心态,或许最为恰当。大家都明白,驻守延安是没有出路的,但要走出延安,犹如跨越雷池。明摆着是走进伏击圈,明摆着是自投罗网,明摆着怒吼的枪弹、炮弹在前。以至撤离延安时军士们忧心忡忡、瞻前顾后。

  撤离延安那天,在军队集结临行前,周保黎作了简短讲话,表示行署官兵将走在撤军队伍的最前面,为军队挡住第一批射来的子弹。说着,行署官员、卫队肃整衣装,八人一排,周保黎居中带领走在撤军队伍的第一排。这身先士卒的精神,使早已低落的士气有了稍稍的提振。

  走出延安,只见大道两侧的山上,有解放军的红旗在飘扬,有解放军的人影在晃动,时而还有人大声向国军呼喊,只是未见子弹射来。

  周保黎下令:他们不开枪,我们也不开枪。

  子弹随时都有可能像雨点般地射来,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上万人的队伍无人言语,只有双脚在快速地行走。

  真是不可思议,数天后,撤离队伍一路平安地走到国军地界,居然有惊无险。

  就这样,双方未打一枪,国军未损一兵一卒,安然回到西安,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包括胡宗南也是笑容满面。

  看来,周保黎决定走大路对了,周保黎与行署官兵都是临危不惧的好汉。

  当惊慌、恐惧烟消云散后,在西安胡宗南的军营中,几乎所有的人,又开始问起了一个新问题:撤军沿路的两边山上,明摆着有解放军的伏击部队,解放军为什么不开枪?

  百思不得其解。确实,在当时兵戎相见、严重对峙的交战双方,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是首要选择。

  有人说,解放军包围延安近半年不打,是不想毁坏延安,这次撤离延安,没有做人为的破坏,所以解放军手下留情。

  也有人说,解放军不打,可能是撤军队伍里有他们不想打的人,会是谁?这个问题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想。

  自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共产党特工身份曝光后,军营里大家的警惕性明显提高了很多。

  警惕的猜想逐渐改到周保黎身上,原因有几点:其一是周保黎决定撤退走大路;其二是周保黎规定不做延安的毁坏;其三是周保黎走在撤军队伍最前边。

  这些猜想又关联到一个叫王正(正字可能有误)的人。早在周保黎任新编41师师长时,王正是1团团长,跟从周保黎多年,相处很好。

  离开胡宗南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军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特别是精简了大量(约十多万)军官,对这些军官又没有做好精简后的疏导与安排。被精简的军官认为,抗战胜利了,自己却被当拐杖扔了,以致造成这些军官极其不满、到处闹事。当时引起全国轰动的,有几百军官(其中包括将军多人)到孙中山陵的“哭灵事件”。

  当时,新编41师被精简撤销,所有军官编入军官总队等待转业回家,据说转业费很少,有些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军官们感到失望与愤怒,开始闹事。王正大概是闹事头领,闹得比较凶,那时他脚有伤住在周保黎家中。

  有一天,军统的人和周保黎说,王正是共产党,可否进家抓捕?周保黎说,不可能,王正跟随我多年,这次是因精简而闹事。

  王正在周保黎家住了近两个月,脚伤好后,王正便对周保黎说,想回家了,但觉得门外有军统特务会抓他。周保黎就用汽车把他一直送出了西安,自然也送了些回家的盘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军从延安撤退,解放军伏击没打,胡宗南军营中议论纷纷。此时,军统也传话出来,说王正离开周保黎家就跑去延安了,使得议论更沸沸扬扬。周保黎感到了人言可畏、口水淹人的压力。

  从胡宗南的角度来说,周保黎在自己左右多年,尽忠尽职、尽心尽力,视为心腹。母亲说,所有军官,师长、军长要进官邸见胡宗南,都要警卫、副官先进去通报,时常胡宗南还不待见。而周保黎进出官邸无需报告,自由进出,享有如此待遇的没几个人。虽然胡宗南不相信军中对周保黎的议论,但在与周保黎谈话时也问过好几次,解放军为什么不打?

  自从延安败退,胡宗南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也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情绪低落,周保黎感觉到胡宗南的冷漠,产生了心灰意冷之感。

  母亲在世时多次说过军长刘戡,与周保黎是关系要好的军中友人,在没有进军延安前,刘家人来人往,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刘戡战败成仁后,家里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回到西安后多次与母亲去看望刘戡太太,只见刘家门庭冷落,悲惨凄凉,哭声阵阵。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从延安回到西安两个月后,即1948年5月,无官职的周保黎便向胡宗南告假离开了西安,从此结束了为胡宗南效力的生涯。

  汤恩伯的委任

  1948年7月,周保黎举家迁居上海,欲解甲归民。

  11月,周保黎不回西安的消息被新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听说,汤恩伯便在官邸约见周保黎。

  用汤恩伯的话说,他是看着周保黎在军中长大的。

  周保黎在黄埔军校6期读书时,汤恩伯任黄埔6期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其后,周保黎实习结束调回黄埔军校做训练尉官,与汤恩伯共过事;周保黎进入国军教导2师当副连长,汤恩伯在该师当旅长;后此师改编为第4师,周保黎升任连长,汤恩伯升任该师副师长。而后,周保黎在军中的表现,汤恩伯也多留意关注,可以说,汤恩伯对周保黎信任有加。

  此时汤恩伯正受命以上海为中心布防长江下游南岸,其中属下第20军是新调来的川军,汤担心对该军的指挥、补给、协调不力,特委周保黎出任第20军副军长,委任书当即递交,限日到任。并说,将安排舰船载运军官家属撤至台湾。

  在周保黎的心目中,汤恩伯有教官之尊、长官之尊,也很感谢汤恩伯在自己解甲之时还如此信任、委以重职。

  但是,周保黎自从延安败走,特别是离别胡宗南后,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的战场上,国军连连战败,主力几乎耗尽。周保黎在简历材料中写道:“以我当时的判断,1949年,中国大陆即可全部解放,1950年,台湾必可解放,香港亦可收回。”离开西安后,父亲与母亲经过认真商量,决定解甲归民。

  就在两个月前,湖南亲友还带信来,说程潜号召“湖南人为湖南出力”,希望周保黎来湖南。因“归民”思想已定,也没有前往。

  如今,汤恩伯的委任状下达,军人知道违命的后果,在上海“归民”已不可能,周保黎便很快购买了从上海开往武汉的船票,于次日携家眷上船。上船前,周保黎请军中友人呈交汤恩伯一信,信中向长官辞谢委任,表示解甲归民的心意。

  荣任长沙警备副司令

  在武汉下船后,周保黎于1948年12月辗转回到老家过年,安排家眷的生活、小孩的学习。

  1949年春节过后,周保黎夫妇同往长沙拜会友人,住在黄埔6期同学、结拜兄弟苏本善将军家中。兄弟相见分外亲近,谈话得知周保黎近况后,苏本善马上就带周保黎夫妇到他公务的地方——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

  警备司令萧作霖将军与周保黎是黄埔6期同学,感情相当好。苏本善是副司令。

  同学三人交谈无拘无束,自然谈得最多的是时局,都认为解放军将很快越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交谈中,萧作霖、苏本善也谈到湖南省主席程潜对湖南前景的看法:解放军解放湖南只是时间问题,为避免生灵涂炭、城市村庄毁坏,和平解放湖南是最好的选择。

  已经不打算在国军这条道上走到黑的周保黎,听了两位同学谈及程潜对湖南前景的看法,感到眼前一亮,意识到这是一条走到亮的道路,并表示,赞同程潜主席的明智之举。

  萧作霖、苏本善听了周保黎的表态,也非常高兴,马上就与程潜约定时间,与周保黎前往拜见。

  在萧作霖、苏本善的极力推荐下,很快,即1949年3月,程潜下达委任书,任命周保黎为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从资料查看,程潜1949年1月起开始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之大事。周保黎任长沙警备副司令的时间是1949年3月至5月,这3个月,也正是程潜在为和平起义紧锣密鼓的关键时段。

  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是警卫省府、警卫长沙、维持长沙治安的重要部门,也是程潜实施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要支柱部门。司令部司令萧作霖、副司令苏本善都是和平起义的铁杆人物,是程潜的亲信。特别是萧作霖,跟随程潜多年,是程潜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见湖南起义领袖,与程潜同往的只有萧作霖。

  在湖南和平起义紧锣密鼓的关键时段,受任司令部副司令,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其一,赞同、支持、并愿意跟随程潜为湖南和平起义作贡献;

  其二,得到司令部萧作霖、苏本善的极力推荐,特别是司令萧作霖的推荐;

  其三,得到程潜高度信任。

  也就是说,周保黎符合以上条件,才在这紧要关头得到如此重要的委任。

  在3个月的长沙警备副司令任职期内,周保黎受到程潜“以和平方式解决湖南未来”思想的影响,多次与萧作霖、苏本善一同商讨、参与、拥护程潜和平起义的有关活动。

  周家在国军服役的军官,解放前夕都会聚到湖南参加了起义。

  1949年5月,为防止湖南起义,白崇禧携陈明仁将军到长沙,严令改组长沙警备司令部,撤掉萧作霖司令职务,任命陈明仁为司令,也撤掉了周保黎副司令的职务,放话要抓萧作霖,萧作霖逃往邵阳躲避。

  程潜此时接着任命周保黎为湖南政府参事,打算留在身边待用。

  不久,程潜省主席也被撤掉,程潜也准备离开长沙躲避,特告诫周保黎:局时不控,暂且一避。

  周保黎因担心住在祁阳老家的眷属,多为妇孺、小孩,随即离开长沙,返回老家。

  1949年5月,白崇禧集结大军数十万于衡阳、长沙一带,大战即将开打。为家中妇孺免遭战争袭扰,周保黎19日携眷南下迁赴桂林,租住桂林八角塘12号。6月,租桂林解放东路德丰商店(原中正东路167号),经营香烟、油、棉纱等杂货,借以维持生活。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国军官兵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继而挥兵南下,桂林于1949年11月23日解放。

  按照街上张贴的桂林市解放军军管会的通告规定,周保黎前往军管会登记、表明身份、并送去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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